将中国文学置身于世界文学之网去审视，它的位置在哪里？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之后，中国文学进入世界文学境域了吗？不同语种间的翻译，如果翻译不能尽善尽美地表达原文本，对翻译文本的批评和讨论与原文本有多大关系？融入世界文学的途径又是什么？

12月6日，“在世界文学中写作”学术研讨会暨《南方文坛》2024年度优秀论文颁奖活动在南京举行，本次活动是由《南方文坛》杂志社、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和译林出版社共同主办。翻译家、作家、出版人与批评家，济济一堂，探讨中国文学与世界文学的历史、当下与未来。

什么是“世界”，什么是“世界文学”？

人类对整个世界的认识是一个长期、复杂且不断发展变化的过程。在活动中，几位专家就“世界”这一概念进行了廓清。

苏州大学文学院教授王尧认为，这一百多年来，中国与世界的关系是非常重要的话题，晚清以后，中国人有一个非常大的变化，就是从天下体系到世界体系。“80年代有几套书很有影响，出版家钟叔河主编的一套书叫《走向世界丛书》，收录了晚清一批文化人，包括出国使者的日记、游记等等。中西交谈，从晚清以来到现在一直都是重要的话题。”从中可以看出晚清时期的国人对“世界”的认知。

长江学者、武汉大学文学院教授李遇春认为，“世界的概念是非常复杂的，它是一个变动的概念、流动的概念”，古代的中国人当然也会有世界的概念，但他们的世界概念和现在的世界概念，内涵有所不同。

至于“世界文学”，追溯历史，它在19世纪初叶方才出现。多位与会专家在发言中提到德国思想家歌德。他在《谈话录》里第一次提到了“世界文学”的图景，之后不久，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非常清晰地谈到了这一概念。

李遇春在发言中提到，歌德在读到李白的诗、中国的《风月好逑传》等东方作品后，认为世界文学的时代已经到来。而马克思从资本主义的扩张这一大背景下谈到的“世界文学”概念。前者感性，后者则是理性的判断。

与世界文学的对话从未停止过

南京大学文学院教授王彬彬这两年一直在思考一个问题，“我们老谈文学的世界性，好像世界性是近代以来才开始有的，最早是鸦片战争以后，甚至是五四以后才有的”，在他看来，中国文学事实上在诗经时代就和世界有了对话。

“为什么春秋战国时期突然出现学术大繁荣，百家争鸣？完全是外来思想的刺激。诸子百家，像逻辑比较严密的墨子思想体系为什么会出现？如果没有外来思想，本土是不可能产生的。诗经的作者就在世界性中写作，屈原就在世界性中写作，孔孟老庄就在世界性中写作，从一开始就在与外来文化的对话中形成了中国文化。”王彬彬说，汉代以后，佛经翻译对中国文化、中国文学影响甚大，佛经都是用白话翻译的，它促进了白话文学的兴起，“没有佛经翻译怎么会有《西游记》呢？所以，我们老早就在世界文学中写作了”。

李遇春认为，现代性的“世界文学”概念出现后，中国文学也一直在与世界文学对话中发展，“一百年来，凡是产生过影响的一些文学事件，都是在和世界对话，二十年代的五四文学、三十年代的左翼文学，包括工农兵文学、人民的文学，始终都与世界对话，慢慢和中国本土进行融合。包括到八十年代以来的寻根文学，包括先锋文学的转向等等。我们始终就在世界文学中写作，我们从来没有脱离过世界。”

中国社科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萨支山认为，现代文学中三十年代左翼文学，也是一个同时共振的世界性左翼文学运动，像萧三参加1930年在苏联哈尔科夫的第二次世界革命作家大会，同年中国左翼作家联盟成立，萧三写信回来说，这一次我们算是把搁在中国革命文艺和世界革命文艺之间的一座万里长城打破了，中国左翼文学已经在组织上进入了世界革命文学的队伍，成为了世界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斗争的共同伙伴，这些伙伴包括东亚的朝鲜和日本。从这个角度看，中国三十年代左翼文艺运动，就不但是本国的文学，更是世界文学，不但中国的作家翻译其他国家的作品，其他国家的作家也在上海写中国，比如像基希的《秘密的中国》，在世界性的左翼文学运动潮流中，尽管许多左翼作家的作品并没有翻译他国文字，但不能否认他们的作品具有世界性，同样也属于世界文学。

对本土文学与世界文学的关系，文学家们在不同时代也给出自己的答案。上世纪40年代，胡风认为中国文学是世界文学新拓的支流。到了80年代，韩少功说中国文学不能成为外国文学的翻版，当年的寻根文学就是对世界文学这个概念的一种反思。

李遇春认为，80年代以来随着寻根文学的诞生，一方面我们走向世界，走向全球化。另一方面，大家不断地在回撤，在寻根，莫言说“大踏步的后撤”，韩少功说“进步的回退”，都是不断地去寻找东方的资源、中国的资源，“尽量用本土化的东西抵抗西方，提倡两种文明、两种文化、两种文学艺术之间的一种对话”。

谢有顺认为，中国文学这一百多年，有今天这样的品格，是在世界文学的交流中锻造的，如果没有读托尔斯泰和尼采，可能也不会有今天这样的鲁迅，没有福克纳和马尔克斯，可能也不会有今天这样的莫言，所以我想如果你问莫言蒲松龄重要，还是马尔克斯重要，他肯定不会简单的分出高下，这些都是影响过他的。

一个技术性问题：翻译的可能性

在世界文学之间的交流中，一个技术性问题也出现在这次研讨中——翻译。

王彬彬认为，文学有可通约性和不可通约性，因为文学是语言艺术，语言有可通约性和不可通约性，不可能把一种语言完全把它的意义、意思、意味、言外之意、弦外之音全部置换成另外一种，这是不可能的。所以中国人看外国文学和外国人自己看自己的文学，往往不一样，“我们一谈到英国文学，最厉害的是狄更斯，是哈代，英国人可能觉得最牛的是王尔德，因为王尔德那种用英语表达出来的美，由英语语言本身散发出来的美，是无法转换成汉语的，我们体会不到的。同样，外国人谈到中国文学，像孙犁、汪曾祺，他就不知道了，为什么？汪曾祺那种语言安全通过汉语本身散发出来的美，它是无法翻译的。”

辽宁师范大学教授张学昕说，1985年的文学评论中，有一篇是张承志写的，《美文的沙漠》，其中提到一个观点：叫美文不可译。

《钟山》主编、《扬子江文学评论》主编贾梦玮说，文学是什么？就是翻译当中被遗失的那一部分是文学。在他看来，翻译成英文的中国文学作品和翻译成中文的西方文学，都有很多翻译不出来的地方。

而在下午的讨论会中，十多位年轻学者也就世界文学视域下的阅读、写作、翻译和出版等多个问题进行了研讨。

如何更好地融入世界文学

苏州大学文学院教授王尧认为，对部分批评家、学者和作家来讲，特别是对作家而言，今天最大的问题是缺少世界观和方法论，他们过多的被各种外界因素侵蚀和影响，很多作家几乎处于思想和文化不堪的状态。

部分作家，会在作品里转述别人的思想，而缺少伟大的人文传统，缺少对当下现实的复杂感受。我们无法对接传统，也无法与文化认同和世界对话，这种对现实的丰富感触特别是痛苦感的消失，文学是非常淡薄的，这需要引起我们警惕和注意的地方。

南京师范大学朱晓进认为，所谓在世界文学中写作，就是要使我们的文学创作跟世界文学构建起一种新的互动关系，要使当下的文学创作融入世界文学发展的命运共同体。只有接纳世界、学习世界，才能走向世界、反哺世界。但是也只有通过接纳世界、反哺世界，最终才能融入这个世界。

他在发言中强调，文学写作要融入世界，就要求写作者有着对世界和文学的独特了悟，在文学中呈现出独特的样貌。这不能通过借鉴和模仿来实现的。“曾经有一段时间认为走向世界就是模仿世界，甚至出现了好多伪先锋的创作，这些伪先锋的创作我就认为实际上是通过借鉴模仿某一个方面，只有某种形似，没有神似，因为他模仿不出那样一种灵魂，那样一种哲思”。

谢有顺认为，每一个好的作家都有他的地方性，无论你有多么鲜明的地方性，你依然是在世界中写作。

米沃有一句很有名的话，他说我去过很多国家，到过很多地方，但是我没有养成世界主义的习惯，相反，我保持着一个小地方人的谨慎，这其实就是一个观察世界的角度，他站在他这样一个角度里面观察世界，但不等于说他是地方性的作家，或者地方性的作品。

“所以好作家一定是在世界中写作，他所感受到的也是人与世界本初的、原始的、本质的关系。‘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这样的句子，没有人会说它是独属于楚国的，‘江畔何人初见月，江月何年初照人’，也不会让人觉得是站在某个固定的江边才会有的感受。我觉得这种写作才是根本性的写作”。

中国作家协会党组成员、副主席、书记处书记邱华栋：中国的当代文学是世界文学的一部分，我们时时刻刻都处在一个相互影响、相互借鉴、相互激荡的文学氛围里写作，中国当代文学不是孤立的，而是开放的，不是封闭的，而是面向未来的，作为一个当代作家，我们有更多的可能性，这就要看我们的作家自身的创造力和对自身的要求，看能不能写出杰作。

在他看来，很多中国当代作家都具有某种世界文学的视野，心中也有世界文学的格局。中国当代作家有一种世界文学的在场感和世界文学的广阔视野，正因为如此，未来的中国当代文学、当代作家必将写出非常丰富的、复杂的、多样的杰作。

扬子晚报/紫牛新闻记者臧磊

校对王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