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栏的话
为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推进全民阅读、建设书香社会的重要指示精神，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提高全社会文明程度”“深化全民阅读活动”的部署要求，持续完善郑州市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拓展阅读阵地、丰富阅读内容、强化阅读宣传，郑州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在《郑州广播电视报》开设“我的读书故事”专版，通过邀请专家、学者及知名人士、读者，分享读书经历、感悟与收获，展现书籍的独特价值与深远影响，激发更多人的阅读兴趣，营造读书氛围，建设书香郑州。
读书内化于心
作者 赵富海
买书、读书、著书，养性为本，娱乐为标。
我买书始于1961年。那时，我在郑州市汽车队工作，月工资18元。那是一个星期六，我下班早，便和工友步行去老坟岗听说书回来，行至大石桥见有地摊卖书。老板是一位知识分子模样的人，坐在小凳上，身前摆有“康熙字典”，铺着一张纸，上写：康熙字典，用两袋面粉交换。我想他大抵是羞于谈钱。另一个地摊堆满画书，卖书人喊“一角三本”，另一本《哲学辞典》，卖书人喊“一块半”，我买下了它。
回到车队，师傅见我胳膊夹着一本书，问道：“你拿块儿砖干啥？”我说：“这是辞典，苏联大使日丹诺夫评毛泽东！”师傅说：“你个学徒工，你还管苏联人说毛主席！”工友们笑道：“这孩不想当工人，你叫他拿个螺丝刀，他拿给你一把钳子！”我有些羞愧，跑回宿舍，准备把辞典塞到枕套里。师傅跟进来，朝床上扔一张三元面值的人民币（苏联印。已废版），道：“再买两本！”这是我有关于买书的最初记忆。
1983年之后，我开始大批买书，我曾为买一套莎士比亚全集，给书店送过50斤莲菜；为一套1983年版的大不列颠百科全书，送过一卡车冬贮菜；我也曾在烈日下排队买过20本《这里的黎明静悄悄》送给朋友。每到星期天，我从中原路开始逛书店，走遍了郑州的大小书店。这些年，我买书近万本，我的房间被我称之为“书窝”“人窝”，二窝便是我的生命状态。
有万册书之前，我读书有三位老师指导。
第一位是王振洲。我与他同住市委家属院，王老师给我推荐华山的《英雄小雨来》《张家口撤退》。他说华山与红线女结婚了，还在林县深入生活，非常难得；他介绍王愿坚的《七根火柴》，那是红军长征的故事，读来感人至深，至今我仍印象深刻。
第二位是顾圣一。他是山东大学研究生，专攻西方文学史。当时我在市委办公室工作，顾圣一在政治部。与政治部相邻的会议室堆满了需要送往各学校图书馆的书。顾圣一经常去办公室找我，告知我“书要拉走了，快去抢书”！
1986年9月，河南省文联召开城市文学研讨会，我是与会者，到市作协报到见王远钧老师，问到郑大新闻系教授顾圣一是否参会，王老师说：“圣一已逝世了，才五十六岁，累死的。”我热泪盈眶，对王老师说：“顾圣一老师指导我读书，自1970年至1973年。”
那些年，我和朋友周建华经常到顾圣一家“听课”，他一家四口，还有岳父母，六口人住一间半屋。夏天，顾圣一提个热水瓶，三个茶杯，一包芒果烟，夫人小徐搬出三个小板凳，一讲大半夜。后来，顾老师给我列了必读的外国文学作品，主要是法、英、美、俄罗斯作家的作品。顾老师告诉我，他列书单，我再到市图书馆张万钧那里借。
这第三位，便是张万钧。我家距纺校只有5分钟路程，万钧九岁失聪，与他对话需笔谈，借书、还书让我俩相识相知。当时，他在屋内桌子的台灯上系一根绳子，另一头系块砖头扔到二楼地下。我到了以后拉绳子，台灯动，他便下楼开门打开书库，并在纸上写下适合我看的书籍。对于顾圣一介绍的外国名著，万钧用笔在书单上归类。万钧有套家藏《金瓶梅》，我们几个爱书的人传看，书三回一传。当时，我的“上线”是张帆，书传到我手后是下午3点，到了第二天下午3点，张帆便取走了书。我看得不过瘾，便找到张万钧：“我出500元，把《金瓶梅》卖给我！”万钧“说”：“我是党员，书不卖给私人，我已经100元卖给了市新华书店。”我很遗憾。
3年中，我在万钧处读中外长篇小说约50部，中篇50部，短篇160余篇。有些作了笔记，比如：外国长篇开头诸峰叠起，大段对环境描写，心理刻画入微。有短篇结构靠对话，这要大功力。
读书多了，自然也就想写书，40多年来，我利用读书和工作、生活中学来的知识，陆续写了20多部书，约500万字，其中一些社会反响还很大。这些成绩都离不开读书对我的滋养，每想起来，我都欣然。
作者简介
赵富海 1945 年生。山东人，定居郑州。中国作协会员、郑州古都学会副会长、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专家、郑州文物考古院研究员、二七纪念馆研究员、《华夏文明》杂志副主编。已有26 部约500 万字抒写郑州不可复制的文化遗产和古今人物。获《中国经济报》《中国商业报》奖励，多次获河南省“五个一工程”奖、社科奖、政府“金鼎奖”。长篇报告文学《南丁与文学豫军》，现代文学馆永久收藏，《读写生命大地—— 记20 世纪知名科学家李伯谦》已译英文，世界发行。
评论家说，赵富海就像拿着小平铲和毛刷，把被时间深埋的郑州，从一个探方到又一探方刨出来的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