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云同志是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开创者和奠基人之一。今年是陈云诞辰120周年。上海解放后，国民党及其背后的资本势力不甘于军事上的大溃败，意图在财经战线上发起反攻。1949年7月，陈云临危受命，赴上海主持全国财经会议，并主动亮剑、果断出击，在破旧、立新、筑基中实现上海经济秩序的整体稳定，用“铁一般的事实”证明：共产党不仅有能力取得军事上、政治上的胜利，也有能力为新中国经济“把舵护航”。
「重拳出击，打破旧秩序」
解放初期的上海，面临极其严峻、错综复杂的经济斗争形势。
持续十多年的通货膨胀、物资匮乏，让国民党发行的百元法币购买力在新中国前夕急速下降：1937年可购两头牛，1938年可购一头牛，1945年仅可购两个鸡蛋，到1949年连一粒米都买不到。同时，国民党利用所谓的金圆券改革肆意搜刮民脂民膏，导致一些人心有余悸，对新政权持怀疑态度、对人民币持贬值预期。投机资本借势叫嚣：“解放军进得了上海，人民币进不了上海”。
面对挑战，陈云联合人民政府接连出击：
一是抛售银圆对冲。仅1949年6月5日，就投放10万银圆，对冲市场上的银圆暴涨。当时，上海私营银行或钱庄超过200家，零散的投机分子更是难以计数。由于投机势力“异常强大”，相关措施取得的成效有限。
二是打通人民币流通渠道。陈云主张，“银圆之战”作为经济之战，应发挥市场的作用。为此，人民政府开辟了一系列人民币流通渠道，增加使用场景、提升本币地位，包括铁路运输、税收、市政公用等领域必须使用人民币。
三是捣毁“投机大本营”。为从根源上消灭投机势力，陈云专门起草指示文件并认可人民政府查封上海证券交易所的决定。1949年6月10日，直接抓捕银圆投机分子200余人，查抄黄金3000多两、银圆近4万枚、人民币1000多万元，还有大量美元和重要物资。
投机资本不甘心“银圆之战”失败，又转向流通领域，“两白一黑”问题汹涌而至。“两白”特指大米和棉花，“一黑”指的是煤炭。面对通胀来袭，陈云采取“全国支援上海，上海支援全国”的策略，指示（密电）贸易公司分三轮统一抛售粮食、纱布等重要物资。同时，通过金融手段回笼货币、平抑物价，通过行政手段查处违法违规的地下钱庄、商号和私营行庄，抽空投机资本的资金池。
这一系列综合举措一举结束了上海持续十多年的通货膨胀局面，彻底打破了国民党与投机资本相互媾和的局面，为开创上海经济新秩序奠定了条件。
「提振生产，开辟新局面」
陈云敏锐地意识到，要长期稳定上海经济形势，必须在“废墟”上孕育新秩序，以提振生产。为了实现这一战略目标，他提出了“协调各方、统筹部署”的工作思路，进一步发挥新中国的制度优势、治理优势。
第一，以“交通网”培育“市场网”。
交通是经济的杠杆，上海解放初期的问题，是“有无大米，有无棉花”，其中的关键在于“有无运力”。当时的上海，作为全国的经济中心，人口超过430万，是第二名天津人口的2.5倍。只有建立起四通八达的运输网，才能负担起庞大的物资压力，才能推动贸易市场的发展。
陈云针对上海水陆交通现状，制定了三大政策：一是以人民军队为保障、以群众动员为支撑，快速修复国民党遗弃、破坏的铁路、汽车、船舶等运力，有效盘活交通运力存量；二是联合个体和私营交通，建设交通联运网络，扩充交通运力；三是组织华东财委设立交通专门机构，统筹华东交通调度、提升交通管理效率，并配合中央交通部整合长江运力。
疏通水陆交通网，上海与周边地区的贸易成为可能，以上海为核心的贸易市场得以逐步活跃起来。1952年4月至5月，上海举办了历时13天的华东土产贸易会，正是发挥了交通网对市场网的杠杆效应。
第二，以“新金融”支援“新生产”。
先看公债发行。新中国第一笔国债，又被誉为“胜利折实公债”，就是在稳定上海经济秩序期间发行的。陈云负责拟定《华东地区发行人民公债条例（草案）》，科学指导上海及华东其他城市的公债发行。上海作为金融中心，不辱使命地承担了3000万份的公债额，占全国公债额的近1/3。
再看资金贷款。当时，“许多大、中厂负债多，难以维持，要求贷款，否则有大批倒闭之险”。为了重整、恢复上海工商业，陈云指示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分行对涉及国计民生的领域（如纺织、交通运输等）予以资金贷款，并以农村信用合作社作为资金蓄水池，吸纳居民存款。截至1950年9月，对上海私营工商业的资金支持超3600亿元（旧币），有力推动了上海原有生产力的恢复以及新生产力的发展壮大。
接着看改革税制。陈云把税收视作新中国财政的“第一个筹码”，指导了新中国税收制度的建立完善。针对上海及全国面临的赤字局面，他郑重提出“统一财税、完善管理、开源节流”等政策，实现“接近收支平衡”，提升政府财政能力，确保经济稳健发展。
第三，以“人才化”推动“工业化”。
延安时期，陈云曾担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1949年12月，陈云在全国钢铁会议上明确指出，“技术人员是实现国家工业化不可缺少的力量”。他还进一步结合上海解放初期的现实状况，制定了三条人才政策：
一是旧职员技能提升。“现在是我们管理国家”，旧职员“这个包袱不能不背，不能光从财政上着想”。陈云提出对旧职员采取留用、培训、转业和改造等政策，维系生产、减少失业、稳定市场。在陈云的指示下，上海接收旧职员4万余人，依据旧职员的工作能力、采取量才适用的方式：接近85%的旧职员直接安排了工作岗位、学习机会，剩下的旧职员（除个别极端分子外）基本得到了转业、遣返等合理安排。
二是提升工人政治觉悟。陈云强调，要发扬上海工人的革命传统，“多办学习班，上大课”，指导工人从整体利益出发、推动劳资两利，为公私兼顾奠定阶级基础。
三是建设人才蓄水池。通过扩大社会生产来吸纳失业人口，发挥国家“加工订货”“以工代赈”的积极作用。据统计，仅1950年至1951年间，上海实施“以工代赈”工程200余项。与之相伴，上海新增职工40余万，其中包括大量的工业技术类、财经管理类人才。
「夯实基础，催生新变革」
新中国成立初期，不仅面临稳定物价、恢复生产的紧迫任务，还肩负“引领新中国经济向新民主主义转变、最终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时代课题。陈云高瞻远瞩、运筹帷幄，综合运用经济、政治、宏观、微观等手段，构筑“五大基石”，积极发挥上海经济中心的辐射效应和引领作用。
第一，打破旧的城乡格局，建设城乡互通基础。
上海解放初期，受国民党军事封锁与投机资本物资垄断影响，上海城乡之间、上海与周边城乡之间处于相对隔离状态，城乡、城际贸易困难。陈云高度重视“内部贸易自由”在开创经济新秩序中的重大意义。
在《克服财政经济的严重困难》中，陈云明确批判城乡贸易的封锁状况，直言这种状况对农民、城市劳动者以及国家建设“完全是有害无利”。他主张“城乡兼顾、农工互助”，依托私营与国营的合作，激活城乡广阔的生产消费市场，建设工农产品交易平台。
第二，推动上海工业发展，建设城市工业基础。
提振工业是开创经济新秩序的关键举措。1949年10月，陈云兼任重工业部部长，进一步规划和指导上海工业发展。
如注重工业结构协调。新中国初期，工业结构严重失调。以上海为例，轻工业产值占比超75%，重工业严重滞后。经过3年建设，上海重工业的年均增长率超50%，系上海工业总产值年均增长率的2倍；重工业占工业总产值的比重更是接近翻倍，为全国工业化源源不断地提供电力、钢材、水泥、纺织、机械设备和汽车配件等工业产品。
如注重工业发展自主。陈云主张关键机械设备（纺织类、钢材类等）必须逐步摆脱对西方国家的严重依赖，为新中国独立自主的发展创造工业条件。
如注重加强政府领导。1951年7月，陈云在统战部工商联工作会议上对加强政府领导提出一系列建议，包括明确加强领导就是加强国营经济和国家计划的领导，统一党的政策领导是前提、是核心，并倡导成立全国工商联，推动、协调经济改组等。
第三，统筹组建财政机构，建设金融体系基础。
在金融治理理念上，陈云提出金融治理必须秉承全局观念，号召财经工作者自觉规避局部思维和本位主义，明确指出“地方如果都各自打算，分散使用力量，就不能应付这个局面”；在金融机构职能上，陈云主张积极发挥中国人民银行的总调度职能，包括对外汇、国库、现金、税收的调度等；在金融发展方向上，陈云提出一系列创造性观点，如集中财力开展工业建设、“党要管预算”等。
第四，统一调度重要物资，建设计划生产基础。
陈云高度重视中财委在调配、组织全国重要物资的重大作用，并担任全国仓库物资清理调配委员会主任。他结合群众需求、市场状况，对内提出“中财委从全国各地调集物资”。
以粮食的全国统一调度为例：1949年7月，陈云主持五大区（华东、华北、华中、东北、西北）财经领导干部大会，提出从东北、华中、华东等地区往上海运粮，解决上海严峻的粮食问题。当时，上海仅有20余天的存粮。经陈云统一筹划，华东各地率先行动，江苏的早稻米第一时间运往上海，浙江、安徽两地随即展开调粮。从8月开始，为进一步增加粮食供应，中财委从东北、华中、四川统一调集粮食4亿多斤。到1950年上半年，上海掌握的粮食达到十几亿斤，足以支撑一年半的粮食需求。
同时，陈云对外主张“桐油、丝、茶叶等重要土产的出口，也要由中财委管起来”。在全国海关工作人员代表座谈会上，陈云进一步提出对海关制度开展“大变革”，要求推动“建设人民的新海关”。
第五，推动公私合营发展，建设公有经济基础。
“引领新中国经济向新民主主义转变、最终向社会主义过渡”，离不开公有制经济的发展壮大。陈云在稳定上海经济秩序之时，充分意识到国营经济的重要作用。他不失时机地推动公私合营，为新中国的建设和发展初步奠定了所有制基础。
在产销端，协调公私企业关系。通过加工订货推动私营工商业的生产恢复，为私营工商业融入国家计划生产开通渠道。在资金端，以国家贷款帮助私营企业摆脱资金周转难题。这也是国家入股私营工商业的渠道之一。在管理端，加强私营工商业的职工培训，号召改善经营方法、提升管理能力，并结合市场需求引导私营工商业的产能、克服生产的盲目性。
1950年，由荣毅仁负责经营的上海申新纺织公司，在人民银行和国营经济的帮助下，逐步解决资金困难和产销问题，实现生产的恢复发展与经营管理的效率提升。
（作者：华东师范大学党史党建研究院研究员刘海军，陈云纪念馆陈列编研部主任、全国陈云思想生平研究会副秘书长房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