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钟雅欢通讯员刘俊林
今年是邓小平同志诞辰120周年，作为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永远留在国人的记忆中。
江西岁月，在邓小平70多年波澜壮阔的革命生涯中占有特殊地位，邓小平曾说“我对江西是有感情的”，江西人民对邓小平也怀有深厚感情。
1931年8月至1934年10月，邓小平曾在中央苏区战斗生活了3年多，负责主编总政治部机关报红星报。同是新闻工作者，日前，记者满怀敬意走进瑞金中央革命根据地纪念馆，这里珍藏了1933年9月3日出版的红星报第五期，为国家一级文物。
红星报是中国工农红军总政治部机关报，1931年12月11日在红都瑞金由中革军委总政治部（1932年1月改称中国工农红军总政治部）创办，其宗旨是：“加强红军里的一切政治工作，提高红军的政治水平、文化水平，实现中国共产党苏区代表大会的决议，完成使红军成为铁军的任务”。
1933年6月下旬，在中国工农红军总政治部主任王稼祥的举荐下，邓小平被调到红军总政治部任秘书长兼红星报主编。邓小平是办报能手，早年他曾在法国巴黎协助周恩来编辑旅欧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的机关刊物《赤光》，在撰稿的同时还负责刊物的编辑、刻板和油印，被大家亲切地称为“油印博士”；任瑞金县委书记后，又领导创办了《瑞金红旗》。在担任红星报主编后，他重操旧业，得心应手，决心要把红星报办好，让它成为传播党的思想和文化知识的一个主阵地，更好地为红军、为革命战争服务。
红星报创刊初期定为5日刊，实际不定期，一般为4开4版，有时6到8版，由中革军委印刷所铅印出版。1933年3月3日第31期起，改为32开油印期刊。同年8月上旬，邓小平将红星报恢复为4开版铅印报纸，并重新开始编号。邓小平主编的红星报生动活泼，内容丰富，形式多样，从政治、思想、军事、文化娱乐等各方面，对红军建设进行宣传，有力地配合了苏区党、政和红军的各项中心工作，深受广大红军指战员的喜爱，被称为“战士的良友”“革命战争的一只有力喇叭”，加强了红军全军的政治思想建设。
“红星报成了‘红军党的工作指导员’、‘一架大无线电台’、红军的‘政治工作的讨论会’、红军部队的‘一面大镜子’‘红军的俱乐部’。”瑞金中央革命根据地纪念馆党组成员、瑞金市史志研究室负责人苏春生说，红星报及时宣传党中央和苏维埃中央政府、中革军委、红军总部作出的关于军事斗争和红军建设的重大战略部署和方针政策，并开设了“最后电讯”“捷报”“前线通讯”“革命战争”等专栏，迅速及时报道了红军的战斗情况和胜利消息，还经常以社论、署名文章和开设“党的生活”“支部通讯”专栏以及专题报道等形式，从各个侧面全面反映红军党的建设、青年工作、政治工作、群众工作、教育训练、文化娱乐等方面的情况，总结交流经验，指导部队建设。
同时，红星报开设了“铁锤”“自我批评”等专栏，揭露红军中存在的官僚主义、消极怠工、贪污浪费等不良现象。红星报敢于碰硬，既敢于批评普通干部战士，也敢于批评高级领导干部。并开设了“军事测验”“军事常识”“卫生常识”“猜谜”“问题征答”“小玩意”“诗歌”“列宁室工作”等专栏，深受红军战士喜爱。
红星报倾注了邓小平的大量心血，很长时间编辑部只有两个人，除邓小平外，只有一名通讯员给他做帮手。组稿、采写、编辑、排版、手写美术标题、印刷、发行等工作，几乎都要邓小平一个人做，尽管编务繁忙，条件限制，他还是竭尽全力把红星报办成了红军一流的报纸。在红星报社编辑部所在地瑞金沙洲坝白屋子，经常可以看到邓小平在昏暗的油灯下，挑灯夜战的身影。红星报中许多没有署名的社论和文章，都出自邓小平的手笔。
邓小平坚持群众办报方向，建立了一支拥有500多人的通讯员队伍，这些通讯员中，既有党政机关和红军部队中的各级领导干部，也有基层的普通战士，他们既是前线战斗的战士，又是战地记者，既持枪杀敌，又挥笔写稿。所写的既是他们的战友，又是他们自己，写出的文章有血有肉，生动真实。
中央领导人特别关注红星报。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王稼祥、博古、张闻天等都在红星报写过不少社论和文章。
1933年8月，正值八一南昌起义6周年，红星报决定在“红军故事”专栏中刊发一系列有影响的红军战斗故事以纪念南昌起义。邓小平向毛泽东约了稿，毛泽东爽快答应了。1933年8月13日红星报第2期第4版“红军故事”栏目里用整版篇幅发表了毛泽东以“子任”为笔名写的《吉安的占领》，毛泽东用生动活泼的笔调，绘声绘色地叙述了红一方面军于1930年10月4日成功占领江西吉安的全过程。文章发表后立即在广大红军指战员中引起了强烈反响。
1933年9月，第五次反“围剿”前夕，红星报第8期刊登了朱德、周恩来、叶剑英的倡议：“为彻底粉碎敌人的第五次‘围剿’，我们愿意将存于中央政府的1932年的两元钱公谷费全部捐给战争，并希望全体红军一致响应‘红星号召’”。消息刊登后，很快就得到红军各军团的热烈响应，不仅公谷费如数捐出，而且连伤病号也纷纷捐献了节余的休养费支援革命战争。
1934年10月10日晚，邓小平带领红星报编辑部随第二野战纵队（红章纵队）从瑞金出发，踏上了战略大转移的万里征途。在长征途中邓小平依然坚持编辑发行红星报，在长征中发行了28期，成为宣传报道长征、记载长征的原始报刊，在长征中起到了它担负的宣传者和鼓动者的作用，对红军的思想政治建设作出了出色的贡献。
长征路上，为了振奋革命队伍的士气，红星报接连发表了《突破敌人封锁线，争取反攻敌人的初步胜利》《我们的胜利》《我们在反攻中的胜利》《以坚决勇敢的战斗消灭当前的敌人》《当前进攻战斗中的政治工作》等文章，进一步阐明了红军转移突围的行军作战意图，使广大指战员明确了前进的方向。
遵义会议后，结束了“左”倾领导人的错误领导，确立了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中央的正确领导，红星报先后发表了《为创造云贵川新苏区而斗争》《以进攻的力量大量消灭敌人创造川陕甘新苏区》等社论和文章十多篇，准确传达了党中央和中革军委的战略部署，使红军指战员理解中央的作战意图，明确了前进的方向。
1934年10月，红军主力长征后，红星报继续编辑发行，于1935年8月停刊。从1931年12月创刊到1934年10月，红星报前后共出124期，发行量达1.7万余份。其中，邓小平主编的红星报到1934年10月止在中央苏区共出66期。红星报的创办，犹如黑暗中的一道闪电，在宣传党和红军的方针路线，动员红军和群众支持参与革命战争，发挥了宣传喉舌和战斗号角的重要作用。
苏春生说，红星报及时地传达了党中央、中革军委关于红军长征的战略部署与战斗指令，宣传了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详细报道了长征中的战役战斗，刊登了红军与各地群众进行革命斗争的消息，记载了许多重大历史事实，是我们研究中央苏区史、红军长征史的重要文献，是感悟长征精神、研究红军政治工作的重要窗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