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武十七年深秋，山西洪洞县衙门前跪着一对夫妇。姚小五手握血状，身旁的妻子史灵芝怀抱幼子，他们不会想到，这场荒唐的婚姻纠纷竟会震动大明帝国的司法体系，最终让六颗人头落地。
史灵芝三岁那年，其父与同乡唐家订下口头婚约。这场未立文书的“娃娃亲”，随着唐家长子早夭自然消亡。二十年后，史氏经媒妁之言嫁给姚小五，婚后育有三子，本可安稳度日。谁知唐家次子唐润山从军后，竟翻出陈年旧约，凭军籍身份向兵部递状，指控姚小五“强占军属”。
2010年洪洞出土的明代军户黄册残卷显示，唐润山隶属镇江卫所，其兄确于洪武三年夭折。这本可成为澄清婚约的关键证据，却被兵部官吏刻意忽视——新近解密的《洪武兵部勘合档案》披露，当日经办官员收受唐润山二十两白银，草率签发了强制遣送史灵芝的公文。
洪洞知县接到勘合文书时，案卷矛盾显而易见：史灵芝出嫁时唐润山尚未从军，且其兄早亡婚约自当失效。但这位七品县令惧怕得罪兵部，竟以“不敢擅违内府文书”为由，强令衙役拆散姚氏夫妇。
姚小五携妻儿星夜赴太原鸣冤，岂料山西按察使以“军务优先”推诿。随着案件上报刑部，本该明察秋毫的最高司法机关，却上演了更荒谬的戏码——尚书王时揪住“曾订婚约”不放，全然无视《大明律》中“未婚夫亡，女可另嫁”的明文规定，反诬姚小五“妄娶人妻”。
案件终达天听时，朱元璋震怒不已。这位出身草根的皇帝敏锐察觉：从兵部到刑部，整套官僚机器都在默许军痞欺民。他亲审案卷后朱批：“此獠欲效安禄山之故事耶？”
洪武十八年正月，南京三山门外刑场接连倒下六具尸体：唐润山因“构陷良民”问斩；洪洞知县、山西按察使以“坏朝廷纲纪”处决；兵部三名受贿官吏遭剥皮实草；刑部尚书王时更被定为“曲法阿附”的重罪，成为明朝首位被诛的刑部堂官。
此案暴露出明初司法体系的深层危机：军队特权凌驾律法之上，文官系统沆瀣一气。朱元璋借机推行司法改革——增设都察院监察刑狱，规定军户诉讼需经五军都督府复核，并颁布《大诰》明示：凡官吏受贿枉法者，民可持《大诰》直奏御前。
2018年山西司法档案特展中，与本案相关的十七道朱元璋亲批奏折首度公开。其中对王时的批语尤为犀利：“持三尺法而不能正，要尔何用？”这位开国帝王用六颗人头重塑了司法权威，也为后世留下警示：当官僚体系集体失守时，皇权竟成了庶民最后的倚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