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9年，甘肃甘南，30多名医学毕业生正在分配工作，“有人愿意去玛曲县吗？”大

1969年，甘肃甘南，30多名医学毕业生正在分配工作，“有人愿意去玛曲县吗？”大家低着头，都不说话，这时，一个戴着眼镜的年轻人举起手：“我去！”

甘肃甘南，分配工作的大礼堂内弥漫着一种无形的沉重气氛。窗外的蝉鸣似乎在催促，校领导站在讲台上，目光扫视着台下的毕业生。他的声音有些沙哑：“有人愿意去玛曲县吗？”

话音落下，大礼堂内静得连呼吸声都显得刺耳。大家低垂着头，目光锁定在桌面，手指无意识地摩挲着课本的边角。

尽管没有人开口，但空气中流转的，是对“玛曲县”三个字的共识——偏远，艰苦，高原的寒冷和稀薄的氧气，甚至需要几天的步行才能到达最偏僻的村寨。

更何况，那里是以藏语为主要语言的区域，对于从未接触过藏语的毕业生来说，是一座无形的语言高山。

校领导推了推鼻梁上的眼镜，似乎在寻找合适的话语打破沉默。他鼓起勇气，再次说道：“大家考虑一下，这可是国家需要的地方……”

突然，一个戴着眼镜的年轻人从人群中站了起来。他个子不高，脸庞略显清瘦，眼镜下的目光却坚定无比。他的声音不高，但带着穿透人心的力量：“我愿意去！”

所有人都转头望向他。站在那里的年轻人，叫王万青。

“王万青，你可想清楚了，玛曲县的条件可不是一般的艰苦。”校领导盯着他，语气里既有惊讶也有试探。

“我考虑清楚了，老师。”王万青点点头，语气里没有半分犹豫，“我们学医的，哪里需要医生，就该去哪里。”

坐在旁边的同学拉了拉他的袖子，低声说：“万青，你是真打算去？玛曲那地方，听说冬天连路都封死了，人病了送不出去，医生自己病了都难办……”

王万青拍拍同学的肩膀：“正因为这样才更需要我们去。总不能大家都挑好地方吧？”

他的这番话，虽然没有说服其他人，但却让礼堂的气氛变得不同了。

初到玛曲，迎接他的，是一片辽阔的草原，和冷冽的风。他的第一站是县医院，一座低矮的土坯房，仅有的两间病房挤满了病人。

医生不足，器材匮乏，很多病人因得不到及时治疗而饱受折磨。王万青挽起袖子就开始干，从接诊、检查，到处理外伤、打针输液，他什么都做。

最让他头疼的，不是高原反应，而是语言障碍。病人多是藏民，面对他们的倾诉，他常常一头雾水。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他主动向当地人学习藏语，一边记笔记一边实践。几个月后，他能用简单的藏语与病人沟通了，这让他更深受当地人的信任。

一次，一个藏族小女孩因高烧昏迷被家人用羊毛毯裹着送来。家人神色慌张，用藏语向他比划着。

他迅速做出诊断——急性肺炎，但县医院没有抗生素。他连夜赶路，骑马奔袭二十多里地，从邻近乡村的卫生所取回了药物。

小女孩的病情逐渐好转，家人感激地对他说：“谢……谢……”几个生硬的汉字从藏族父亲的口中吐出，王万青却眼眶一热。他知道，这一声“谢谢”，胜过了千言万语。

上世纪七十年代初，玛曲县爆发了布氏杆菌病。许多牧民因接触感染的牲畜而发烧、关节疼痛，甚至无法下地劳动。

面对这一局面，王万青主动请缨，承担了全乡的布氏杆菌病普查工作。

没有充足的设备，没有助手，也没有通畅的交通，他只能带上简单的医药箱和几份病例表，骑着一匹老马，一户一户地走访牧民家。

高原的风雪不留情面。许多村寨分布在偏远的山坡上，有些地方连马都难以通过，他就下马步行。

每到一户人家，他不仅仔细询问病情，还为家里每个成员采样登记。在三个月里，他骑马行程上千公里，完成了全乡的普查工作，最终帮助当地牧民遏制了疫情的扩散。

除了突发疫情，日常的医疗工作也同样繁重。王万青为了解决牧民看病难的问题，自发建立了一套门诊病历制度。

他手写了数百本病历卡，每次诊疗后都会详细记录患者的病情、治疗经过和用药方案。

随着时间推移，这些病历成为一份宝贵的健康档案，不仅方便了长期随访，还帮助年轻医生更快了解患者情况。

四十多年里，王万青救治过无数生命。有一次，草原上的一个牧民妇女难产，情况危急，他骑马赶了整整五个小时才赶到。

当时简陋的条件下，他凭着丰富的经验成功接生了孩子，并处理了母亲的产后出血。母子平安的那一刻，牧民一家跪在地上，哭着说：“医生，你是我们的救命恩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