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论是“成长的烦恼”还是“人生的阴霾”，最终都要靠他们自己走出来。

宽敞明亮的舞蹈教室里，十几个孩子围坐在一起，在文芳和几名老师的带领下分享着手中的“作品”——一张用杂志碎片拼成的“梦想板”。

文芳（中）带学生进行“梦想板”的分享交流。

大家席地而坐，你一言我一语，热闹的氛围在话筒传到一名戴着眼镜的女生手中时戛然而止。女生的眼眸低垂，看着面前地板的位置一言不发，教室里十几双眼睛盯着一颗小小的脑袋，安静等待着她的声音。

“林音，你能跟我们分享一下吗？我们真的很想知道。”文芳试图引导，一旁的心理老师高华给了她一个“禁止”的眼神，“没关系，我们可以课后再说。”她轻声说道，文芳心领神会，把话筒传到了下一个孩子手里。

在文县二中“艺术乡伴”项目的社团里，“不做强制性鼓励”是教学守则之一，“对于能量相对比较低的孩子来说，过高的能量输出只能让他们把自己藏起来，更难真实地向我们敞开。”

高华口中的这些孩子，正是项目团队此行的主要目的，从今年6月开始，由艺术家文芳、心理咨询师高华等组成的公益团体来到甘肃省陇南市文县，通过一系列艺术体验活动和课程，帮助提升青少年整体心理健康状态。在为期一年的时间里，团队将每三个月进入学校开展一次活动，每次持续一周左右。

作为团体里唯一具有心理学专业背景的老师，高华在团队中经常以“规则制定者”的角色存在，避免过程踏入某些误区；而作为项目的主要发起人和执行人，学当代艺术和摄影出身的文芳一直相信，“艺术是有疗愈作用的”，“在情绪释放的过程里，艺术可以成为我们纾解情绪和压力的好朋友。”

通过文县教育局的牵线搭桥，“艺术乡伴”项目的这一理念很快得到文县二中校长许伟的积极响应，对于这个公益项目的到来，许伟提供了最大程度的支持与配合，因为学校很快意识到，“她们想做的正是自己需要的”。

1

看不见的角落

文县二中是许伟任职校长的第三个学校，以往十多年的教学管理经验让他对学生心理工作特别关注。近两年一次外出培训的机会，他看了一组关于“青少年学生情绪问题”的资料，里面的数字把他吓了一跳。“这个比例已经不小了，我们在平时教学里也有一些感受。”他说，“其实对于学生来说，学习的挑战反而没那么大，只要用心了就能适应，思想和心理上遇到的困难还是首要的。”

学校所在的碧口镇位于甘肃省的东南部，也是“陕甘川”三省交界地带，沿白龙河顺流而下百公里左右，就能到达四川的广元市。在校生家庭中父母在外打工的比例超过七成，这让许伟更加感到一种紧迫性。

为了加强管理，他把学校领导班子成员分组，保证每周有两位校领导和学生一起住到宿舍里，“24小时同吃同住，了解和感受孩子们的状态。”校内禁止携带手机，课后组织篮球比赛，每周在音乐教室放映一部电影，在他看来，“小镇中学”并不意味着守旧和闭塞，反而促使他用更开阔的思想指导教学工作。“我们出去学习的机会很多，也有不少渠道可以接触到各种名校的校长和老师，耳闻目睹他们的教育理念。”

“艺术乡伴”团队的到来，给了许伟“一面新的镜子”。6月中旬，“艺术乡伴”在文县二中第一堂课的主题是“垃圾中捡来的诗”，“就是让每个学生从校园里捡回一个打动自己的小东西，或者小垃圾，尽力去感受它，并为它写一首诗。”

文芳记得，“那天阳光特别好，大家就在操场上席地而坐，围成一个圈分享自己的小诗。”许伟在一旁默默观察，有的学生捡回一只虫子，有的捡回一片树叶，有的是一块破旧的砖。他记得有一个平时非常寡言少语的男生写道，“风吹着叶子，感觉像我在挥手一样，看着叶子变成了红色的天。”一下子让在场所有老师赞叹不已。

许伟（右三）与学生一起上艺术课。

“我们发现了一些平时在孩子身上发现不了的东西。”下课之后，许伟要求“所有初中的班级都要来体验一次”，“我们要学，要让我们的老师也能在严厉之余，对学生多一些细腻的人文关怀和软性管理。”

对于团队来说，孩子们的表现同样给他们带来了震撼。项目里曾经从事幼教行业的老师闪闪发现，在捡东西的过程中，很多学生选择了一些废弃的东西，“他们会形容为被放弃、被抛弃、破烂这样的词语，但读到后面又表达出一种往上生长的力量来。”她说，“其实他们也是很希望被看到的。”

“被看到的”不仅仅是孩子的才华。随着课程往前推进，团队和学校商量，希望做一些更有针对性的课程，以社团活动的形式提供给存在某些情绪问题或者心理困境的学生。因而在9月份第二次到访之前，团队为所有学生整理出一份调查问卷，包括个人基本信息和加入社团的意向和目的，再由高华根据问卷内容做一对一访谈，进一步确定适合参与课程的学生名单。

“不想给孩子一种‘被挑出去解决问题’的感觉，最好能给过来参加的学生一种‘我被选上’的欣喜。”想到这个过程可能会产生的心理负担，文芳和闪闪特意设计了一天的“集体游戏”，让来参与的孩子利用游戏间隙去完成访谈，同时其他人也有事可做，而不是“等着被逐一叫出去谈话”。

活动当天，文芳和闪闪在舞蹈教室带着几十名孩子玩得热火朝天，另一边，高华的“访谈室”却安静得仿佛能听见心跳。热烈的白炽灯下，一个个好奇又有些犹疑的身影探进房间，原定每人聊5分钟，一个上午做完30名学生的谈话，竟然一半都没有完成。“一些孩子不愿多说，或者就什么都说好，有的干脆坐着不开口。”高华说，“孩子在不熟悉的前提下，是很难信任你的，更不会对你讲让他们不舒服的真心话。”

即便如此，谈话仍然有所收获。有学生在被问及情绪状态时，只给自己打了半分，有的聊起“影响情绪的事情”时，忍不住伤心落泪，还有的用异常平静的语气说“最大的烦恼就是想远离父母”，声音极小却非常清晰。

2

不往深触碰

对学生的情况有了大致了解后，高华的工作思路更明确了一些，“和我之前预估的差不多，我们能在自己能力范围内做一些向好的改变。”

从一开始，高华对于项目的理解就是相对冷静的。“其实我们不希望走得特别深，因为如果后续的专业心理干预不能及时跟上，就会有很多其他问题冒出来。这和一对一的专业心理咨询的情况是不一样的。”想到以前做心理团体项目的经历，她很明确此行的目的是什么。

正因如此，团队在一开始就确定了“尽量不往深触碰，以正向资源挖掘为主”的方向，“我们大部分活动都是游戏类或创作类的事情，让他们去发现自己的优势和期待。”她说，“如果在过程中真的触碰到了很深的心理痛点的部分，我们就停下来做一对一处理。”

正式上课第一天，专为“艺术乡伴”课堂开辟的舞蹈教室门口，十几个孩子扎在一堆，试探着往里看。文芳一边招呼大家进来，一边让每个人拿一张彩纸写上自己的名字。起初几个学生有些“蒙”，但看到老师们也在衣服上贴着写有名字的彩纸，也都纷纷依样照做。

而外人想不到的是，就“贴彩纸”这样一个小动作，背后却是整个团队第一次“磨合”的结果。文芳想快点把每个孩子对上号，就提出给参与活动的所有学生拍张照，借此记下每个孩子的具体情况。但高华总觉得“哪里不合适”，却一直没想到一个合适的解释。

最摸不到头绪的时候，文芳对她一字一顿地说，“我觉得你有什么想法都可以直接说出来，咱们的沟通就简单点。”高华马上就知道“自己要说什么了”，两个人才静下心讨论起来。

在整个项目推进的过程里，这种对待专业领域问题时的“小心翼翼”成为了团队的一种常态。也正是在这种“磨合”中，她们找到了互补的最佳方式，每次蹦出什么新想法，文芳总是第一时间询问高华的意见，“这样行不行？会不会有什么问题？”高华也总是在课堂进行得最热闹的时候，准确地找到解决问题的关键，默默地给她“打配合”。

在大家的印象里，文芳的热情和感性与高华的理性像两条交织的线，高华总是在一旁仔细倾听和观察着，时刻保持“警惕”的状态，而面对孩子们，文芳总是热情洋溢，课堂激情满满，带着某种属于“艺术家”的浪漫气质。

从艺术学院摄影系毕业后，文芳的关注点一直没有离开社会公益活动，自2009年参与“帮助宁夏西海固妇女用艺术脱贫致富”项目开始，她似乎有些“停不下来”，十几年间总有大大小小的公益组织和项目找到她，直到后来结婚生子，人生阅历慢慢增加，对青少年心理问题的关注让她想用公益的形式做点什么。

“我不是学‘艺术疗愈’的，但我自己有切身体会，艺术是可以帮助人们做出一些改变的。”项目第二次进校入组活动期间，她和老师们分享起自己2018年的一次经历。在那个被她自己称为“成年后最艰难的一年”里，她在一次学习雕塑的契机下认识了一个人体写生模特。“她是一个五十来岁的大姐，当时大家都没觉得有什么特别，但我就是强烈地感觉到，她看似平静的面庞里隐藏着巨大的伤痛。”作品快完成的时候，文芳找机会和她单独谈了心，才知道几个月以前，大姐的亲人意外离世。那个雕塑作品文芳做了很久，“但是就在用手指和泥巴无言地体会她隐痛的几个月里，我觉得自己可以慢慢平静下来了。”

从那以后，她更坚信自己的想法。在一次特殊学校的心理公益活动里，她认识了“艺术疗愈”专业领域的心理咨询师高华，两人的理念不断交流、碰撞、重合，最终决定把这件事落地在需要她们的地方。

3

微小的快乐

以往，高华曾管理的公益组织也在城市里做过一些团体的“艺术疗愈”课，但把这种活动带到相对偏远的乡镇学校，文县的课堂是第一次。

项目成行以前，文芳心里也有很多“不确定”，她与高华各自的专业知识能不能在这里真正落地？和孩子们的沟通对话能“接上轨”吗？在第一次进校活动时，文芳认识了一个叫顾铭的男生，这个经历让她逐渐打消了顾虑。

“第一天我们就拉着手做游戏，我发现他一直缩在角落里，紧张得直发抖，我就给他一遍遍地胡噜后背，过一会儿他才好点。”文芳回忆，课后她马上跟学校老师问这个孩子的情况，才知道顾铭确诊过抑郁症，他的母亲也患有精神方面的疾病。再上课时，文芳会特别观察一下他的反应，一次课堂活动里，老师组织孩子们躺在地板上听音乐，让大家“感受音乐给人的安慰”，慢慢地，文芳感觉他眼神里“有某种东西不一样了”。

第一次活动结束以后，喜欢摄影的顾铭主动加了文芳的微信。隔段时间，顾铭就会跟她分享自己拍的东西，有时候是街边的一丛花，有的是夜色下的建筑物，有次连续几天下雨，路面上积了一片晶莹的水坑，他拍了水坑里的落叶给文芳看，“那些小叶子好像黄色的小鱼”，他写道，文芳回给他，“你的敏感和忧郁看上去好像会给你带来一些麻烦，但它同时会使你比大多数人更具有艺术的表达欲望和能力……所以请珍惜和善用生命给你的礼物吧。”

这种围绕“生活细节”创作的引导，在社团的课堂里还有很多。比如随意在一本时尚杂志里剪下自己喜欢的图片，拼一张“梦想板”；用彩泥在纸上塑造一座属于自己的桥，或者捏一个球当做“烦恼”狠狠甩在地上……在周围人看来，这个项目中艺术疗愈的本质，某种意义上就是带领孩子们发现生活中很多“微小的快乐”，而这种快乐在当下孩子的世界里已经变得越来越少了。

学生课后参与体育活动。

“以前的孩子给一个铁环，或者一个陀螺，他们就能玩一假期，现在的孩子好像除了手机其他都不会玩了，日常生活很难带给他们兴趣的刺激。”对于这些变化，许伟深有感触。

在“带着孩子玩”这件事上，闪闪是最受欢迎的。这个总是眉眼弯弯，说话像个大喇叭的年轻姑娘一出现，学生就会凑过来，在她周围说笑个不停，“其实孩子的天性就是很纯粹，又很天马行空的，我们成人的感受力很多时候都是远远不如他们的。”

29岁的闪闪出生于河南的农村，从小到大，她看多了身边留守家庭孩子的生活状况，“那个时候我就特别想当老师，喜欢跟孩子一起玩儿。”从一所职业高中的幼师专业毕业后，她先后进过两所乡村幼儿园任职，随后很快陷入了一种“非常绝望和无力”的情绪里。

“那个时候幼儿园小学化的倾向挺严重的，基本上都是在学识字和算数，给我们的考核标准也是分数，达不到就会被扣工资。”那个时候，闪闪的工资是全园最低的，同事也大多不愿意和她搭班。在别的老师想着怎么能多讲一道题的时候，她会在孩子算术题写完之后，拿出一沓画纸让他们自由地“创作”，会在下雨天带他们去户外听一听雨滴打落的声音，会让他们观察一只壁虎是怎么爬在墙上，而这些在当时的环境里都是不被鼓励的。

离开幼儿园之后，闪闪有段时间“挺迷茫的”，她把自己关在房间里一面做些“网课制作”兼职的活儿，一边参加了一个线上摄影共创的微信群。2021年，她在群里认识了当时组织这个摄影公益项目的文芳，两人不仅说话投机，在做公益的想法上也特别合拍。很快，她们尝试做了第一个公益艺术项目，为边远地区的农村孩子教摄影。到了做“艺术乡伴”的时候，这个小团队已经合作三年了。

在这个过程里她们发现，治愈孩子的过程何尝不是一场“自我治愈”。因为平时团队成员都分散在不同的城市，闪闪还记得，在团队第二次来到文县，她们在机场门口相聚的画面，她高兴得直接搂着文芳转圈，“咱们的好日子又来了。”快乐的气氛在重逢时刻到达了顶点。而就在前一天，顾铭给文芳发了一张洒满阳光的照片，他说：“老师，期待你来的每一天都是晴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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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爱我的样子

刚开始带顾铭拍照的时候，文芳发现，这个腼腆又有些忧郁的男孩子“挺有天赋”，“你看，还有点暗黑的风格，我挺喜欢。”过了一段时间，她发现顾铭的拍摄风格有些变了，更愿意拍“有光线”的东西，色彩也开始柔和温暖了起来。

“其实我没有刻意去引导。有些老师说，孩子的作品是不是风格更阳光开朗点比较好？我觉得还真不一定。”她说，“允许表达负能量，是我所理解的正能量。真实比什么都重要。”

但即便如此，在第二次活动的短短5天时间里，老师们还是发现了很多孩子的变化。有些孩子说话更大声了，有些一开始不善言辞，后面几节课却能对着作品滔滔不绝，几个原先在课堂上打打闹闹的男生，也能用一个小时趴在地上安静地做一个泥塑了，“他们都在更勇敢地表达自己。”

泥塑课上，高华给大家规定的主题是“桥”，桥的样式和两边的东西都可以任意发挥。“桥的本身具有象征的意涵，‘此岸’和‘对岸’分别代表了过去、现在的生活和对未来的概念。”在这个小小的心理游戏中，一个女孩用格外鲜艳的色彩在“对岸”捏了一个大大的火锅。“因为我妈妈是四川人，她现在去别的地方打工了，我很想她。”

海报剪贴课上，一个跟着奶奶生活，在家里总是因为弟弟被忽视的女生，在老师准备的几十本杂志里选了一张“女拳击手”的图片贴在上面，画中的女孩压着低低的帽子，举着大大的粉红色的拳击手套。“我觉得女生也应该很有力量，敢于对抗一些东西。”围坐分享的时候，女生举着话筒认真地说。

“这些都是一种心理上的投射，源自于他们心里最真实的需求和渴望。”在她看来，这些课堂不需要给他们灌输什么，把他们原有的自我力量“点燃”就可以了。

“现在我们有些‘谈心理色变’，有些家长或者老师一怀疑哪个孩子有心理问题了，马上说话口气也变了，态度也敏感了，其实这样更不好，给孩子一种‘我有问题’的暗示。”许伟认为，处理孩子的心理问题“一定要有个合适的尺度”，很多事情还要“默默去做”。

在课程结束时，文芳给孩子们写了一封信，其中有段话这样说道，“在这注定无法一帆风顺的人生中，我们相信谁都无法只是为了他人的要求和梦想活着，哪怕是你的父母、爱人或是儿女。要是想在每一次失败的时候都能有力量爬起来，是要有一个理由的——就是那条崎岖的路是我们自己的选择。”

从“看见”到“点燃”再到逐渐“被治愈”，文芳一直相信，“自我”是有强大力量的，无论是“成长的烦恼”还是“人生的阴霾”，最终都要靠他们自己走出来。作为一个“人生的过来人”，她希望做一个目送者，看着这些孩子“奔向属于自己的远方”。

在那堂艺术课后，她打开林音的作品，几张色彩明艳奔放的图片下面写着短短几个字，“我爱我的样子”。

文芳觉得这个目标是有希望的。

（本版图片均由受访者提供，文中学生均为化名，为保护未成年人，图片部分区域已经过特殊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