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卫国
笔记是都城文学书写的重要文体，吕叔湘曾将《东京梦华录》《梦粱录》《都城纪胜》等书视为“都市文学之滥觞也”。我国都城文学书写的中心，宋以前在长安与洛阳，两宋在汴梁与临安，元明清时期则在北京。明清二代，专记北京之笔记数量剧增，一时蔚为大观，形成笔记中的特殊景观。
明清专记北京之笔记，内容庞杂，门类繁多，时间跨度长，作者身份千差万别，其书名亦各不相同。较之“北京”，明清文人似乎更青睐京师、帝京、旧京等称谓。这些北京称谓蕴藏的“微言大义”，呈现了明清北京城在不同时空中的多面性与复杂性，展现了北京自明代以来波谲云诡的都城命运，体现了作者个人身份与遭际、特定时局与政局等因素对都城北京书写的影响。考察之，是研究都城文学书写的独特视角，有助于都城文学研究的深入与深化。
北京：称谓的变迁即城市变迁史
悠久的建城史与建都史赋予了北京复杂的城市文化记忆。这些记忆中，地名称谓是北京独特的文化标识。北京的称谓多达60余种，如蓟城、燕都、涿郡、幽州、北平、北京、顺天府等，一个个不同的称谓指向北京特殊的城市变迁史，融汇在城市形象和城市文化的记忆里。
历史地理学家侯仁之说：“北京建城之始，其名曰蓟。”蓟、燕为西周初年之诸侯国，蓟城与燕都分别为其国都名，前者在今西二环广安门内外，后者在今房山琉璃河。春秋时期，燕国并蓟国，迁都至蓟城，蓟城为燕都所取代。秦汉隋唐以来，北京系北方军事重镇，称广阳、幽州、涿郡等。北京首次以“京”命名，始于辽。《辽史·地理志》：“自唐而晋，高祖以辽有援立之劳，割幽州等十六州以献。太宗升为南京，又曰燕京。”南京（燕京）称谓的出现标志着北京从北方军事重镇向国家政治中心转变。北京首次以国家之“都”命名，则始于金。金灭辽后，完颜亮迁都燕京，“燕本列国之名，今为京师，不当以为称号”，因此改“燕京”为“中都”。元灭金后，在中都东北另建新城，定名为大都，大都即《马可·波罗行纪》所称“汗八里”。元明清三代，北京皆为大一统王朝之都城。
北京作为元明清三代都城的历史，曾在元明易代后短暂中断。洪武元年（1368），明军攻克大都，朱元璋改大都为北平府，取“丧乱既平，既安且宁”寓意，北平重回北方军事重镇的地位。永乐元年（1403），朱棣升龙兴之地北平为北京，“北京”之名第一次出现。此时，明朝名义上有三座都城，即北京、南京与中都（安徽凤阳）。其中，南京为首都，其余为陪都。在永乐迁都之前，北京为陪都。永乐十八年（1420）迁都之后，“改北京为京师”，北京才取代南京，成为明朝真正的都城。此后，“北京”取代燕京、大都等称谓，成为北京城之正称，沿用至今。
北京虽为明朝的都城，但官方或民间称“北京”者少，而多以“京师”称之。明清笔记书名中虽然少有“北京”称谓，却有诸多北京之别称。这些别称各具特色，各领风骚，从不同侧面描摹出北京城的多样面貌，也透露出不同历史时期不同遭际文人的特殊著述心态。
京师、帝京与旧京：都城命运的跌宕起伏
明清时期，“京师”“帝京”与“旧京”皆为北京之称谓，其核心词为“京”。明清时期的两部坊巷胡同专书，即以“京师”为名。明代张爵的《京师五城坊巷胡同集》，虽然旨在记述“五城坊巷”，但作者却在序言中大赞北京作为“京师”的优越地位。书名以“京师”指代北京，并非随意为之。晚清朱一新的《京师坊巷志稿》序言亦称：“周官之制，度地居民，九经九纬，经涂九轨，顜若画一，所以建皇极而隆上仪也。”此书名“京师”，既是对张爵《京师五城坊巷胡同集》的承继，也是强调北京坊巷胡同有“建皇极而隆上仪”的京师特色。
刘侗、于奕正则在《帝京景物略》书名中以“帝京”称呼北京。其“略例”云：“长安，都秦称也，都燕，非所称也。战国曰燕，金曰燕京，元曰大都，我明而袭古称，奚可哉！我明曰顺天，迄八府而一称之；曰北京，对南京而二称之。今约略古甸服内也，称曰帝京。”在作者心目中，“长安”“燕京”“大都”“顺天府”“北京”都不足以彰显北京的都城地位，唯有“帝京”最为合适。在他们看来，北京有“守天下”之势，“山水之攸结，莫并我帝京者也”。《帝京景物略》成书于崇祯八年（1635），此时虽然距离明亡不足十年，但书中的北京“景物”，仍然一派承平气象。此为晚明士人心目中的帝京印象，也是明亡后留给明遗民的帝京记忆。
这种帝京印象，在《帝京岁时纪胜》中得以接续。作者在书中处处流露出对“皇都”北京的称颂，其序云：“惟是皇都品汇万方，泽流九有，而岁时令节，风土景物，典仪之盛，远迈前古，岂可茫茫无记述？！因自不揣鄙陋，敬以耳目之余，汇集为编，颜曰《帝京岁时纪胜》……略记熙朝景物仪文之盛。匪敢以蝉鸣蛙响，妄附鼓吹于盛世休明也。”生活在如此“熙朝”“盛世”下的北京人，节日里一派喜庆祥和之气，“除夕之次，夜子初交，门外宝炬争辉，玉珂竞响。肩舆簇簇，车马辚辚。百官趋朝，贺元旦也……”该书所列“皇都品汇”，更见北京之富庶。《光绪顺天府志·艺文志》评价此书：“序述京师岁时胜事，当乾隆初年，海宇静谧，人物富庶，游览之胜，十倍今兹”。这是清乾隆年间文人心目中的北京印象，显然，此时的北京较之明崇祯年间的北京更为富庶与安宁。
《帝京景物略》中的“帝京”印象，明亡后则成了“旧京”回忆。史玄在《旧京遗事》中，不时以“长安”“京师”“京都”“京城”“帝京”指代北京，书名则以“旧京”称之。作者笔下的“旧京”，既有万历年间的承平气象，亦有末世之乱象丛生。“旧京”二字，显然寄寓着浓厚的遗民情结。由清入民国，北京再次成为“旧京”。此时的夏仁虎用《旧京琐记》追忆北京，他在书前小“引”中感慨：“及今所述，已为陈迹。告诸后生，或疑诳汝。暇则趋录，著之简篇。钟簴已往，怀哉旧京。荐绅羞言，是曰琐记。”夏仁虎笔下的“旧京”，仍然保有遗民的都城书写传统。《旧京遗事》与《旧京琐记》中的北京，一为明之“旧京”，一为清之“旧京”，隔着近300年的风烟，重复着都城相同的命运。
《京师五城坊巷胡同集》《帝京景物略》《旧京遗事》等书，以书名中的“京师”“帝京”与“旧京”称谓，形象地诠释了明清北京城从稳固、鼎盛到崩塌的跌宕起伏的都城命运。
[作者为中国艺术研究院红楼梦研究所副研究员。欲知作者更多观点，请参阅《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4年第5期《明清文人笔下的北京记忆》一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