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希腊人热衷于在他们日常使用的陶瓶上绘制意涵丰富、带有叙事色彩的图像，以廉价的原材料制作出我们熟知的精美工艺品。自18世纪起，大量古希腊彩绘陶瓶被发现于意大利、希腊等地的墓葬、圣所等古代遗址中，一直被公认兼具审美和研究价值。早期对陶瓶画的研究集中于艺术史领域，直至近几十年，陶瓶画的史学价值开始受到学界重视，图像场景的意义及其社会功能成为研究中新的热点问题，学者们逐渐开始认识并挖掘陶瓶画在研究古希腊文化史、社会史乃至政治史方面的巨大潜力。
第一，早期的类型学研究。自18世纪末到20世纪中叶，学界对希腊彩绘陶瓶的研究主要围绕着流派、形制、风格等问题展开，也就是对彩陶进行分类，其依据可能是产地，也可能更细致到归属于某个制陶工坊或某位画师个人。
研究最早集中于产地问题。早期的许多古物学家认定已发现的陶瓶都出自伊特鲁里亚人之手，直到18世纪中叶，谬误开始得到纠正。越来越多陶瓶上出现的希腊文字以及希腊本土的类似发现，都清楚地说明它们实际上来自希腊。也正是在这一时期，希腊陶瓶逐渐进入古物收藏家的视野。到1772年，大英博物馆成为首家展出希腊陶器的公共美术馆。绘有精美图像的希腊陶瓶成为公认的艺术品，此后对它们的研究也更多遵循艺术史的路径。
19世纪上半叶，武尔奇墓地遗址的发现不仅带来数量巨大的希腊陶器，而且许多陶器上刻有铭文。这一时期对希腊陶瓶的研究以德国学者为主导，他们引入新兴的考古学方法，致力于对陶瓶的器形、风格、主题、功能等方面的描述和归类。19世纪下半期，在阿道夫·富特文格勒的推动下，希腊陶瓶的整理和研究进入细致分类的阶段，年代、工艺、产地、形制都成为分类排序的重要基础。
随着20世纪摄影技术的发展，以陶瓶画上刻写的画师名字为基础的分类整理成为可能，由此学者们有机会更加深入地考察这些签名画师或工坊的艺术风格，并按照他们的风格特点进行归类。这种研究方法的集大成者是英国学者约翰·比兹利爵士。他依靠自身卓越的视觉记忆能力，将大部分黑像和红像陶实现了按照艺术家或艺术家群体归类。这样的类型学研究方式主导了自19世纪末到20世纪的希腊陶瓶研究，其成果使得陶瓶画研究具有更强的可操作性和科学性，也给希腊陶瓶带来更广泛的大众知名度。
自20世纪末起，越来越多的学者意识到比兹利研究方法带来的问题，希腊陶瓶画在这一框架下被构建成一种体系，与这种体系对应的是艺术史上著名画家及其作品的分类传统。但事实上，希腊陶瓶从制作到传播都与那些昂贵的艺术品截然不同，这些陶器自始至终都是作为具有特定功用的日常用品存在于希腊社会的。因此，对它们的研究还是应该回归古希腊的社会与文化生活之中。
第二，日常生活史研究。作为古希腊陶瓶中最具吸引力的元素，瓶画上丰富的图像场景一直以来都是大众和学者共同的关注热点，特别是那些可以与文献记载建立起关联的图像，比如一些神话场景，对它们的研究更是具有悠久的传统。
早期研究大多集中于神话场景的辨认与归类。20世纪末起，有的学者开始关注这些场景与真实历史相关联的可能性。一些学者甚至开始寻找陶瓶画上精确反映城邦具体历史事件的蛛丝马迹。比如，公元前6世纪后半期，在阿提卡黑像陶上特别流行的赫拉克勒斯与雅典娜同乘马车的图像，是否在映射当时的雅典僭主家族与雅典娜女神的特殊关系？然而，以此为出发点的问题意识遭到其他学者的反对：在他们看来，陶瓶画与公共建筑上的浮雕或其他装饰不同，不具有宏大的政治和社会宣传功能。这种看法不无道理。事实上，陶瓶画上的图像更普遍反映的是古希腊非精英社会的面貌，也就是普通希腊人如何想象和展现自己的世界，因此与城邦上层的政治构想与谋划是疏离的。然而，也正因如此，陶瓶画开始得到社会文化史学者们的重视，作为史料被纳入古希腊日常生活史的研究范围。
自20世纪中期至今，社会史和文化史研究方兴未艾，学者们的研究视角纷纷下移，各个历史时段的日常生活史都成为史学研究的热点。然而，古希腊史研究在这个问题上却面临巨大挑战，根本困难之一就是史料来源不足。相比于古罗马，古希腊没有留下丰富的法律文书、私人信件等与日常生活密切相关的史料，日常生活的场所遗迹也很少保留下来。因此，作为一手视觉资料的陶瓶画具有格外重要的意义。在古希腊陶瓶画所表现的诸多场景中，农业劳动、商业贸易、宗教节日、婚丧嫁娶、宴饮娱乐、家庭生活等画面都有所涉及，为我们了解当时希腊人的日常生活提供了直观的信息和丰富的视角。陶器——古希腊人日常使用的器物，在如今的研究中逐渐摆脱了后世附加于其上的高端滤镜，重新回归到对初始功用和表现内容的思考。
第三，宏观研究的可能性。近年来，随着跨学科研究的推进，学界越来越多地关注到古希腊陶瓶画与社会、文化乃至政治背景之间的关系，陶瓶画研究的角度和层次更加丰富：从陶瓶画的图像和主题如何反映当时社会的信仰、价值观，到通过陶瓶画探讨不同社会阶层的角色与互动，乃至个体与群体的文化认同等。
学者们认识到，图像的演变与叙事的倾向必定与宏观历史相关联。虽然陶瓶画的场景表现具有个性化特点，但其中呈现的一些共同趋势有望揭示潜在的整体观念，这种整体观念由创作陶瓶的画师以及订购陶瓶的顾客共享，体现了该时代人们共有的审美风格与思维方式。而且与其他传统史料相比，陶瓶画还具有自身的独特性，即它们所展现的这种集体世界观是自下而上的，因此有助于我们更全面、更深入地了解当时的社会意识。例如，通过数据分析，学者们发现自公元前5世纪早期起，传说的雅典建城英雄忒修斯的形象在陶瓶画上出现的频率陡增，这一变化与文献史料的记载以及当时雅典公共建筑浮雕上的装饰主题形成互证，表明这一时期雅典社会各阶层都展现出对忒修斯的热情，而这种热情的背后实际上是雅典城邦崛起所带来的整个社会集体意识和城邦认同感的构建冲动。
此外，还有学者将陶瓶画置于相对宏观的年代框架中，研究陶瓶画图像在选择主题和内容方面随时代变化而出现的一些协调一致的发展趋势。这种研究突破了传统的对个体画师旨趣的考察，而是将所有艺术家和各个工坊的创作视为连贯且相互关联的整体，透过他们所创作的图像的变化趋势，揭示其背后潜在的更深刻的社会文化和观念的发展。
除了变化，对于传统的尊重也在陶瓶画中有所体现。著名的泛雅典人节奖品瓶最早出现于公元前6世纪中叶黑像陶盛行的时代，每尊奖品瓶的一侧都绘制有全副盔甲的雅典娜女神形象，另一侧则表现某一项运动竞技场景。直至希腊化时期，除了画面细节的有限调整，这种奖品瓶在形制和图像内容上都没有大的变化，而且一直保持着红底黑像的传统，即使自5世纪起黑像陶技艺已经全面被红像陶取代。这种对于传统的尊重从一个侧面反映出雅典城邦整体的社会观念在发展变化下的固有底色。
综上所述，自20世纪末起，古希腊陶瓶画在社会文化史研究中的价值日益受到重视。陶瓶上多样化的图像不仅反映了创作者和购买者的喜好与品位，更是当时社会观念与文化最直接的展现。这样的研究转向不仅丰富了古希腊陶瓶画的研究内容，也为我们理解古希腊历史与社会提供了新视角。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副研究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