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古代的教育有官学和私学之分。虽然私学的概念界定与类型划分，就其教育制度的构成方式而言，尚有一些争议的地方。但从广义的层面辨析，非官方的学术传承与教育，皆应属于私学范畴。纵观私学发展历程，春秋战国时期，私学兴盛，百家争鸣。魏晋南北朝时期，家族教育异军突起。宋元以降，私学则多受到官学体系的管辖。相对而言，唐代私学形式多样，内容丰富，具有广泛的社会性与鲜明的时代特征。私学的兴盛，不仅拓展了唐人的文化空间，进而影响其创作心态与价值取向，甚至对文学观的建构及文学史的嬗变也有一定的促进作用。
学术传承的私学化及其文学观的建构
隋末唐初，王通河汾设教，主张复古更新与经世致用。中唐《春秋》学派提倡经学革新。受科场文化的影响，《文选》学兴盛一时。这些因私授讲学而形成的学术传承，对当时的文学创作产生了深远影响。
根据王绩《游北山赋》、杜淹《文中子世家》及《中说》等相关材料的统计来看，王通门人及私淑弟子多达二十余人，就创作实践与群体性而言，在一定程度上已形成了“河汾作家群”。王氏河汾之学，主张“行道复礼”的伦理观与“穷理尽性”的修行法则。在《诗经》的文学阐释及作家论、风格论上，多从政教入手，提倡王道之志与经世致用的文学批评，所彰显的“文以德先”等诠释方法，则为贞观君臣所继承，进而奠定了唐初文学观架构的基石。
安史之乱以后，陆质本啖助、赵匡之说，“杂采三《传》，以意去取，合为一书，变专门为通学，是《春秋》经学一大变”（皮锡瑞《经学通论》之四《春秋》）。从上元二年至大历五年，啖助《春秋》学术先于丹阳等地私家传授，陆质入京后传《春秋》于永贞集团，啖、赵学派才大显于北方，并影响到中唐的古文创作及元稹、白居易等人的新乐府运动。元、白《策林》的批评指向与陆质《春秋集传纂例》中的解经内容多桴鼓相应。而韩愈、柳宗元、刘禹锡等人的经世古文及尚奇求新的文风也同样体现了《春秋》致治之学的“去文从质”“王道之志”及疑古辨伪的经学取向。
隋唐时期，《文选》兴盛，与五臣注及陆善经等人注记的官学属性相比，曹宪、许淹、公孙罗、魏模父子以及李善在江淮、汴郑等地讲授《文选》，学术规模更大，私学传授特征更明显。从接受的层面看，李白三拟《文选》，杜甫“熟精《文选》理”，韩愈、白居易及李商隐等也曾仿拟取精，至于科考应试的命题取资及诗材檃栝，也多源自《文选》。尽管唐人奉《文选》为圭臬，创作范式多有承袭，但在概念层面上并没有建构起《文选》诗整体的价值取向与判断，在逻辑上也没有引出规范性的诗学命题，反映在批评领域，唐人更多的是从《文选》诗中拈出齐梁体等概念来表述对诗学传统的理解与阐释。（参见童岳敏《论唐代私学兴盛对唐诗的影响》）
家族之文学实践与蒙训著述的文学特色
魏晋以降，公立学校沦废，学术中心移于家族。胡应麟《诗薮》外篇卷三云：“唐诗赋程士，故父子兄弟文学竞称者甚众。”唐代文学家族兴盛，多集中在两京、河东、河北及江南东道。考察其家学因素，除了诗文传家外，也有经史及书画等技艺的传承。就其文学实践而言，则呈现为家族内的文学研习与交流。如弘农三杨、怀州穆氏四子皆曾筑馆课文，属词匠意。
家族的诗文唱和往来是诗艺交流的重要形式。柳宗元《王氏伯仲唱和诗序》云：“间以兄弟嗣来京师，会于旧里。若璩、玚在魏，机、云入洛。由是正声迭奏，雅引更和，播埙篪之音韵，调律吕之气候，穆然清风，发在简素。非文章之胄，曷能及兹？”在一些诗文雅集的场所，家族性参与也颇引人瞩目，如颜真卿家族、张荐家族引领浙西联唱，南阳谢良辅、谢良弼兄弟为鲍昉浙东雅集之翘楚，而晚唐詹氏家族（詹敦仁、詹琲）则积极倡导了泉州诗群艺文活动。再者，《窦氏联珠集》《李氏花萼集》《韦氏兄弟集》等家集的编撰展现出强烈的崇宗意识，反映在创作上则体现出文风因袭的相传性。辛文房《唐才子传》卷二云：“芝兰继芳，重难改于父道；骚雅接响，庶不慊于祖风。”像杜甫、王勃、杜牧、陆龟蒙等皆曾秉承家业，绍述文事。
受科场文化的影响，唐人蒙训也蕴含着浓厚的劝学崇文意识。杜甫《宗武生日》《又示宗武》、杜牧《冬至日寄小侄阿宜诗》等，强调敷教文翰，为识智之源，只有留情文史，骚雅接响，庶不慊于祖风。一些辞章、声律俱佳的诗什也成了开展童蒙教育时揣摩、仿拟的范本。如《兔园策府》，乃徐、庾之体，偶丽之语，唐五代时期流行于民间村塾。另在敦煌遗书中，尚有《秦妇吟》《渔父歌》《沧浪赋》《燕子赋》《貳师泉赋》《王梵志诗集》等学仕郎的诗文抄本。这些训蒙著述的文学特性也极为鲜明，以李峤《杂咏诗》为例，天瀑山人《李峤百咏跋》云：“皇期中叶，甚喜此诗，家弦户诵，至使童蒙受句读者亦必熟背焉。”另赵嘏《读史编年诗》、胡曾《咏史诗》、佚名《古贤集》以及汪遵、周昙诸家的咏史诗作，以年岁为类，人物为纲，建构的历史画卷不仅为童蒙训读提供了大量的事实原典，在一定程度上也为晚唐咏史怀古诗的兴盛奠定了受众基础。
隐读修业与中晚唐文体之新变
安史之乱以后，时局动荡，官学颓滞。文士中隐读山林者日趋增多。虽然隐读修业在生存方式上体现为遁迹山林，远离都市，但从入仕目的来看，隐读者会聚山林，相互习业，彼此教授，本质上追求仕进，以科第为目标，故应纳入私学的范畴。据初步统计，中唐以降，隐读山林的文士达二百余人，多汇聚于名山。京畿、都畿一带的终南山、嵩山、华山等地，因靠近两京，为文士所聚集。而南方则以庐山、九华山、衡山等地为胜，究其原因在于地近繁华，交通便捷。这一庞大的文士群体及其隐读文化，对中晚唐文学的创作自然也产生了深远影响。
首先，文人寄寺修学或隐读肄业时，创作了大量的隐逸诗歌。如庐山招提寺，隐读者众多，李群玉《劝人庐山读书》云：“怜君少隽利如锋，气爽神清刻骨聪。片玉若磨唯转莹，莫辞云水入庐峰。”其中，著名的隐读者有李渤、李涉、刘轲、伍乔、符载、杨衡等。他们或寺院题诗，或联体唱和，题材以隐居、禅悦为主，在林泉雅事之中追求淡泊萧疏的情趣。另外，谭峭遁居庐山习隐洞，学者有百余人之多。此后，陈贶、江为、刘洞、夏宝松等均来此隐读，这些庐山诗人群体，奉贾岛、姚合为宗，诗风清奇幽僻，走苦吟一派。唐人的隐读，受到了传统隐逸观念与佛、道遁世思想的影响，反映在创作领域，除了表示一定的乱世心态外，多数则在孤寂、感伤之中吟唱其萧疏淡泊的人生情趣，诗风有清淡闲远的一面，时而也略显寒苦僻涩。这种诗学取向，也成了中晚唐诗歌典型特征的呈现。
其次，从小说的创作来看，中晚唐隐读文化及其发生机制往往成了叙述模式的逻辑起点，同时也展示出文士阶层的时代趣味与心理体验。如《续玄怪录·张庾》《异物志·李元平》《广异记·朱敖》等人神之恋的小说，通过文士隐读时与鬼神的际遇，诠释了“贞元之风尚荡，元和之风尚怪”的风气（李肇《唐国史补》卷下）。受道教炼丹术及游仙思想的影响，《太平广记》卷十七《卢李二生》《薛肇》等小说，描述了隐读文人科举仕宦与悟道成仙的两种人生模式的反差，彰显道教洞天福地的虚幻世界，进而宣传神仙美学。此外，一些隐读小说的情节设置与人物活动多在寺院中展开，这一方面与文人流寓佛寺的习气及寺院停客税居的功能有关，另一方面也受到中晚唐“坟寺”风俗的影响。
作为一种教育模式，唐代私学的兴盛，有着鲜明的时代属性与科场背景。从知识传承与文化普及的层面上看，私学形式自由、开放，内容也更为丰富。与官学的制度化、等级化及滞固性相比，私学的盛衰嬗变更能及时折射出士风、学风的变化。就其文学功能而言，不仅拓展丰富了文人的生存空间与创作取向，也从地缘及学缘的角度影响到唐代文学的发生与发展、特点与价值。
（作者系安庆师范大学人文学院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