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四十六年，恰逢全国各省举行大计。是年，江苏省武进知县与常熟知县于此次考核中，成绩斐然，获评一等卓异。依据既定规制，凡于大计中获卓异评定者，吏部将启动晋升流程，即意味着该官员有望擢升。
最终，武进知县与常熟知县皆获擢升。其中，武进知县擢任宁都直隶州知州之职，而常熟知县则升任浙江嘉兴府通判之位。
透过此二则实例不难洞察，于清代知县的升迁进程中，存在着众多不确定性因素。同为七品知县，武进知县凭借某种契机，实现阶层跨越，擢升至正五品知州之位；然而，常熟知县的晋升幅度则相对有限，仅获正六品通判之职，二者晋升结果所形成的落差，着实显著。
在外省知县晋升这一议题上，通常而言，其晋升会指向何种岗位？在整个晋升进程中，又依据怎样的标准予以衡量？
【知县晋升的前提条件】
据御史于相关论述记载，在清代，知县的晋升之路充满艰难险阻，绝大多数知县终其一生都难以获得擢升。此现象背后，涉及诸多复杂因素，并非单纯取决于为官时的政绩表现。出身门第、政治背景渊源、所任岗位的事务繁简程度，乃至个人特质等方面，均在不同程度上对知县的晋升产生影响。
然而，在每三年举行一次的大计考核进程中，总有寥寥数人能够崭露头角，而这一契机，无疑会促使他们的仕途轨迹发生重大转向。值得注意的是，清代针对知县晋升设置了较高的门槛，具体涵盖以下几个层面：
官员的出身，从专业视角而言，可视为其学历背景，且存在正途与异途之分。一般而言，具有进士出身的知县，在官场生态中，更易赢得上级官员的敬重与青睐，在晋升之途上也占据相对优势。而举人、贡生、监生等正途出身的官员，其处境较为尴尬。若无极为突出的政绩表现，在晋升方面往往面临较大阻碍。
通过捐纳入仕途径成为知县者，其升迁之路往往荆棘丛生。朝廷基于各类岗位职能特性，对捐纳出身者设置了诸多限制。与此同时，官场长期存在重视正途与异途之分野的风气，致使此类知县常遭同僚轻慢，进而在仕途中面临严峻挑战，实现突破困难重重。
### 二、俸满与卓异在古代官员考核体系中，“俸满”与“卓异”是两项重要机制。“俸满”指官员在特定职位上任职达到规定期限，历经一定时长的履职，此为考核的时间维度标准。当官员俸满后，会迎来相应考察。而“卓异”则是对官员在任职期间表现突出、政绩优异的评定。它侧重于考量官员在政务处理、地方治理等多方面所展现出的卓越能力与显著成效。通常，卓异的评定标准极为严格，需综合多方面因素进行权衡。只有在众多官员中脱颖而出，在德行、才能、政绩等维度皆表现出众者，方可获此殊荣。“俸满”与“卓异”虽各有侧重，但共同构成了古代选拔优秀官员、优化官僚队伍的重要途径，对维持地方稳定、推动社会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
在清代地方官员升迁体系中，“俸满”是一项具有强制性的规定。彼时，依据地域特征，知县之职被划分为腹缺、苗疆缺、烟瘴缺、沿海缺、沿河缺等不同类别。并且，各类别所对应的任期存在差异。
在行政区域划分体系下，中原地区省份的知县任职期限设定为五年，与之相较，边疆省份知县的任期则为三年。每逢大计之年，于知县群体而言，唯有任职期限届满且俸禄领足者，方具备获得“卓异”评定的资格。若任期未满，须待俸满之后，方可正式进入铨选流程。
在常规认知中，官员的升迁与调补，其关键衡量指标理应是政绩。于封建时期，在政绩考核体系里，钱粮管理与刑名事务处理这两项内容占据核心地位。
依据清代的考核准则，于地方行政体系中处于基层的知县，若在其任期之内，赋税征收足额且无拖欠情形，府库财务状况良好、账目无亏空，同时辖区内刑事案件均能及时审结，不存在长期积压未决之状况，即可判定为考核合格。
然而，相较于钱粮、刑名等具有明确界定的事务，政绩这一概念较为抽象。在实际的考核过程中，上级官员常常会刻意苛责，哪怕寻得细微瑕疵，便极有可能致使知县的仕途遭受挫折。由此可见，知县政绩的评定标准，本质上是以其上级官员的个人偏好为导向的。
仅当上述三项条件皆得以满足，知县方具备晋升之可能。需明确的是，知县晋升主要涵盖两类情形：其一，乃由政务相对简易之缺调任至事务繁杂之缺；其二，则是岗位与品级出现变动。
【知县升官一般升什么岗位？】
在封建王朝的官制体系中，清代官制堪称发展至高度成熟阶段。其在官员升迁路径方面，有着严谨且明确的制度规范，针对每一官职，均详细厘定了后续可晋升的具体职位。
依定制，知县晋升之途，涵盖六部主事、都察院都事与经历、大理寺左右评事、太常寺博士、中书科中书，以及通政司经历与知事、銮仪卫经历等京官职位；同时亦包括京县知县、外府同知、直隶州知州、散州知州、外府通判等地方官职。
从官方职任簿册的记载而言，理论上知县可擢升的职位范畴较为宽泛。然而，自乾隆朝起，知县欲进入京师担任职务的途径近乎全然断绝。
在过往时期，朝廷颁行一项名为“知县行取”的政策举措。依据该政策，于地方治理中政绩卓著的知县，经地方督抚予以举荐，再由吏部展开严格审核。完成这一系列流程后，此类知县将获引领引见，进而被授予诸如六部主事等相应职位。
乾隆登基伊始，经审慎考量，判定知县行取之举对政务推进难有实质性助益，遂颁旨废止此政策。自彼时起，知县的晋升路径局限于地方各级岗位。
自乾隆朝以降，可供选择的职位仅涵盖京县知县、外府同知、通判、直隶州知州以及散州知州等数类。
就京县知县的设置而言，其数量颇为有限。除盛京区域之外，仅大兴、宛平两县设有此职。而在官员升迁体系中，更多时候，知县的晋升路径主要集中于知州、同知以及通判等职位。
从官制品级体系来看，知县位列正七品。于其上级的从六品官职中，仅设州同一职。州同这一职位，无论在直隶州抑或散州，皆作为知州的佐贰之官而存在。值得注意的是，该职位具有特定任职指向，具有专人专任的特性。
自康熙中期起，朝廷便颁行定制，明确规定于各直隶州及散州所设之州同职位，依例需由举人授任。换言之，彼时全国范围内的州同，皆出身举人。此举措实乃朝廷出于对科举落第举子的考量而制定推行的。
从官制体系来看，州同品秩为从六品，较知县略高。然而，州同乃佐贰之职，辅佐主官行事；而知县虽品阶稍逊，却身为正印官，执掌一县治理之大权。因此，从官职职能及行政地位考量，若使知县升任州同，实与常规官制晋升逻辑相悖。
有读者或许会提出这样的疑问：同知与通判皆为知府的辅佐官员，那么，知县究竟基于何种缘由，能够擢升至同知或通判这两个职位？
同知，官居正五品，通判则为正六品，此二者与州同在品秩上存在显著差异。从职能设置而言，同知与通判虽名义上隶属于佐贰之职，但实际情况是，于多数府衙，同知与通判常被委派至特定行政区域，独立开展政务活动。
在清代，存在一种独特的单独行政区域——“厅”。其行政级别与“州”等同，然而，该区域的行政主官并非称作“知厅”，而是以“同知”与“通判”担任行政长官之职。
除厅之外，漕运与河道两大系统亦设有管粮同知、管粮通判，或管河同知、管河通判等职。此类专职官员，主要承担一府之漕粮与河道管理职责，于政治层面而言，其地位颇为重要。
文章伊始提及的武进知县与常熟知县，二者晋升岗位存有差异。其原因在于，武进知县所任乃“四字最要缺”且身为首县，而常熟知县所处为“三字要缺”，并非首县。基于此，在晋升进程中，两县知县晋升情况自然有所不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