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下同心、尽锐出战、精准务实、开拓创新、攻坚克难、不负人民”的脱贫攻坚精神,具有怎样的时代价值,又体现出中华民族怎样的意志品质?
中国农村发展学会副会长、首都经济贸易大学教授安树伟是我国较早研究贫困与反贫困问题的学者之一,发表和出版了《我国反贫困进程的历史回顾与前景展望》《跨世纪中国反贫困战略研究》《我国减贫战略演变与新时代脱贫攻坚成果巩固》《中国农村贫困问题研究——症结与出路》等一系列论文和著作。他的研究与思索,既扎根于陕西、山西等区域的实地调查,又有着系统而深厚的理论功底。近期,围绕脱贫攻坚实践与精神内涵,他接受了本刊记者专访。
因地制宜、攻坚克难的中西部实践
“1996年,我从陕西师范大学硕士研究生毕业后,有较长时间在山西师范大学工作,因此对陕西省、山西省的脱贫实践有较多的关注。”安树伟观察思考我国的贫困与反贫困问题,形成了《秦巴山区贫困与反贫困问题研究》《晋西北河保偏兴地区反贫困战略研究》《晋陕峡谷反贫困一瞥》等论文成果。谈及自己的科研历程,他重点回溯了在秦晋两地的调研实践。
这两个省的脱贫实践,也是我国中西部地区脱贫攻坚的缩影。安树伟介绍,山西与陕西北部同属黄土高原,贫困问题也具有较大的一致性。“土地面积广阔,水土流失严重,降水量少,生态环境脆弱,资源相对贫乏,发展农业生产的条件较差。”陕西南部秦巴山区山大沟深,人地关系比较紧张,耕地资源短缺,自然灾害相对较多,开发时间较晚,交通不便,工业发展条件也较差。
那么,在脱贫攻坚过程中,两地是如何因地制宜、对症下药攻坚克难的?安树伟介绍,秦晋两地结合当地资源禀赋和经济社会发展阶段,积极探索出了适合区情的脱贫攻坚道路。比如,山西省吕梁市发展了杂粮、马铃薯、食用菌等特色产业基地、特色产业镇、特色产业村,积极培育开拓吕梁山护工、汾阳厨师、临县“的哥”等劳务输出品牌和渠道,建设了一批文旅小镇,走出了一条强产业、拓就业、兴文旅的脱贫攻坚之路;位于陕南秦巴山区的安康市,则将乡村旅游与美丽乡村建设、秦巴山区连片扶贫开发、陕南移民搬迁相结合,按照“政府主导、市场运作、部门联动、规范管理、形成品牌”的思路,大力实施旅游扶贫,全力打造乡村旅游特色品牌,探索出一条秦巴山区脱贫致富新路径。
立足国情、分类施策的独创经验
我国的脱贫攻坚战是市场经济条件下的脱贫攻坚实践,安树伟的论文《市场经济体制下扶贫工作面临的机遇与挑战》对此进行了深入研究。
“这篇论文是我在党中央确立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不久的背景下写成的,意在阐述市场经济体制带给扶贫工作的机遇和挑战。”安树伟表示,在不同国家、不同发展阶段,甚至同一个国家内部不同的区域,贫困产生的原因都千差万别,盲目照搬他国经验很难取得预期效果。
我国在市场经济环境中的脱贫攻坚举措,具有怎样的独创性?“在脱贫攻坚过程中,我国始终立足于本国国情,根据各地区经济社会发展阶段、水平和区域特点,科学制定贫困标准、减贫目标等,不断创新扶贫手段,从反贫困的区域瞄准战略过渡到个体瞄准战略,达到了持续提高贫困治理效能的目的。”安树伟说。
他举例说明,针对连片特困地区、贫困县、贫困村、贫困户等不同层级,其扶贫工作重点的不同,进行分类施策,建立了多层次的目标体系、政策体系和管理体系。经过不懈努力,2020年底,我国如期完成脱贫攻坚任务,实现了现行标准下的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
上下同心、不负人民的精神力量
脱贫攻坚,是我国从中央到地方、各条战线全面参与合力打赢的一场“战役”,脱贫攻坚精神“上下同心、不负人民”的重要内涵由此孕育生成。围绕脱贫攻坚精神的这两项重要内涵,安树伟讲述了自己的思考与体悟。
“上下同心”,是中华民族集体主义观念在脱贫攻坚战中的鲜明表现。“扶贫是一项艰巨复杂的系统工程,需要广泛动员各级政府、社会组织、个人和团体等参与其中。”中央政府发挥制度优势,推进地方政府间加强协作与支援,通过开展定点帮扶等方式,建立跨区域资源要素转移机制,助推资源要素向贫困地区集中;地方政府通过提升治理能力,构建科学完善的精准识别体系,激发培育贫困群众的内生动力,妥善解决脱贫的短期效应;此外,贫困群众树立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思想,提高主观能动性,增强自我发展能力,推动贫困地区可持续发展。
“不负人民”,则是中国共产党的宗旨在脱贫攻坚过程中的真实写照。“在脱贫攻坚过程中,党和各级政府将脱贫攻坚目标任务摆在首要位置,把群众满意度作为衡量脱贫成效的重要尺度,集中了一切可以调动的力量,采取了一系列超常规政策举措。”安树伟说,我国的减贫实践表明,以人民为中心是扶贫减贫的根本动力,只有把人民利益放在第一位,才能真正识贫、科学扶贫、精准脱贫!
巩固成果、赓续精神的前景展望
“虽然我国已经消除现行标准下的绝对贫困,但是客观来讲,我国现行贫困标准仍然偏低。”安树伟列举数据:现行贫困标准约为每人每天消费0.5千克米面、0.5千克蔬菜、50克肉或1个鸡蛋,每天获得8778千焦耳热量和60克左右蛋白质。“这仅相当于世界银行提出的极端贫困标准。伴随经济发展,如果我国相应提高贫困标准,那么绝对贫困问题或许会复现。”
除了绝对贫困问题,还有相对贫困问题,迄今为止,我国政府尚未划定相对贫困线。安树伟介绍,世界银行将收入等于或低于社会中位收入1/3的社会成员,视为相对贫困人口;部分国家将收入低于社会中位收入40%的人口,归为相对贫困人口。“如果按照世界银行的标准,以2020年我国农村居民中占比约20%的中间收入户人均可支配收入14712元为中位收入测算,那么农村相对贫困线约为年人均可支配收入9808元,贫困地区农村常住居民约有40%会处于相对贫困状态。”
2020年脱贫攻坚战打赢后,我国进入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阶段。安树伟认为,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应当坚持区域瞄准和个体瞄准相结合,这就需要提高区域中心城市承载力,增强产业发展功能,持续改善提升欠发达地区的基础设施建设水平和基本公共服务能力,带动欠发达地区经济发展,为欠发达地区乡村振兴奠定扎实基础。
“在脱贫攻坚战打赢后的今天,广泛宣传脱贫攻坚精神仍然具有重要的现实价值和深远意义。”安树伟认为,在当今时代赓续弘扬脱贫攻坚精神,有助于确保欠发达地区到2035年与全国其他区域一道基本实现中国式现代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