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文化研究是美国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回顾国内的美国研究历史可以发现，相关研究成果丰硕。但伴随着身份政治的崛起和特朗普的回归，学术界亟须在各种不确定性中探寻美国问题的社会文化根源，尤其要注重对美国社会文化危机的国内国际影响进行研究。
多重冲突塑造的美国社会文化危机
美国的社会文化危机往往被框定为“对抗政治”“身份政治”等，但其底层逻辑却是源于以种族、代际和阶级等为核心的诸多冲突。
首先，美国始终被困在种族主义的牢笼中无法解脱，白人与少数族群关系尤其紧张。特朗普第一任期开始后，美国种族主义出现当代回潮，最为明显的表现有四个方面。一是白人族群化发展。随着各族群人口数量的相对变化，白人正逐渐丧失多数地位，变得不再“优越”也不再“特殊”。二是由此而来的“反向歧视”与平权行动消退。白人认为平权行动事实上是“反向歧视”，正通过抵制平权运动而催生某种“再平权”行动。三是白人内部围绕多样性与纯洁性的分歧日渐明显，由此而来的开放抑或保守之争更加激烈。四是少数族群内部因实现“美国梦”机会不均而日益分化，黑人仍处于种族等级制的底层，拉丁裔和亚裔的向上流动机会明显更多。这一点在2024年大选中非洲裔和拉丁裔迥异的投票中就是例证。
其次，美国政治中存在一种“青年倾向民主党”的迷思，即认为初入政治舞台的年轻代际往往更加倾向自由主义和民主党。2024年大选中有大量年轻选民，其中Z世代的首投族就达800万人之多。但大选结果表明：一方面，年轻代际的共和党选民增加明显；另一方面，经济持续下行导致福利资源减少正激化代际冲突，年轻代际对教育、住房等福利资源的追求，与年老代际对养老、医疗等福利资源的追求之间的矛盾，变得不可调和。
最后，2024年大选结果再度表明，经济仍是选民的首要关切。与历史上大选对经济的关注的差异在于，美国社会目前正经历重大的阶层分化与重组。一方面，居于底层的族群难以实现阶层提升，阶层固化日益严重；另一方面，漫长却分散的去工业化进程在2008年金融危机的刺激下最终形成合力，推动白人工人阶级向下流动，“美国梦”成空。其结果是，阶层分化与重组很大程度上只发生在社会中下层，相应的阶级冲突也主要集中于社会底层；而社会上层特别是业已“特朗普化”的共和党，则往往操纵底层阶级冲突并从中获取政治回报。
美国社会文化危机的国内影响
美国社会文化危机与美国政治的极端化发展密切相关，将在以下三个方面进一步影响美国国内政治结构。
第一，社会文化危机诱发选民通过国内迁移而重新聚居，推动着美国选举地理重构。自2016年以来，三类选民重新聚居明显加速：一是经济性聚居，有色中产阶层加速涌向郊区，白人开始回到城市，经济压力也使年轻白人“滞留”大都市，导致“白人反攻城市”现象普及。二是族群性聚居，形成局部性的选票优势，非洲裔更多出于经济原因大规模重返南方特定州，南方颜色变深。三是身份性聚居，即出于意识形态、政党认同、宗教认同等而聚居。选举地理重构的最明显后果是美国城乡对立加剧。特朗普在2024年大选中所得的农村选票甚至比2016年还高3个百分点。
第二，美国社会文化危机催生美国政治极化，并诱发对“冷内战”的担忧。在联邦层面，极化已从政治机构蔓延至整个社会，从政治极化演变为情感极化。两党党员及其选民都相互高度敌视；无论是2020年大选还是2024年大选，两党选民都表示，非常害怕另一党候选人获胜。在地方特别是州层面，截至2024年大选，两党同时控制州长、州参议院和州众议院的“三合一”州高达40个，是1952年以来的最高纪录。而在政党层面，复杂的社会文化危机推动政党重组变得不可捉摸。美国历史上的政党重组往往由单一危机诱发，但特朗普的强势回归要求反思政党重组的既有研究范式。
第三，社会文化危机也暗示着美国国运变化背景下的国家缔造正处于十字路口。一是“1619计划”与“1776计划”的严重对立，使建国叙事存在尖锐冲突，批判性种族主义只是其争议焦点之一。二是建制—反建制—建制化的复杂互动，特别是共和党一侧的茶党和特朗普从体制外步入体制内并成为主流，而民主党却对声势浩大的草根抵抗运动无动于衷，这一情势与两党重组步伐失调相互强化，推动着美国政治整体性向右倾化发展。三是美国例外论吸引力下降，尽管这与小布什和奥巴马均曾认为美国“与其他国家一样特殊”有关，但更同特朗普以与美国格格不入的世俗方式宣示美国“不再优越”有关。
美国社会文化危机的国际影响
美国是当今国际体系中最为重要的国家，其内部社会文化危机也必然产生重大的国际影响，涉及外交、市场、移民和思想等多个方面。
第一，对外交的影响。自2016年特朗普当选以来，美国外交出现两个重要的新特点，即“反外交”情绪和“愤懑”情绪。反外交情绪指通过大量不符合外交传统和外交礼仪的手段实现外交目标，如大规模退群等。愤懑情绪最为集中地表现为守成国家对现状的严重不满，其结果是将美国社会文化冲突全方位展示在世人面前。例如，特朗普声称“美国也是发展中国家”，要求盟友承担更多军费开支等。
第二，对市场的影响。冷战结束后的世界市场一度为美国带来收益，但经过20余年发展特别是2008年金融危机后，美国已不再是最大获利方。伴随着发展中国家和“全球南方”的群体性崛起，美国从全球化和相互依赖中的获利能力大幅下降。这不仅进一步催化美国社会文化危机，更推动美国发动和坚持逆全球化。因此，美国发动逆全球化的真实目的是有效管理霸权衰落，消缓社会文化带来的危机影响。
第三，对移民的影响。外来移民是美国联系世界的独特桥梁，同时也是美国经济、社会、政治、文化等影响输出的关键渠道。社交媒体的同步性，使移民传导变得更为便捷。随着美国社会文化危机加深，“移出美国”可能逐渐兴起。其一，特朗普第二任期胜利当选，可能导致大量富人出于避险考虑而移居海外。其二，特朗普新政府可能收紧移民政策，大量非法甚至合法移民可能被迫离开。其三，特朗普的再度上任有可能引发全球地缘政治竞争恶化，或许会导致来自美国“竞争对手”的移民重返母国。无论何种情况，美国社会文化危机都可能随人口迁移而扩散至全球。
第四，对思想的影响。自二战结束以来，美国逐步占据国际话语主导权和国际思潮引领地位；对不少国家和地区而言，学习美国社会文化成为一种“时尚”。这样，即使是美国社会文化危机中各种相互对抗的要素，也都可能成为这些国家和地区效仿的对象。即时通信技术的快速发展事实上催生了一种超越空间的认知共同体，大量个体超越国界、种族、性别、财富等限制结成“虚拟社区”，共享并传播特定的社会思想。结果是，美国的社会文化对抗可能因“虚拟社区”而被映射至全球。尽管美国社会文化对抗可能因真实的国家边界限制而得以降低，但随着美国社会文化危机扩散而来的美式政治、社会和情感极化的“全球化”仍可能导致诸多国家和地区的内部思潮多样化，使后者的内部治理变得更加复杂甚至更加困难。
（作者系云南大学国际关系研究院研究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