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8月下旬，蒋介石任命钱大钧为上海市长、宣铁吾为上海警察局长，觊觎市长职务的杜月笙一无所获，汤恩伯、戴笠感到了危机。 抗战胜利后，和戴笠交好的汤恩伯，率第三方面军去上海受降，杜月笙也蠢蠢欲动，谋求上海市长一职。国民党控制的各大城市的警察局长，大都由军统、中统的大特务担任，其中军统居多。 在戴笠看来，淞沪警备司令非汤恩伯莫属，杜月笙即便当不了上海市长，至少也能当个副市长。至于上海警察局长，戴笠已经向蒋介石推荐了几个军统的大特务作为人选。 若如戴笠所期望的那样，那么军统在上海的势力将会大为膨胀。可出乎戴笠意料的是，上海市长、淞沪警备司令由钱大钧担任，宣铁吾成了警察局长。 钱大钧是侍从室一处主任，兼任军统局长，论资历，别说戴笠差得多，连汤恩伯也是比不上的。宣铁吾是黄埔一期生，浙江人，他和蒋经国属于称兄道弟的亲密关系。 钱大钧、宣铁吾都曾当过老蒋的侍卫长，属于老蒋绝对的心腹。将这两人同时放到上海任职，多少有点针对汤恩伯和戴笠的味道。至于杜月笙，抗战胜利后，上海不再有租界，青红帮的影响力大不如前，对失去利用价值帮会头子，老蒋怎么可能再使用，想当上海市长，完全是杜月笙一厢情愿的臆想罢了。 戴笠和钱大钧的关系一般，和宣铁吾属于交恶状态。抗战中后期，军统势力急剧膨胀，在戴笠兼任缉私署署长后，军统大小特务走私牟利，影响恶劣。后来，老蒋为了限制戴笠的权力，改由宣铁吾担任缉私署长。宣铁吾到任后，将缉私署进行了“大换血”，总署的机关人员、各省的缉私处处长，凡是军统人员，一律撤换，戴笠为此多次和宣铁吾交涉，但均告无果，两人彻底撕破脸。 钱大钧、宣铁吾到上海后，戴笠知道军统势力难以扩展，于是将目光转向南京。可老蒋依旧不理会戴笠报上去的人选，点名让宪兵司令部的参谋长韩文焕担任南京警察厅长。 宪兵总司令张镇，曾和宣铁吾联合，查扣了不少军统人员私运的货物，他和戴笠也是势同水火的关系。 紧接着，陈焯被委任为北平警察局长，他是中统的人。如此一来，上海、南京、北平这三大城市的警察局长，分别由缉私、宪兵、中统的人担任，军统一无所获。 9月以后，老蒋又先后任命了十几个大城市的警察局长，其中中统的人最多，占了将近一半，军统只得了武汉、天津两地。这些地方的警察局长虽是要职，但对老蒋而言，还真算不上多要害的岗位，他之所以要亲自圈定，就是为了打压军统，不愿让军统的人员占据过多的岗位。 上海地位重要，为了便于军统的工作，戴笠不得不低姿态的去找宜铁吾，希望能在警察局的重要岗位安插一批军统人员。要说完全不用军统人员，也确实说不过去，宜铁吾很不情愿的让出了部分职务，但大部分的处、队长，则由宜铁吾指定的非军统人员担任。 在钱大钧调离后，宣铁吾又兼任了淞沪警备司令，权力更大。宣铁吾在上海期间，无论是军统还是后来的保密局，始终是被压制的。 更让戴笠没有想到的是，老蒋还成立了一个“五人小组”，他兼任组长，其余四人为钱大钧、宣铁吾、唐纵、胡宗南。 唐纵是黄埔六期生，军统元老，早期的“十人团”之一。唐纵在侍从室担任主管情报的第六组少将组长时，老蒋又给了他军统局帮办的头衔，名为“帮办”，实有监视的味道。唐纵对老蒋一副完全服从的姿态，博取了好感和信任。抗战胜利后，老蒋任命唐纵为内政部政务次子，并圈定他为警察总署署长的人选，此时唐纵的地位，已不在戴笠之下。 胡宗南是老蒋最信任的黄埔一期生，有“天子第一门生”之称，他和戴笠是结义兄弟。对胡宗南而言，他和戴笠私交再好，但若选边站的话，肯定会毫不犹豫的站到老蒋一边。胡宗南和戴笠几乎是无话不谈，他掌握了戴笠许多的私密，老蒋把胡宗南拉入“五人小组”，不得不说是极狠的一招。 “五人小组”之后，老蒋又设立了一个“八人小组”，成员是宣铁吾、陈焯、李士珍、黄珍吾、叶秀峰、戴笠、郑介民、唐纵。 李士珍是黄埔二期生，国民党警察系统的元老，和戴笠为争夺警权闹得不可开交，仇怨很深。 黄珍吾是黄埔一期生，他早年在康泽的“别动队”，后又加入三青团，继而成为青年军的骨干，是蒋经国系统的人，很戴笠几无交往。 叶秀峰是调查科（中统前身）首任科长，徐恩曾被撤职后，由他主持中统事务。中统和军统明争暗斗多年，叶秀峰和戴笠自然是不和的。 郑介民是黄埔二期生，军统元老，不过他身份特殊，此时已是军委会的中将厅长，和戴笠的关系很是微妙。 由此可以看出，戴笠在“八人小组”中，很是孤立，这个小组名义上是改组军统、中统的协调机构，但明眼人都能看出，中统的特务头子徐恩曾已被老蒋撤去本兼职务“永不叙用”，显然矛头指的就是戴笠及他掌控的军统。 “八人小组”开会时，戴笠话语权不强，面对提出的裁撤方案，他不能强行拒绝，只能采取“拖字诀”。 为了留条后路，戴笠积极谋求海军总司令一职，并推荐桂永清担任副总司令。就在戴笠四处奔走的时候，他在岱山坠机身亡，一切筹划都落了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