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栏的话

为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推进全民阅读、建设书香社会的重要指示精神，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提高全社会文明程度”“深化全民阅读活动”的部署要求，持续完善郑州市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拓展阅读阵地、丰富阅读内容、强化阅读宣传，郑州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在《郑州广播电视报》开设“我的读书故事”专版，通过邀请专家、学者及知名人士、读者，分享读书经历、感悟与收获，展现书籍的独特价值与深远影响，激发更多人的阅读兴趣，营造读书氛围，建设书香郑州。

与书结缘，是一件幸福的事

作者 薛培政

我能够养成爱读书、爱学习的习惯，并走上文学创作之路，对我影响比较大的有两个人，一个是我的爷爷，一个是我的母亲。

爷爷幼时，家境殷实，曾读过三年私塾。就因为爷爷识文断字、知书达理、心胸开阔、乐于助人，记性又好，乡里乡亲书写对联、婚丧祭祀、兄弟分家、家长里短的那些事儿，常常请爷爷去做主持。村里人遇到场面上不懂的事，也都会先来问他，大情小事也多靠他拿主意，爷爷俨然成了邻里的主心骨和活字典。爷爷受益于读书，也希望后人多读书。我5岁时，爷爷便教我识字，等到7岁入学时，我已能认识二三百字。每逢雨天，爷爷不上工的日子，常常抱着书一看就是半天。我也有样学样，找本小人书，坐在爷爷身边看，越看越觉得有趣味。

母亲是一个极普通的山村农家妇女。母亲一天学堂都没进，一个字也不识，可她却把读书看得很重。母亲对书的称谓有两种，一种是对课本称之为正经的书，这是要求孩子们必须读好书；一种是对课外读物则称之为闲书，这一般是不让看的。一是怕看闲书耽误学习，二是怕花钱买闲书，也就是为买闲书，我曾挨过母亲一顿痛打。

在那个物质、文化生活都匮乏的年代，山村孩子的精神生活可想而知。当我读完兄弟们的课本，借遍能借的书之后，就萌发了买书的念头。可是，平时连作业本都买不起，又哪能弄来钱买书？就在我一遍又一遍做着买书梦的时候，一个周日上午，母亲从那只封着口的陶罐里，取出两碗黄豆，要我拿到公社油房去卖。

不到半晌工夫，我就将黄豆卖了，捏着刚换得的八角钱，径直走进公社新华书店。在儿童读物柜台前，我像被钉子钉住一样，看着封面上的杨子荣、郭建光、李玉和出神。直到售货员催问：“买不买？”我才红着脸走出书店。可是刚出了店门，我就像被画册拴住魂似的，又不由得转回身来。就这样进进出出，折腾五六个来回之后，我终于将攥得皱巴巴的钱交给了售货员，买了一本《智取威虎山》和一本《红灯记》。拿着画册，我迫不及待地跑出两里多地，找个僻静的地方，如饥似渴地读了起来。当我一口气读完两本画册之后，日头已经偏西了，我也感到肚子饿了，却不敢回家。临行前，母亲再三嘱咐我，卖了黄豆要将钱放好，要打油买盐还要买火柴，可我为买画册，已经用去了一半，回家可怎么交代？直到傍晚，我才磨磨蹭蹭回到家中。正在焦急等待我回家的母亲，发现我回来后，本是很惊喜的，可当她得知我因为买闲书，才回来晚时，气得顺手给我一嘴巴。我哭了，母亲也哭了，这是我记忆中唯一挨母亲的一次打。

1983年10月，当我入伍到部队后，把节余的钱寄回家时，母亲却让哥哥写信告诉我，说家里日子好过了，以后再节余下钱，就买成书看吧。知子莫如母，10年过去，母亲没忘记我爱看“闲书”的事。

几十年来，我坚持每天读书1小时的习惯。在部队期间，我曾长期从事新闻报道工作，靠读书打下的功底，每年在各级报刊电台发表新闻稿件100余篇，见报率连续8年在全省武警部队报道员中名列榜首，连续6次荣立三等功，并被破格提干，直至走向团职干部的岗位，转业后被安置到省会政府机关工作。如今，我已退休，仍把文学创作作为业余爱好，不时有小文发表，为生活增添了乐趣。

回顾几十年走过的路，我从一个只有初中文化程度的农村青年，成长为国家公务员，是靠读书改变了命运。我将倍加珍惜来之不易的生活环境，在有生之年，坚持多读书、读好书，努力让自己的退休生活丰富多彩。

作者简介

薛培政，中国作家协会会员，河南省小小说学会理事。有150余篇作品散见《北方文学》《山西文学》《百花园》《芒种》《海燕》《解放军报》等报刊，有多篇作品被《小说选刊》《小小说选刊》《微型小说选刊》等选载，并入选多个年度选本，曾获《小小说选刊》双年度优秀作品奖、第九届小小说金麻雀奖等奖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