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清朝灭亡多年后，溥仪的生活早已脱离了紫禁城的辉煌。
然而，有一天，他却决定挑战一个长期悬而未决的争议——他要求故宫归还属于清朝历代皇帝的牌位和画像。
令人震惊的是，这些牌位的价值已经超出了任何人预料，专家估算，每块牌位的市场价格至少在2000万元以上。溥仪的请求能否得到回应？
珍宝的散失与内侍的私卖1912年，溥仪退位清朝结束，中华民国的成立宣告了这个延续了几百年的王朝的落幕。
民国政府虽然废除了清朝的皇权，但出于对清朝遗老的优待政策，依然允许溥仪和他的家人继续住在故宫内，享有一定的特权。
溥仪每年也能收到一笔不小的“优待费用”，但这笔费用并不足以维持其庞大的机构运作。
清朝虽然已灭，但溥仪依旧生活在过去的庙堂之上，周围围绕着一大群侍从、官员和太监。
为了维持紫禁城的日常运转，这些工作人员都需要高额的薪资和资源支持。
清宫的机构依旧庞大，内外的安排错综复杂，管理系统冗杂。
溥仪一方面需要继续享受昔日的皇家待遇，另一方面也深知这种奢华生活方式的负担。
随着资金的吃紧，溥仪开始采取削减开支的措施，首先就从人员上着手。
在溥仪的指示下，部分内侍被遣散，许多曾在宫中担任要职的官员纷纷离开紫禁城。
即便如此，紫禁城依然需要大量的开销来维持其正常运行。
在这时，溥仪开始将目光投向了那些宫中的珍贵文物和宝物。
为了应付日益紧张的财政状况，一些宫中的珍宝开始悄然流出紫禁城。
太监、宫女等曾在宫中服务的工作人员，趁着这一时期的变动，私下里将大量珍宝出售或夹带私货。
这些人当中，有些太监和宫女原本便有过接触外界的渠道，一旦有了合适的机会，便开始悄悄将宫中的珍贵物品通过中间商或直接出售给商人、收藏家。
有些珍宝，经过几番转手，最终甚至流入了国外。
乾隆皇帝的牌位与德国商人戴赛尔一些宫廷的珍贵遗物走出了紫禁城，进入了商人的手中，逐渐流入了全球市场。其中，乾隆皇帝的牌位成为了最具价值的文物之一。
这块牌位采用铜鎏金制作，四面装饰着九条威风凛凛的五爪金龙，而在中央则刻有乾隆皇帝的庙号“高宗纯皇帝”。
这块牌位本身的价值，就已毋庸置疑。作为清朝最为辉煌的皇帝之一，乾隆的身份和地位赋予了这块牌位特殊的意义。
在经过一番寻找和联系后，管理太庙事务的太监最终找到了德国的古董商人戴赛尔。
戴赛尔的祖先曾在乾隆时期担任天文官，因此他对乾隆皇帝有着特殊的情感和兴趣。
戴赛尔家族与清朝的联系，使得他对这些具有历史和文化背景的文物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在得知这块乾隆皇帝的牌位之后，戴赛尔深知其背后巨大的文化价值，也意识到这是一个难得的收藏机会。
经过一番商讨，戴赛尔决定以高价购买这块乾隆皇帝的牌位。
在交易完成后，这块牌位被戴赛尔带回了德国。他将这块牌位与自己家族的历史遗物一同保管，成为家中珍贵的藏品。
戴赛尔对于这块牌位的重视是显而易见的，他将其与家族的其他文物一起，珍藏在家中的一个专门的收藏室里。
时光流逝，戴赛尔去世后，这块牌位的历史价值并未受到足够的关注。
戴赛尔的家人并不完全了解这块文物背后的深厚历史背景和文化意义，因此牌位未能受到应有的重视。
它被无声地放置在家中的一个不起眼的角落里，渐渐被尘土覆盖，直到后来没有人再去关注它的存在。
溥仪的抗争与“圣像”的归属民国十三年（1924年），冯玉祥发动了著名的北京政变，政变后，冯玉祥政府迅速接管了北京，溥仪和他的家族被强行迁出紫禁城，结束了他们在这座象征着清朝权力的宫殿中的生活。
溥仪的身份转变为“前皇帝”，这一切标志着清朝最后一位皇帝的正式失去权力和地位。
溥仪并没有完全放弃复辟的梦想。1925年，溥仪在天津继续从事复辟活动，试图恢复清朝的统治。
在此期间，他积极寻求外部支持，尤其是日本的支持，寄希望于他们能够帮助他恢复清朝的帝位。
但由于国内政局复杂，溥仪的复辟活动并没有取得实质性的进展，逐渐变得越来越孤立。
随着九·一八事变的爆发，溥仪的命运迎来了重大转折。
1931年，日本关东军侵占了中国东北，接着在1932年建立了伪满洲国。
溥仪被日本帝国扶植为伪满洲国的“皇帝”，此时的溥仪被冠以“康德皇帝”的称号，年号为康德，开始了他在这一新政权下的统治。
在溥仪的“康德帝国”里，他依然保持着皇帝的身份，但实际的统治权力完全掌握在日本人手中。
尽管如此，溥仪并没有完全放弃自己作为皇帝的身份。
在满洲国的日常事务中，溥仪经常出现在各种典礼和仪式上，仍然以一国之君的形象存在。
然而，这一切都只是为了满足日本帝国的需要，溥仪只能按照日本的要求，扮演他被安排的角色。
1945年，随着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结束，溥仪的命运再次发生了剧变。
日本在战争中战败，溥仪所依赖的日本帝国崩塌。日本投降后，苏军进驻中国东北，并迅速逮捕了溥仪。
溥仪被带到远东的伯力（今俄罗斯远东地区的一个城市）监狱，开始了他被囚禁的日子。
作为伪满洲国的傀儡皇帝，溥仪成了战败国的“战犯”，被苏联视为日本法西斯政权的工具，依法进行审讯和关押。
1950年，随着冷战局势的变化，溥仪被从苏联的监狱中移交给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开始在中国的监禁生涯。
他被关押在抚顺监狱，这个地方成为了他漫长监禁岁月的见证。
尽管他曾是清朝最后的皇帝，也是满洲国的傀儡皇帝，但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溥仪的身份和地位已经发生了彻底的变化，变成了一个普通的囚犯。
在监狱里，他度过了多年的孤独与寂寞，失去了曾经拥有的所有荣耀和权力。
195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决定给予他大赦，溥仪终于得以释出，重新回到社会。
经过多年的监禁，溥仪的身份和地位发生了变化，他不再是那个威风凛凛的皇帝，而是一个普通的公民。
在这一过程中，溥仪逐渐融入了新的社会体系，并开始参与一些政治和文化活动。
1959年以后，他被任命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委员、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等职务，开始了他的晚年生活。
溥仪与故宫的牌位争议有一天，溥仪得知了一个让他震惊的消息——故宫决定将陈列在太庙中的清朝历代皇帝的牌位和画像移出。
太庙，作为清朝历代皇帝祭祀的地方，原本是承载着皇室权威与传统的圣地。
而此次决定是因为太庙的建筑逐渐损坏，结构不稳，故宫方面担心这些历史遗留下来的牌位和画像会受到雨水等自然因素的侵害，导致文物的损毁。
面对这个情况，故宫方面决定将这些文物转移到更为安全的地方存放。
作为清朝最后一位皇帝，溥仪对这些承载着祖先荣光的“圣像”和牌位有着特殊的感情。
他认为这些文物是皇室的象征，不应该随意移交或处理。因此，溥仪选择通过法律途径来争取这些“圣像”和牌位的归属，他认为这些文物并非故宫的财产，而应归属于皇室后代。
他决定与故宫展开一场官司，要求将属于清朝皇室的牌位和画像归还给他。
溥仪提出的理由是，这些文物属于“圣像”，代表着祖先的祭祀和荣耀，不是普通的文物，不能简单地看作是公共财产。
溥仪强调，这些文物与故宫的所有权无关，应该由皇室后代继承和管理。
故宫方面给出的答复却是，所谓的“圣像”已经属于文物范畴，依照法律，它们已经是国家财产。
故宫明确表示，这些文物一旦被定性为文物，就不能再视为私人或皇室的财产，而是属于国家，归属于国家的所有权管理。
因此，溥仪无权要求归还这些历史遗物。故宫进一步反问，为什么没有见到明朝的后代来索要自己的祖先的牌位，这一问题显然令溥仪感到无言以对。
无论他如何坚持自己的立场，法律上的文物保护政策显然并不支持他对这些文物的主张。
故宫以文物法和国家管理为依据，表示溥仪无权干涉国家财产的管理。
尽管溥仪一再强调这些文物对皇族的重要性，但在法律和政策面前，这些情感和身份认同并不能改变实际的局势。
最终，这场关于牌位和画像的索要事件没有得到实质性的解决。
溥仪的诉求没有被法律支持，故宫方面也没有做出让步。
经过长时间的僵持和沟通，溥仪最终放弃了继续争取的希望。
至此，清朝的皇帝牌位和画像依旧保存在故宫，没有归还给溥仪及其家族。
乾隆皇帝牌位的再次现身经过多年尘封，乾隆皇帝的牌位再次出现在公众视野中，这一切发生在2005年。当时，这块承载着清朝辉煌历史的牌位出现在一场国际拍卖会上。
这块牌位原本存放在德国戴赛尔家族的收藏中，经过多年的冷落，它终于被放上了拍卖台。
与许多其他文物不同，这块牌位的背后蕴藏着清朝一段鲜为人知的历史。
乾隆皇帝的庙号“高宗纯皇帝”刻在牌位上，铜鎏金的工艺和五爪金龙的装饰都显得极为精美，每一处细节都彰显着它的尊贵与独特。
这块牌位曾经是满洲皇室祭祀的重要物品，见证了乾隆一朝的盛大与辉煌。
随着时光的流逝，这块牌位离开了中国，进入了外国收藏界，直到数十年后才再次回到人们的视野。
拍卖会上，这块牌位引起了广泛的关注。
在激烈的竞价中，经过几轮的加价，一位中国买家以400万人民币的价格成功拍下了这块牌位。
经过多年的流转，这块牌位终于找到了一个新的归宿，回到了它最初属于的土地。如今这些牌位，根据专家估计每一块都价值2000万。
参考资料：[1]胡晓.国民党与溥仪出宫事件[J].安徽史学,2012(2):36-4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