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现代中国，古希腊戏剧被颂赞为古希腊文明空前绝后的创造，更被推许深刻形塑了西方文明史。缘此，中国现代学者从不同方面对古希腊戏剧的起源展开了追索与阐释，以期把握西方文明的起源与底色。对这段学术史的回顾与反思，将有助于推动文明交流互鉴，破解“古今中西之争”。
环境起源说
中国现代学界深受法国文学批评家泰纳的种族、环境、时代“三要素说”熏染，这也影响了他们对古希腊戏剧起源的考绎。罗念生明确提出，这要求研究者全面了解古希腊独特的历史、地理、生活状况等背景。在种族因素方面，董每戡强调包括戏剧、诗歌在内的古希腊文学实则与古希腊人的种族特性有关。不过相较而言，环境起源说在当时影响更大。古希腊戏剧被认为诞生于特殊的地理空间。郁达夫在1925年出版的《戏剧论》中提出，古希腊人“所处的山光明媚的天然环境，使他们的明晰的头脑，不致倾向到悲观厌世的一方面去。他们用了他们无限的元气，来享受人生”，缘此，他们不喜欢“朦胧暧昧，余韵悠扬，不容易捉摸的东西”，而是爱好“轮廓鲜明”的戏剧。谢六逸在1931年的《古代希腊文学概观》一文中对此进行了更为详细的阐述：“希腊是山国也是海国。她的特长是三面为小岛环绕，且多海湾，有岩石，有海角。‘山性使人塞，水性使人通’，那些岛屿成为天然的桥梁，使希腊的交通得到便利。陆上则高地与低地错杂，毕峦重叠，溪河交流，绿林蓊郁，鲜花遍野。生长在这种地方的民族，不用说是智慧丰富，爱美心也较他人超特。”董每戡亦有相近论述：“希腊是位在欧罗巴洲的南部，突出于地中海内的半岛，它的周围有许多岛屿，可以说是南欧的胜地，本土多山岳丘陵，依赖海面的水陆交通跟他处联系，能吸收古代东方各先进国的文明，也就由此，兼之风光明媚，气候温和，具有这样的天时地利，才能孕育出所谓无美不备而震撼世界数千年的文学。”
政治起源说
较诸环境起源说，不少学者将探寻起源的目光投向古希腊城邦政治社会，认为城邦提供了自由和平的外部环境，并且重视戏剧的政治功用，将其作为公众集会的重要节目予以热烈提倡与大力资助，甚至将观剧规定为政治义务，从而促进了戏剧的兴盛。
不过，在马克思主义的深刻影响下，许多学者并未止步于此，而是进一步从社会经济结构层面深究古希腊戏剧的起源，将其归于当时的奴隶制。在1930年出版的《古希腊文学ABC》中，茅盾强调古希腊戏剧的兴起与繁盛“立脚在奴隶经济上”，由于“日常生活所必需的劳役”被强加给奴隶去完成，戏剧创作与欣赏所需的自由和闲暇方才得以可能。缪朗山在1947年的《论希腊悲剧的时代意义和人民性》一文中，更是立足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旗帜鲜明地表示古希腊悲剧不只是个体命运的悲剧，更是阶级社会的时代产物。在悲剧兴起与繁盛的背后，是古希腊社会“从原始自由农工的人民政治转到奴隶领有主的富豪政治”，即从原始氏族社会向奴隶制社会的激烈变革。在奴隶制的确立过程中，在悲剧家所感受并描写的“新旧交替的社会的不安和民主与独裁的斗争”中，古希腊社会经历了衰落的悲剧命运，而这恰如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所言：“使雅典灭亡的并不是民主制，像欧洲那些讨好君主的学究们所断言的那样，而是排斥自由公民劳动的奴隶制。”与之相似，焦敏之在1948年编著的《古代世界史纲》中贯彻了《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的基本观念，将荷马史诗与古希腊戏剧分别置于氏族社会与奴隶制社会中加以讨论。何剑熏进一步指出，正是由于从原始氏族社会过渡到奴隶制社会，阶级矛盾激化，社会斗争加剧，古希腊戏剧之为神人冲突的“戏剧”方才得以形成。沿着这条马克思主义研究的进路，董每戡总结到，包括戏剧在内的古希腊文学艺术既因作为文明之“暗影”的奴隶制而兴起，亦由于“奴隶制度的活跃使奴隶所有者的社会趋于弱化”而最终由盛转衰。
酒神祭典起源说
1916年，李泰棻与许家庆分别在各自编著的作品中提及古希腊戏剧起源于宗教祭典，李泰棻称之为“酬神”，许家庆更准确指出祭典所“祀”之神为狄奥尼索斯。此后，众多学者接受了“古希腊戏剧起源于酒神狄奥尼索斯祭祀仪式”的观点。古希腊戏剧乃至文学被认为与宗教有着密切关联。吴宓在1923年的《希腊文学史》一文中，更将此种观念推广为文学的宗教起源说，视其为“各国之通例”。
不过，在蔡元培的“美育代宗教”观的深刻影响下，较诸西方学界，中国现代学者的阐释殊异有二。第一，他们点明古希腊宗教乃基于神人同形同性论，与后世神人悬绝、彼此相隔的宗教截然不同。譬如郁达夫强调古希腊人的神明“和人相去不远，也有喜怒哀乐，嫉妒猜疑等情感”，只不过“比人稍为有力，稍为伟大而已”，因此“他们的宗教，实在是和艺术很相接近，而艺术中的戏剧，尤其是人神共乐，上下相交的一个最好的媒介物”。沈心芜在1932年的《文学起源与宗教的关系》一文中提出，古希腊人几乎将神明与自己等量齐观，“神对人，人对神，有同样的情感，有同样的感觉；有憎恶，也有爱惧；不过神之力比人大些罢了”。王力在1934年出版的《希腊文学》一书中，亦指出古希腊神明被人类设想为男人或女人，“虽比普通的男女更有权威，但也脱不了人类的喜怒哀乐”，古希腊人“越是信仰他的宗教，越是对于他所崇拜的神的喜怒哀乐表同情”，而酒神狄奥尼索斯的独特之处正在于他“最能唤起人类的同情”，给予人类“物质享受或刺激”。第二，中国现代学者强调古希腊戏剧最终成型的转折点是戏剧脱离宗教，获得独立地位。例如，周作人以“审美无利害性”为评判标准，指明文学与宗教迥异，“宗教仪式都是有目的的……文学只有感情没有目的”，古希腊戏剧家的“作法和思想逐渐改变”而“生出差异”，戏剧最终从宗教仪式中挣脱出来。林文铮在1931年出版的《何谓艺术》一书中更将此种变化誉为“后无来者”的“进化”。
而在这一风潮中，最为特别的当属法国文学专家徐仲年。作为五四时期激烈批判宗教的吴稚晖的外孙，他在1947年的《希腊文学鸟瞰》一文中，虽提及狄奥尼索斯，却强调其乃“植物之神和收获之神”，指出古希腊戏剧实则与农事及农事庆典有关，由此尽力撇清古希腊戏剧与宗教的关系。
融合多种起源说
1933年，谷剑尘在其编著的《民众戏剧概论》一书中，将亚里士多德的净化说与政治起源说、酒神祭典起源说融为一体。他指出古希腊戏剧诞生之时，恰逢古希腊社会政治发生巨大变革。彼时，贵族制政治基础渐次崩坏，僭主制趁机崛起，“得了人民后援的野心家起来倾覆众怨之府的寡头政治攫到政权”，并“以专制之形行贤人政治”。此种政治现实导致古希腊人陷入苦闷与绝望之中。而狄奥尼索斯虽被称为酒神，却也是草木之神，“草木冬枯之后，又借着新春再生”，从而在绝望之余获得了一种死后再生的确信与曙光。于是，狄奥尼索斯崇拜给予了悲观的古希腊人一种“不死之生”的崭新希望与光明，古希腊人为此举办了“狂热的、陶醉的、带着野蛮性”的酒神祭典，在其中，酒神的迷狂突破了日神的限制，“现实生活所酵发的苦闷与希求”改变了传统的“中和、节制、均齐、调和”的观念与生活，人们体验到神人合一、与神陶醉的境界，“使刹那之生与神之不死相结合”而“得到无上的幸福”。换言之，古希腊人正是在酒神祭典以及脱胎而生的悲剧中，借由情绪的发泄与陶醉，超越了政治现实的压抑，疏通了沮丧悲观的心情。在谷剑尘看来，这也恰恰契合了当时古希腊社会因“商业之繁盛”“殖民地之发展”与社会政治剧变而致力于追求个人解放的文化倾向。
在古希腊戏剧起源研究中，通过对环境起源说的细致阐发、对政治起源说的马克思主义深度转化、对酒神祭典起源说的去宗教化改造以及对多种起源说的融合，中国现代学者探索出了独特的阐释进路，将“西方古典学研究在中国”向“中国的西方古典学研究”不断推进。这些宝贵经验与丰富成果对中国当代古典学研究无疑具有重要的启发价值，也为未来中西古典学的互释与对话留下了可能的线索。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中西文明对话中的概念工具、思想线索与双向阐释”（24&ZD241）阶段性成果）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与阐释学研究中心、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文学院副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