秘鲁中北部沿海地区有不少发源于安第斯山脉、汇入太平洋的东西向短河，它们流经干涸的沙漠地带，带来绿洲并孕育出距今五千年的美洲最古老的文明。
被学者们习称“卡拉尔文明”的秘鲁史前文化主要分布于圣塔河（SantaRiver）与奇隆河（Chill’onRiver）之间，并向东延伸至安第斯山脉的马拉尼翁河（Mara?觡ónRiver）和华拉加河（HuallagaRiver）的谷地，涵盖范围达12万平方公里。遗址大多位于西侧的沙漠地带，早在20世纪初就已被发现。20世纪40年代，聚落考古鼻祖戈登·威利还曾到访过阿斯佩罗（Aspero）遗址。系统的发掘和研究则始于20世纪60年代，包括诸如里奥斯科（RíoSeco）、阿斯佩罗（Aspero）等海岸遗址，以及瓦里科托（Huaricoto）、科托什（Kotosh）等山地遗址的一系列发现，都在一定程度上引发了学术界的热议。但直到卡拉尔古城的调查与发掘，才使研究者们意识到，这个文化竟已取得了如此丰富的文明成就。
1994年，秘鲁考古学家露丝·谢迪（RuthShadySidal）带领团队对苏佩河（SupeRiver）流域中游和下游进行了长达两年的考古调查。他们在河谷边缘共发现了18处规模不一的遗址，其建筑模式相当一致，但时代和性质不明。1996年以来，露丝团队对卡拉尔古城遗址进行了长时间发掘，通过他们艰苦卓绝的工作，美洲最古老的文明终于逐渐显露出它的面貌。
卡拉尔古城建筑布局
卡拉尔古城遗址位于苏佩河中游南岸的一处沙漠台地上，面积约66万平方米，海拔350米左右。遗址核心区发现了32座大型公共建筑以及各种居住院落，靠近谷地的外围还有不少居住房屋。这些公共建筑大多是由石头包砌而成，并以黏土砂浆固定。一些房屋还会以木柱和芦苇搭建，墙壁用黏土抹平并涂上红、白、黄等颜料。基于考古情境，学者认为这些大型公共建筑可能具有宗教、经济和行政功能。依据建筑群的空间布局，可以分为上下二区：东北部的上区包含了大量规模宏大的金字塔，西南部的下区则相形见绌，仅有一组相对较大的建筑群和若干小型公共建筑。这种空间的分组可能是后来安第斯文化中常见的二分法理念的先声，如印加帝国会将首都、城市和族群均分为Hanan（意为上）和Hurin（意为下）两部分进行治理。
古城上区有六座大型金字塔及其附属居住院落和一座独立的大型居住院落，同样可以分为东、西两部分。西部的公共建筑包括大金字塔（theGreatPyramid）、中心金字塔（theCentralPyramid）、采石场金字塔（theQuarryPyramid）和小金字塔（theLesserPyramid），东部则分布着长廊金字塔（thePyramidoftheGallery）和万卡金字塔（thePyramidoftheHuanca）。
大金字塔是古城最为雄伟的建筑，东西长170.8米、南北长149.7米，高19.3—29.9米。主体结构为一座朝南的山字形阶梯式金字塔，前方附属一个圆形的下沉式庭院。庭院由两道平行的圆形墙体构成，中间宽7米，外径35.5米，内径21.5米。北部有一道台阶与金字塔的中央台阶相连，南部出口也有两道台阶，两侧均立有巨石。金字塔最高处有一组建筑，正中为仪式中庭，其东侧有一座方形神龛，包括一座中心圣火坛、壁炉和一条地下通风管道。这里明显是用火来进行仪式的场所，类似的设施在古城其他建筑中也经常可见。仪式中庭后方为建筑于平台上的大厅，其墙体上布满壁龛和浮雕，具体功能尚不清楚。
东部的长廊金字塔同样宏伟，南北长71.9米、东西宽68.5米，高18.6米。台基呈阶梯状，外墙由大块切割石砌成，砂浆黏合，涂成白色。西部正面中心有一条宽6.8米的台阶。与其他建筑一样，台基内以装满石块的编织袋填充，顶部有木头和芦苇搭建的房屋。
值得注意的是，这里还有一条长长的通道，连接一座地下长廊。后者长4.5米，宽2.5米，内墙上有7个壁龛，两侧各3个，面向入口的正面1个。墙壁和壁龛都抹泥灰并涂成白色。考古学家在金字塔内发现了两件垫席、一块棉衣的残片和25件打磨精致的鲸鱼椎骨。基于该建筑独特的风格和规模，推测其管理者在卡拉尔古城中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
古城下区建筑与上区不同，它们位于低矮的阶地上，沿东西轴向分布并面朝上区。这些建筑普遍较小，但有一座名为“圆形剧场”的神庙规模颇大。该建筑南北长157.4米，宽81.6米，高7.9米，大致由三部分构成。北部为一方形平台，其东、西两侧设有一系列交错排列、进深一致的小房间。平台南部有一台阶与圆形的下沉式庭院相连，后者类似一个圆形露天剧场。庭院外部由两道墙围合，形成同心平台。内里上半部分设有阶梯式座位，在西南侧的堆积中，发现了一组32根由秃鹫和鹈鹕骨头制成的骨笛。而在距离不远处的建筑东侧，还出土了38件由羊驼和鹿骨制成的号角。庭院南部有台阶通往主建筑。主建筑建于石质台基之上，主要分为前厅、中庭、后室。中庭有三座阶梯式平台围绕着一个方形空间，空间中心设有一个大型仪式火坛。中庭无疑是整个建筑的核心，地面被涂成黑色，许多重要仪式可能都在这里举行。
住宅建筑主要分为两类，一类是面积较大的紧邻金字塔的精英住宅院落，另一类则为平民住宅，包括城市外围的聚居区。精英住宅院落相对独立，其面积一般在150—300平方米左右，依据功能分隔出不同的空间，包括门道、天井、庭院、主室以及附属房间、储藏室等。墙体往往使用大型石块砌成，房间内设置有平台和长凳用于日常仪式活动。平民往往聚集居住，其住宅面积要小得多，一般在40—80平方米左右，但也大多有隔间。以木柱构成框架，再连接由香蒲（Typhadomingensis）和水葱草（Schoenoplectussp.）编织而成的藤条板，涂抹黏土和灰泥形成墙体。住宅房屋内外还发现有日常生活所用的骨、石、木器、纺织物残片，以及大量的动物、植物残骸。
此外，在下区最东侧还发现了手工业作坊。作坊长14.97米，宽10.20米，由三座四边形房间组成。在居住面下方，发现一座密封的窖坑，里面出土了大量由乳白色石英、水晶、海菊蛤、贝猫眼制成的彩珠。房屋内还发现了石质、骨质工具和废料堆积。
卡拉尔古城的生业模式和政治结构
苏佩河流域耕地稀少，且河流大部分时间是干涸状态，这导致卡拉尔古城粮食农作物生产并不发达。植物考古表明，卡拉尔人以瓠瓜、南瓜、豆类、番薯和鳄梨等瓜果、根茎作为主要食物来源，美洲常见的玉米等农作物却很少发现。但出人意料的是，他们消费了大量的鱼类和软体类动物，比如秘鲁鳀鱼、沙丁鱼、海蛎和贻贝等。古城距离海洋25公里，并未发现渔网或其他捕鱼工具，表明这些海产品均是通过与沿海人群交换获得。同时，遗址内发现了大量棉花籽、骨针以及纺织品残片，推测谷地居民种植棉花并制成纺织品出口。他们与沿海地区和其他临近人群构成了相互依存的交换网络，古城内发现的诸如海菊蛤、红木、半宝石、颜料等遗物，也表明这一交换网络可能扩展至秘鲁北部、热带雨林乃至厄瓜多尔。
这一交换网络产生了巨大的经济利益，为特定人群带来了财富积累，加速了人群威望的差异和社会阶层的形成。古城的普通民众从事着食物生产、棉花种植、纺织、修建公共建筑、加工装饰品等各种各样的体力活动；而精英和领导者则掌握了天文、数学、几何、艺术和建筑知识，在天文观测、贸易管理和建筑设计等方面占据垄断地位，并且利用宗教作为凝聚和控制人群的手段。城里遍布带有庭院和火坛的建筑，里面盛放祭品，可能都与宗教和仪式活动有关。
不独在古城内部，苏佩河流域发现的18座聚落也呈现出明显的等级差异。包括卡拉尔、厄拉德潘多（EradePando）等城市不仅在遗址面积、公共建筑的规模上遥遥领先其他聚落，一些遗物和建筑风格也揭示出它们对其他中、小聚落的强烈影响乃至控制。若再把范围扩大，苏佩河主要聚落的面积在40万—80万平方米之间，而其他山谷的聚落面积仅为11万—13万平方米，这显示出居民在经济管理和投入方面的显著差异。
整个卡拉尔文化的分布区中再没有哪个区域如苏佩河流域这样，拥有如此密集的聚落群和数量众多的大型公共建筑。考古学家认为，仅靠苏佩河当地的劳动力和资源来完成这些工程是极其困难的，何况这些建筑还被不断改建，因此，他们推测苏佩河流域或卡拉尔古城的统治集团以某种方式从其他谷地获取了劳动力等资源。
探究卡拉尔文明形成的动因
包括碳十四测年等技术在内的年代学研究表明，卡拉尔文明从公元前3000年一直延续至公元前2000年左右，这是秘鲁乃至美洲迄今发现的最古老的文明，而卡拉尔古城是当时最显著的政治和文化辐射中心。它以农业、渔业经济为支撑，通过活跃繁荣的贸易体系，直接统治了包括苏佩河、帕蒂维尔卡河（PativilcaRiver）和福尔塔莱萨河（FortalezaRiver）流域在内的一系列政治体，而其威望和影响更是遍及整个秘鲁中北部地区。
当我们将历史视野拉长，会发现卡拉尔文明已经孕育出安第斯文化传统的一些重要因素，包括对纺织品的重视、大量使用儿童或者动物进行祭祀、二分法的理念等，甚至印加文明典型的结绳记事在卡拉尔也有端倪。然而，对于这个文明，更多的还是未知。大型台阶式金字塔是否有初创阶段，它们的功能究竟是什么？圆形的下沉式庭院、带地下通风管道的仪式场所是自主产生还是受其他文化启发？在古城之前是否还有更为初期的复杂社会，其领导者是如何产生又掌握了怎样的权力？这一系列更深层的有关文明起源和发展的问题还有待考古学家的进一步探索。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副研究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