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5年6月5日夜，老蒋的侍卫长俞济时在家中擦手枪的时候走火，子弹射入大腿。第二天，蒋经国宣布破获了一起兵变案，矛头直指俞济时，认为这是他自导自演的闹剧。

俞济时属于老蒋的嫡系心腹，论辈分，他是奉化溪口人；论关系，他是老蒋的表外甥；论出身，他是黄埔一期生；论能力，他除了在侍卫长任上勤勤恳恳外，还是蒋军“五大主力”中74军的首任军长。

多重光环加身的俞济时，是老蒋在大陆的侍卫长中，最得受信任的一人，也是任职最长的一人。在俞济时之前的侍卫长中，除了钱大钧以侍从一室主任兼任侍卫长外，其余的王世和、宣铁吾、何云等人在侍从室中的地位，是低于各室主任的。

到了俞济时当侍卫长时，老蒋为了提高他的地位，专设侍卫长室，使其架子和各侍从室平级。抗战后期，鉴于胡宗南、宋希濂、关麟征、霍揆章、王敬久、李默庵等一批黄埔一期生先后担任集团军总司令，为了充实俞济时的军事履历，老蒋特批他兼任三十六集团军总司令，但不必实际到任。

抗战胜利后，老蒋改组军事机构，取消军委会后，俞济时担任军务局长。军务局职权很大，蒋军将领的升迁调动、军法处置、重要情报上达等，都要先过俞济时这一关。别看俞济时只是个铨叙中将，其权力连大部分的一、二级上将都自愧不如。

国民党逃台后，俞济时和蒋经国的矛盾不断激化，老蒋对他的态度也就变得微妙起来。

老蒋扶持小蒋“接棒”，已是公开的秘密，在台的国民党大员们，也大都纷纷迎合，连何应钦、顾祝同这样的元老，都向小蒋示好。

蒋经国被老蒋破格委任为“国防部政治部主任”后，大肆向军队安插政工人员。很快，蒋经国就将手头的政工人员派光，为了培植势力，他创办了一个“政工干部”培训班。

为了招到合格的学员，蒋经国将目光瞄上了俞济时掌握的警卫部队。在1949年初老蒋下野后，指示俞济时在江浙一带招募一批警卫人员。

俞济时花了三个月，招募了五百多警卫，这些人都有初中以上的学历，超过三分之一的有高中学历。

蒋经国去找俞济时，让他从这批警卫中挑选二百人，参加“政工干部”培训班。俞济时听后，断然拒绝，说：“警卫人员本就紧缺，再抽走二百人，如何保证总统的安全，你去找其他部队长要点人吧。”

蒋经国说：“到台湾的部队，大都残破不堪，不少都是老兵油子，我也没时间去筛查。你这里的人都有文化基础，拉过去就能培训，二百人有难度的话，给我一百人也行。”

俞济时说：“除非是总统的命令，否则一个人都不能调走。”

蒋经国见状，只得悻悻离开。平日，“国防部长”、“参谋总长”这类要员，见到蒋经国都是毕恭毕敬，有求必应，蒋经国何尝碰过这样的钉子，从此以后算是记下了。

从蒋经国的角度而言，俞济时这类对他不买账的老资格大员，是他顺利“接棒”的极大障碍，需要尽快清理的。

俞济时位高权重，随侍老蒋身边，且极得信任，蒋经国想要扳倒他，必须要有分量足够的“证据”。

时间到了1955年6月初，老蒋准备去台南阅兵，日子定在6月6日，可就在6月5日夜，在家中擦拭手枪的俞济时，被走火的子弹打中大腿，在去医院救治后，伤势倒不算严重，但一时半会却是下不了床。

这样一来，俞济时就不能陪着老蒋去参加阅兵了。巧的是，蒋经国掌控的情报部门，宣称粉碎了一起未遂的“兵变”，说是孙立人的部下，想要在老蒋去台南阅兵时发难。

牵扯其中的孙立人，被迫辞去军职，被软禁在家中。蒋经国借着这个疑云重重的“兵变案”大做文章，将矛头指向了俞济时，说他这是故意自伤，背后有不可告人的隐情。

擦枪走火的事情，其实也不算多少见，但俞济时这个时间节点太微妙，偏偏是老蒋要去阅兵的前夜，这就不得不让人生疑了。

老蒋到了台湾后，猜忌心更甚，本着宁可信其有的态度，不再让俞济时担负侍卫工作，给了他一个“中将顾问”的头衔，让其靠边站。

此后，俞济时再未担负重要职务。老蒋逢年过节时，倒是常常召见俞济时，看来在他内心深处，也清楚这个老侍卫长是冤枉的。

蒋经国之后在见到俞济时时，态度总是很好，一副嘘寒问暖的样子。俞济时在友人面前感慨道：”大公子（蒋经国）喜怒不形于色，城府太深，还是二公子（蒋纬国）好相处。”

1960年，老蒋的老侍卫长王世和病死，弥留之际，他对前来探望的俞济时说：“我快死了，老头子也不愿意见我，这辈子就这样了。”

俞济时默然不语，比之王世和，他又能强上多少呢。

特务头子毛人凤在大陆时，时常宴请俞济时，期间每每让妻子向影心作陪。到台湾后，随着俞济时失势，毛人凤和他见面也变得趾高气扬起来。

等到毛人凤病死后，俞济时和向影心谈起了“黄昏恋”，此事在国民党内传为笑谈，有人调侃说：“毛人凤这么能算计的一个人，到头来却算不出身后事。”

俞济时是在1990年去世的，在蒋军黄埔一期生中，算是长寿的。黄埔四期的胡琏，1957年晋升为二级上将，十五年后又晋升一级上将。反观俞济时，以他的资历竟然中将军衔到头了，可见是彻底遭到了弃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