1949年，开国大典上，唯一的僧人巨赞法师。日军攻占桂林时，他手举大刀，连续砍杀130多名日寇。他杀红了眼怒吼着：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   一个吃斋念佛的僧人，如何能够手刃100多名日寇。   并且这完全与佛门的“不再理红尘事”背道而驰。   然而新中国成立后，他却被邀请站在天安门城楼上。   周总理还为他题词“上马杀贼，下马学佛”。   那么这个僧人到底有何本领？   巨赞法师，原名潘楚桐，并非生来就与佛门有缘。   1927年，他考入上海大夏大学，正值国家内忧外患之际。   他积极投身革命，却目睹山河破碎，同胞受难。   未能等到毕业，他就回到家乡江苏江阴，担任小学校长。   他带领教员开展爱国运动，却遭到通缉，被迫逃亡杭州灵隐寺。   这次逃亡，意外地将他引向了佛门。   在灵隐寺，他与太虚大师相遇，并最终皈依佛门。   抗战爆发，彻底打破了巨赞法师的修行生活。   日寇的暴行，让他心中的矛盾愈发激烈。   一边是佛门的清规戒律，不得杀生。   一边是民族大义，救亡图存。   最终，他做出了一个惊人的选择。   1944年，日军占领广西桂林，巨赞法师所在的村庄也未能幸免。   日军烧杀抢掠，无恶不作，彻底激怒了巨赞法师。   他意识到，在这个乱世，单纯的佛法教义无法拯救苍生。   他脱下袈裟，换上便服，组织村民拿起武器，反抗侵略者。   那一刻，他不再是慈悲为怀的僧人，而是一位手持“伏魔刀”的战士。   他带领村民与日军展开殊死搏斗，亲手斩杀百余名日寇。   这场战斗，让他背负了“杀生”的罪名，却也让他赢得了“护生”的威名。   抗战胜利后，巨赞法师重新回到佛门，继续他的修行之路。   他回到杭州灵隐寺担任住持，并撰写了《灵隐小志》。   然而，他并没有忘记“救国”的使命。   新中国成立后，他积极参与佛教改革和建设，并投身于社会公益事业。   他创办“大雄麻袋厂”，带领僧众投入生产，将产品捐献给国家。   他还参与中国佛学院的建设，并担任副院长。   将佛学与世俗知识相结合，培养新一代的佛教人才。   他深知杀生的罪孽，却也明白，在民族危亡之际，有些事情比遵守戒律更为重要。   他认为，杀生并非为了杀戮，而是为了阻止更大的杀戮。   是为了保护更多无辜的生命。   这是一种特殊的“护生”方式，一种在极端环境下的无奈之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