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年6月，郭沫若逝世后，根据他的遗嘱，其骨灰没有存放于八宝山，而是洒在了大寨人民公社的梯田中。
（信息来源：中国作家网2013.11.14郭沫若为何要把自己的骨灰撒到大寨去肥田）
1965年的冬天，“农业学大寨”的口号响彻中华大地，作为中国科学院院长的郭沫若，也加入了这股学习的浪潮。
他率领一众专家，踏上了前往大寨的旅程。这并非一次简单的参观访问，更像是一场思想的碰撞。 在大寨，郭沫若褪去了学者的光环，与当地村民同吃同住，一同劳作，他亲身体验了山沟里的艰苦生活，也见证了大寨人改造自然的顽强意志。
这段经历，深深震撼了郭沫若，他被大寨人的勤劳智慧所折服，也被他们“战天斗地”的精神所感染。
《颂大寨》这首诗，便是郭沫若在大寨期间的创作结晶，“全国学大寨，大寨学全国”，诗句简洁有力，展现了当时火热的时代氛围。
这次大寨之行，也让郭沫若与大寨的“当家人”陈永贵结下了深厚的友谊，两人在劳动中交流，在相处中建立了惺惺相惜的情感，离开大寨时，面对村民们热情真挚的挽留，郭沫若许下了一个承诺：一定再来大寨看看。
世事难料，回到北京后，繁忙的工作、年迈的身体，让郭沫若的重访大寨之行一拖再拖，这个承诺，成了他心中的一份牵挂。
1978年6月12日，郭沫若与世长辞，他生前未能再次踏上大寨的土地，但他对大寨的深情厚谊，却以一种特殊的方式得到了延续。
根据郭沫若的遗嘱，他的骨灰没有安放在八宝山，而是洒在了大寨的梯田上，长眠于这片他深爱着的黄土地，这或许是时代造就的浪漫，以一种近乎悲壮的方式，兑现了他对大寨人民的承诺。
郭沫若为何对大寨如此情有独钟？这不仅仅是对一段经历的怀念，更体现了他对大寨精神的认同。
在他看来，大寨精神是延安精神的延续，是特殊时代背景下的产物，他高度赞扬陈永贵带领大寨人创造的奇迹，认为这是一种高瞻远瞩的表现。
选择大寨作为最终的归宿，是郭沫若经过深思熟虑后的决定，这不仅是对陈永贵人格的最高褒奖，也是对大寨人“战天斗地，艰苦创业”精神的最高认可，这是一种精神上的共鸣，也是一位文化巨擘在特定历史时期做出的选择。
八年之后，1986年3月26日，陈永贵也走到了生命的尽头，他最终选择长眠于大寨的虎头山上，与郭沫若的“墓地”相隔不远，两位来自不同领域的人物，在大寨这片土地上找到了共同的归宿。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陈永贵和大寨模式也逐渐被推上了风口浪尖，一些人开始质疑大寨模式的合理性，认为其“劳民伤财”，面对外界的质疑，陈永贵虽然问心无愧，但也无法完全释怀。
尽管大寨模式存在争议，但不可否认的是，陈永贵是那个时代的楷模，是亿万农民的榜样，他所创造的大寨精神，也为那个激情燃烧的岁月增添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郭沫若的是一位跨越时代的文化巨人，他原名郭开贞，1892年11月16日出生于四川乐山，他的名字，取自家乡的大渡河（沫水）及其支流（若水），似乎预示着他波澜壮阔的人生轨迹。
早年留学日本学习医学的经历，为郭沫若打开了新世界的大门，他积极投身新文化运动，与郁达夫等人创办创造社，成为中国新诗的奠基人之一。
在革命的洪流中，郭沫若毅然加入中国共产党，参加了南昌起义，流亡日本期间，他翻译了大量马克思主义著作，为传播马克思主义思想做出了贡献。
抗日战争时期，郭沫若以笔为枪，创作了大量鼓舞人心的历史剧，为抗战胜利贡献了自己的力量。
新中国成立后，郭沫若担任了多项重要职务，为新中国的文化教育和科技事业发展做出了卓越贡献。
他不仅是文学家、诗人、社会活动家，还是史学家、考古学家，被誉为“甲骨四堂”之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