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惠斌
摸清文物家底，守护历史根脉。经国务院统一部署，第四次全国文物普查于2023年11月至2026年6月分三阶段进行。当下，各地文博工作者正以责无旁贷的使命感，以县域为基本单元，身临野外一线，实地开展文物普查。
“一身诗意千寻瀑，万古人间四月天。”今年是建筑学家兼诗人、工艺设计师林徽因（1904—1955）诞辰120周年。回望上世纪30年代，山河破碎，战火纷飞，林徽因与梁思成等中国营造学社的早期成员，踏青山，走乡野，不辞辛劳，不畏艰险，致力于文物古建筑的考察、调查和研究，默默书写着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热爱、坚守与传承。林徽因当年为中国古建筑研究与保护所历经的传奇往事，时至今日犹让我们无限感怀和深深钦佩。
1934年8月，林徽因在汾阳县小相村灵岩寺仰望铁佛。
1934年，林徽因在陕西耀县（今铜川市耀州区）古城墙外花海中留影。
1937年，林徽因在药王山测绘摩崖石刻造像。
1937年6月，林徽因在山西五台山佛光寺东大殿仰望唐代佛像。
1936年6月，林徽因在滋阳（今济宁兖州）兴隆寺塔测绘调查。
不肯与千年晋祠失之交臂
山西历史悠久，人文璀璨，素有“中国古代建筑宝库”的美誉。1933年至1937年，林徽因曾三次赴山西，先后考察、调查大同古建筑和云冈石窟、太原晋祠、五台山佛光寺等古迹。
1934年8月上旬，林徽因、梁思成应美国朋友费正清、费慰梅夫妇邀请，赴山西汾阳城外的峪道河避暑，这是林徽因第二次赴山西。其间，四人以汾阳峪道河为原点，结伴考察了汾河流域太原、文水、汾阳、孝义、介休、灵石、霍县和赵城等县40余处古建筑。
前往汾阳县小相村灵岩寺途中，适逢大雨，原来的土路一下子变得泥泞不堪，崎岖难行，只能改乘骡车。林徽因在调查、测绘中，主要承担丈量建筑和抄录碑文，梁思成负责拍照并做记录，费正清夫妇则协助配合。费慰梅在《林徽因与梁思成》一书中回忆：“菲莉斯（林徽因的英文名）穿着白裤子，蓝衬衫，与穿着卡其布的思成相比更显得清爽整洁。每到一座庙宇，思成便用他的莱卡照相机从各个方位把它拍摄下来，我们则帮助菲莉斯进行测量，并按比例绘图，工作往往需要整整一天，只是中午暂停下来吃一顿野餐。”
当时，梁思成拍摄了一帧极富诗意的照片：已是遗墟的灵岩寺瓦砾土丘，满目荒凉，但还留存明正德年间铸造的五尊铁佛，东首一尊低首垂注、悯恻眷顾，身形娇小的林徽因右手执笔，轻抚着露天盘坐的铁佛，同时神情虔诚地仰首凝视，仿佛彼此正用心交流着什么……正如后来一位诗人所写的：“你有低眉慈悲，我自温婉无语，静默好似对话，凝望已然千古。”
林徽因和梁思成久闻晋祠大名，但一开始他们并没有探访晋祠的计划。因为根据经验，越是名胜古迹，经后世重修、改建的可能性越大，原有的建筑不太可能保存下来，所以他们对“名胜”总是敬而远之。然而，从太原出发去汾阳时，在颠簸的汽车上，林徽因透过车窗，远远望见太原城外晋祠正殿的魁伟侧影，这惊鸿一瞥，让她大为惊叹。晋祠虽成名胜，但仍是古迹，他们决定返回时，无论如何必须考察一番。
一个月后，林徽因、梁思成告别费氏夫妇，从汾阳返回太原途经晋祠，毅然走下挤得水泄不通的公共汽车，拖着沉重的行李，决定逗留半日，对心中挥之不去、“无论如何不肯失之交臂”的晋祠进行初步考察。
晋祠位于太原西南悬瓮山东侧，是我国现存殿堂楼阁、亭台轩榭俱全的最古老的祠庙建筑群，最著名的建筑圣母殿，建于北宋太平兴国九年（984年），崇宁元年（1102年）重修，大殿四周围廊，前廊宽敞，是古建筑中“副阶周匝”的最早实例；斗拱彩画，与《营造法式》中“五彩遍装”的记载高度相似；殿前8条木雕盘龙，是唐宋古建筑中仅存的实例；殿内43尊宋代彩塑，圣母居中而坐，神态庄严，雍容华贵。在晋祠，林徽因和梁思成流连忘返，时而驻足观赏，时而拍照记录，眼前的一切让他们深深陶醉……
此次野外调查正值仲夏，天气炎热，林徽因戴着西式太阳帽，踩着泥泞、坐着骡车，涉水跋山，风尘颠簸，为掌握第一手实例测绘资料，她奔走在山村乡野，毫不介意山谷的野风、顶头的烈日，以及粗劣的食物，甚至与蚊蝇跳蚤为伍，备尝艰辛，饱受疲困。然而，每一次在人迹罕至的地方发现古建筑遗存，看到“艺术和人文景物的美的色彩”及精妙奇特的构造，总是让她疲劳顿消，有如孩子般快乐。
林徽因徜徉于古寺塔林，倾听暮鼓晨钟；流连于楼台亭阁，感悟古建神韵，一如她在《山西通信》（1934年8月25日天津《大公报》文艺副刊第96期）中所写的：山西的“天是透明的蓝，白云更流动得使人可以忘记很多的事……更不用说到那山山水水，小堡垒，村落，反映着夕阳的一角庙，一座塔！景物是美得到处使人心慌心痛”。她以诗意的语言描绘晋汾之行：“我们因为探访古迹走了许多路；在种种情形之下感慨到古今兴废。在草丛里读碑碣，在砖堆中间偶然碰到菩萨的一只手一个微笑，都是可以激动起一些不平常的感觉来的……由北平城里来的我们，东看看，西走走，夕阳背在背上，真和掉在另一个世界里一样！”
陕西耀县城墙外的绰约风姿
1934年和1937年，林徽因两次赴陕西考察文物古建筑，两度抵达耀县（今铜川市耀州区），调查、测绘古城墙和摩崖石刻造像，为后来药王山“耀州碑林”的建立，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1934年夏，梁思成、林徽因完成山西汾河流域的寺庙古迹的考察后，渡过黄河直达陕西，对西安、宝鸡、铜川、延安等地的古建筑展开调查，耀县是此番考察的重点地区。
耀县地处渭北高原南缘，周、秦、汉、唐时期，就已是关中通往陕北的天然门户。耀县古城规模恢弘，素有“北山锁钥”“关辅襟喉”之誉，城内有四门，分别建有城门楼，城内巷道纵横，建筑林立。在耀县，林徽因走遍城乡，找寻有价值的古建筑，着重考察了那个年代中国遗存最古老的城墙之一——始建于隋唐时期的耀县古城墙。
当时，耀县城内碑石横街，石刻石雕或陈于脚下，或闲置门旁，散乱不堪，其中不乏北魏、西魏、北周、隋、唐遗像碑等稀有珍品，如《魏文朗造像碑》《姚伯多兄弟造像碑》《仇臣生造像碑》《青龙魏碑》等。目睹这些雕凿精美的石刻，林徽因喜不自禁，立即着手测绘和整理。根据林徽因和梁思成的建议，1936年10月，时任国民政府耀县保卫团副团长雷天一发动民众搜集造像、石碑，共征得60余通，后来将它们移往药王山，成为陕西仅次于西安碑林的文化瑰宝。
林徽因在耀县罕见地为自己留下了一张美丽的“风景照”。古城墙下，斜阳西照，微风徐徐，林徽因站在大片花丛的一侧，容颜俊秀，身姿轻盈，右手拿着一顶帽子，左臂微微弯曲，臂下夹着测绘图，气质优雅，笑意嫣然，眼神中透露着坚定和温柔，笑容里流露出自信和亲切，与盛开的花朵相映生辉。她的身后是古老而厚重的城墙，脚下是灿烂怒放的花海。这张风姿绰约的照片，同时成为展现耀县古城墙昔日雄伟景象的视觉图像而弥足珍贵。
1937年5月，应国民政府西安行营主任顾祝同邀请，梁思成、林徽因赴西安主持小雁塔的维修方案，同时设计西安碑林的展陈，顺道考察了西安、长安、临潼、户县等地的古建筑，利用这次机会，他们还去了北部的耀县、澄城、韩城、朝邑。林徽因再次前往耀县，复查3年前建议收集、规整碑林的情况，同时对药王山摩崖石刻造像及其周边人文古迹开展考察，尤其是对每一尊摩崖造像，她都亲自进行了测量、拍照、断代，并做下详细记录。
药王山位于耀县旧城东1.5公里处，海拔812米，历史悠久，景色清幽。唐代称磐玉山，由5个小山峰组成，故宋至明代被称为五台山；又因唐代医学家、“药王”孙思邈曾长期隐居于此而得名药王山。药王山摩崖石刻主要分布于山之东南隅，位于太玄洞东约150米处东西长21米、高5米的崖面之上，始凿于北朝时期，隋唐两代建有宝云寺，又广开造像，其中一处隋唐石窟内，共有40余尊造像，保存基本完好，大的高至丈余，小的矮不盈尺，雕工细腻，线条流畅，形神兼备。
药王山摩崖造像西边第七窟内的圆雕坐佛，体量庞大，通高4.06米，法相端庄，凝目平视，项饰宝镜莲花纹璎珞，衣衫飘逸，纹饰精美，双手十指交叉，掌心向上，双腿盘曲。在硕大的佛身映衬下，林徽因纤柔的身子正攀爬于梯子上，左手拉尺，右手握笔，凝神屏息地测绘并低头记录……梁思成恰到好处地捕捉下这个瞬间，将这一动人的场景定格在后人的眼前。
上世纪30年代，林徽因两度赴耀县，皆下榻于城内西仓巷11号。这里原本是晚清时期的一处三进式四合院民居，主屋为硬山双坡顶两层楼，坐东朝西，南北四间厢房对称而立。整个庭院砖木混合结构，雕梁画栋，幽静雅致，具有浓郁的耀县风格，目前保留下一进与三进。
岁月流淌，90个春秋过去，耀县的古城墙已荡然无存，所幸林徽因当年短暂居住过的民居还在。2015年，整体修缮一新的西仓巷11号，以“林徽因故居”的名称对外开放，内部布置“林徽因纪念馆”，深情记述着耀州人民对林徽因的无尽缅怀和感恩。
齐鲁大地一路行吟
1936年6月下旬，林徽因与丈夫梁思成应时任山东省教育厅长何思源邀请，和同是建筑学家的刘敦桢，及两位助手麦俨增、莫宗江，专程前往山东，开展野外古建筑调查、测绘。他们沿胶济铁路，由济南一路向东，对山东11个县的百余座古建筑进行详尽考察、调查、测绘，为后人留下了极为珍贵的研究资料。
抵达济南后，林徽因和梁思成顶着烈日，从火车站径往历城柳埠镇的神通寺四门塔（现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七八十里的路程，走了一整天。神通寺墓塔周遭荒草丛生，杂乱不堪，他们不顾旅途劳累，清理杂物，展开实地测量。
从梁思成拍摄的一张照片中可以发现，当年四门塔塔身已有裂纹，塔顶覆满杂草，林徽因头戴草帽，白色短袖衫束于腰间，脚踩塔基边缘，手扶塔身，拿着尺子细致测绘……塔下碎石遍地，地势凹凸不平。然而，四门塔的独特之美，令他们赞叹不已。四门塔通体由巨大的青石砌成，平面呈正方形，四面各开一个拱门，中立方墩，墩四面各坐一像，塔身单层，朴实无华，顶端是一个阶梯形的金字塔，上面覆盖一个缩小的印度窣堵坡样式尖顶。四门塔是我国迄今保存最完整的单层亭阁式佛塔，也是国内现存最古老的、唯一的隋代石塔，有“中国第一石塔”之誉。神通寺四门塔无疑是此次古建筑调查的最大发现，当时拍下的照片，为我们清晰地定格下了恒久的黑白影像。
在拥有数千年历史的鲁西南小城兖州，林徽因等还发现了一座千年古塔——位于兴隆寺内的兴隆塔，形制奇特，平面八棱，高54米，共13层，各层皆于东南西北四正面设门，其余四面浮雕假窗，下部7层较大，绕以石栏，第8层向上塔身陡然递缩。林徽因登上兴隆塔测绘时，梁思成又为她留下了几帧美丽的剪影，其中一张只见她侧身坐在第7层的南门洞中，拱门之下，她头戴宽檐圆帽，倚墙屈膝而坐，膝上铺着纸张，正全神贯注地书写着，苦累中尽显优雅……
20世纪30年代的中国多难、贫穷、落后，此次野外调查时值初夏，天气炎热，而且林徽因的肺结核病初愈，他们跋山涉水，或乘坐火车、独轮车、木轮马车，或骑驴、骑马，或步行，艰苦备尝，如同林徽因给梁思庄的信中所写的：“每去一处都是汗流浃背的跋涉，走路工作的时候又总是早八至晚六最热的时间里。这三天来可真真累得不亦乐乎。吃得也不好，天太热也吃不大下。因此种种，我们比上星期的精神差多了。”“整天被跳蚤咬得慌，坐在三等火车中又不好意思伸手在身上各处乱抓，结果浑身是包！”更不要说一路还有土匪出没、抢劫，人身安全也不能保证。助手莫宗江曾这样描述林徽因参加测绘时的情景：“更可贵的是林先生，看上去那么弱不禁风的女子，但总是爬梁上柱，凡是男子能上去的地方，她就准能上得去。”
两个多星期的考察，虽然路途艰辛，然而，新的发现总是让他们乐此不疲，忘却了曾经的苦难。林徽因诗意慧心，在齐鲁大地“脚下风起”，将一路的艰难与坎坷化作一行行美丽的诗句：“我卷起一个包袱走/过一个山坡子松/又走过一个小庙门/在早晨最早的一阵风中/我心里没有埋怨，人或是神/天底下的烦恼，连我的/拢总/像已交给谁去……/前面天空/山中水那样清/山前桥那么白净/我不知道造物者认不认得/自己图画/乡下人的笠帽，草鞋/乡下人的性情。”
这首题为《旅途中》（初刊于1936年12月《诗刊》第3期），写于“暑中在山东乡间步行二十五年夏”的诗作，堪称林徽因调查、测绘古建筑的真实写照。
终于发现唐代木构建筑佛光寺
1937年6月，林徽因第三次赴山西调查古建筑。这一次，她与梁思成、莫宗江、纪玉堂等人直奔五台山，专为探寻梦牵魂萦的唐代木构建筑。
早在此前，日本建筑学界代表人物伊东忠太狂妄地表示：中国已经不存在唐代及其以前的木构建筑，要看这样的实物，只能到日本的奈良和京都去。1933年，林徽因第一次考察山西时，曾不无遗憾地感叹：“现在唐代木构在国内还没有找到一个！”然而，她和梁思成始终坚信，在中国的某个角落，一定有尚未被发现的唐代木构建筑的存在。此后，梁思成在英国人伯希和写的《敦煌石窟图录》一书中，发现第61窟壁画《五台山图》“大佛光之寺”上面，标注着“唐代”二字；并在北平图书馆的《清凉山志》中，查阅到佛光寺建于唐代的确凿记载。他和林徽因决定到佛光寺一探究竟。
佛光寺不在五台山的中心区域，交通十分不便，林徽因一行先坐火车，后乘汽车，再骑毛骡，几经辗转，最后拉着毛骡，步行前往五台县佛光寺。山路崎岖不平，沿着山崖，他们步步心惊胆战。两天后，林徽因远远看到佛光寺矗立在一个叫作豆村的小山村，兴奋得心怦怦直跳。佛光寺三面群山环抱，西面地势开阔，大殿貌似寻常，亦不高大，却没有任何重修重建的痕迹，出檐的深远、斗拱的硕大、柱头的卷刹、门窗的精致，无一不吸引着他们的目光。寺庙中有一尊穿着便装的女性坐像，僧人说那是武则天的塑像。
由于年久失修，佛光寺屋檐下寄居了成百上千只蝙蝠以及臭虫。他们戴着口罩，爬上梁架，迎着灰尘仔细测量、记录、拍照，一天下来，身上和背包里都是臭虫。测绘进行到第三天，梁思成在梁架上惊喜地发现《营造法式》中记载的国内孤例、从未见过的人字形“叉手”（承托脊榑）。远视眼的林徽因则在东大殿一根梁上隐约发现有淡淡的墨迹，依稀可见模糊的汉字。于是找来村民，搭起脚手架，攀援而上，用布单擦拭，“佛殿主女弟子宁公遇”几字渐渐显露了出来。当林徽因记录下四根主梁上的完整题字，终于确证佛光寺东大殿建于唐宣宗大中十一年（857年），而且大殿内的那座塑像也不是武则天，正是这座寺庙的女施主宁公遇夫人。
一眼千年，岂止惊艳。被誉为“亚洲佛光”的中国最古老的木构建筑终于重回人们的视野，林徽因和梁思成热泪盈眶，激动相拥。梁思成兴奋地为林徽因拍摄了多张照片：架梯登高，手拿尺子，全神贯注地在户外测量唐代经幢的高度；双手叉腰，站在四米高的神像下仰首观望；神情恭敬，立在丰腴圆润、端庄慈祥的女施主宁公遇夫人的塑像边……
那一天，夕阳西下，整个庭院在晚霞的映照下分外温馨。梁思成后来在《中国建筑史》中感慨地写道：“除殿本身为唐代木构外，殿内尚有唐塑佛菩萨像数十尊，梁下有唐代题名墨迹，栱眼壁有唐代壁画。此四者一已称绝，而四艺集于一殿，诚我国第一国宝也。”
在五台山佛光寺发现完好保存的唐代木构建筑，无疑是林徽因古建筑调查、测绘生涯中最大的发现和收获，不仅填补了我国建筑史的缺失、空白，证明中国一直都留存着唐代木构建筑，一举打破了日本建筑学界的断言和结论，而且为梁思成完成破译《营造法式》（宋代李诫著写的中国第一部古建筑著作）的《营造法式注释》（上卷），提供了最重要的实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