统治印度期间，英国依靠军事优势保证商贸活动和资源掠夺的有序展开。1857年爆发的兵变平息后，英印政府取代东印度公司成为统治主体，如何巩固本土军队的忠诚便跃为其首要任务。当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印度士兵被派往欧洲战场加入到高烈度的现代战争时，如何继续享有他们的忠诚也成为一道难题。
官方档案和研究结果显示：欧陆战场的印度士兵呈现出较积极的战斗意志，虽然其作战能力差强人意，亦有叛逃和自残等行为发生，仍能在装备落后的情况下偶作贡献，并基本保持着军事效忠。按士兵们自己的话来说，则是食用了皇帝陛下的盐（在古代常作为货币流通），并尽心为其作战，表现次大陆军事雇佣传统的遗存。在他们之中，旁遮普穆斯林（PunjabMuslim）尤引人瞩目。他们身上同时存在着殖民合作铸造的“忠诚传统”和信仰冲突催生的“反叛冲动”，二者的张力于战场上得到充分体现。故而旁遮普穆斯林士兵可以作为一个典型研究对象，帮助了解英国如何塑造并维系印度本土民众对帝国之忠诚。
一、旁遮普穆斯林士兵：地位与观念
1849年至1947年，旁遮普地区在英国人的治理下迎来繁荣。政府在这里发展经济，力图将其打造为殖民统治典范。19世纪下半叶，英印政府选择以旁遮普作为主要兵源地，为诸多部落提供了一条提升社会地位的途径。该地区的穆斯林也成为了军队扩张的受益者，并长期与政府保持军事合作，大战期间，旁遮普穆斯林继续响应印度军队的扩招。1914年8月至1918年11月，在印度招募的683149名士兵中，有349688人来自旁遮普，其中穆斯林的人数达到了136126，至此，旁遮普穆斯林士兵人数占到了印度士兵总数的20%。[1]本文对旁遮普穆斯林忠诚问题的研究将围绕他们的战时书信展开。虽然受到审查制度和翻译中介的影响，这些书信仍保留了士兵对自身经历和体验的个性化描述，是探查他们内心世界的珍贵渠道。
书信显示，传统荣誉观与宗教信仰是支撑旁遮普穆斯林士兵在现代化工业战争中作战的动力。前者涉及了对个人尊严和家族名望的维护，这是一种在社会网络中寻求认同的行为。一位骑兵写道：“参与战争，是一个事关尊严的话题，现在是帮助政府作战的时候，勇者无家。”[2]一位骑兵则向同乡发出呼告：“亲爱的朋友，想象一下，祖先们的骨灰已经被风带到了法国、英国和其他地方（战场），这将为你们赢得荣耀和名声。”[3]军事荣誉之于家族名望是如此重要，以至于士兵因此直接遭受长辈的训诫。一位军官责怪在法国作战的儿子：“令人遗憾，你还没有得到维多利亚十字勋章！每天在报纸上找你的名字已令我疲倦。每个人都在获得晋升和荣誉，但你却一无所获。”[4]该群体有着追求荣誉的传统，这塑造了他们对军事成就的执念。
在残酷的欧陆战场，旁遮普穆斯林在炮火中遭受身心折磨，伊斯兰教信仰成为了他们的精神支撑，同时也是驱使他们履行职责的动力。即便身处条件恶劣的战壕，许多士兵仍设法恪守宗教仪式，甚至为此写信咨询家乡的毛拉（Mawla）。一位枪骑兵在信中求教身处法国时头应该怎么摆，才能顺利向着麦加的方向朝拜。[5]有人用《古兰经》中亚伯拉罕献祭以实玛利的情节来类比战场的牺牲：“记念我这个可怜的人，因为我被献祭的时候快要到来，死亡之刀迟早会降下来。”[6]这是对自身命运的哀叹，同时也为其赋予神圣的宗教意义。更多时候，信仰为士兵带来慰藉和希望：“我每天都向真主祈祷，请保佑我所有的朋友安全，并让所有已死去的人天堂，赦免他们的罪过。”[7]
布莱顿(Brighton)一家医院内，受伤的印度士兵。
二、帝国手腕：尽握荣誉与信仰
英国人对旁遮普穆斯林群体的这些观念早有认识，自十九世纪至“一战”，殖民者围绕着荣誉与信仰采取一系列措施，将二者与对帝国的军事效忠结合。1857年兵变后的军团改革中，官员将本土武装团体的社区认同与军队中的“团魂”（regiment）联结在一起，每个团的旗帜、制服等标志物都有其独特文化符号，军团的传统被构建在部落历史之上。[8]对以种姓/部落为单位与英印政府合作的旁遮普穆斯林来说，该观念尤具影响力。功勋士兵还会得到直属领导的亲自表扬，这更增精神鼓励：“我因为在战场上的突出表现获得了勋章。将军本人甚至三次对我表示祝贺。”[9]此外，官员还将荣誉与现实利益挂钩，这收到士兵们的积极反馈：“恭喜您的仆人赢得二等功勋章！退伍后我将多获15卢比（每月）的养老金。”[10]
战场外，英帝国也采取了更多样的激励政策。英印军队中第一个获得维多利亚十字勋章的胡达德·汗（KhudadadKhan）就得到了英国和印度报纸的大肆宣传。无论是士兵还是亲属，都对登报一事颇为在意。一个人写信给他的妻子：“这个世界上，一个人如果拥有荣誉，他就拥有了一切。在报纸上读到了我的名字，你一定很高兴！这是忠心耿耿的服务所得到的回报。”[11]荣获军功者还有机会亲身到巴黎等大城市游览并备受款待：“5月10日，我们乘坐汽车逛遍了整个城市。官员对我们非常友好。我们还在剧院观看了戏剧。”[12]一位骑兵炫耀道：“如果我要写下对马赛的赞美，我的手会因为写作而疲惫。我还去巴黎呆了七天。巴黎是什么地方？是天堂！”[13]此外，军方还会迎合印度的个人崇拜传统来唤起士兵们的忠诚情绪。乔治五世，这位1911年亲自来德里加冕的“印度皇帝”，无疑享有最高的威望。大战期间，他与皇室成员频繁到医院探望伤员，并下令优待印度士兵，这引发后者普遍的赞颂：“我们的医院位于国王曾下榻的地方。国王给了一个严格的命令，不允许伤害任何印度人，我们往往像鲜花一样被呵护。”[14]乔治五世也会亲自授予战斗英雄维多利亚十字勋章，这对士兵来说是莫大殊荣。[15]米尔·达斯特上尉（Subedar）在书信中表达了自己的激动之情：“由于安拉的仁慈，国王用他的皇家之手授予我维多利亚十字勋章。”[16]
欧陆西线战场的高烈度战争带来了大规模人员伤亡，印度军队遭受了成建制的战斗减员，到后期甚至出现了不同种姓混编作战的局面，这让不满和沮丧情绪在士兵群体中蔓延。[17]在这种情况下，帝国仍能继续享有他们的效忠，离不开地区政府与本土群体的合作机制。对旁遮普的穆斯林农民而言，战场作战也意味着帮助自己的家族、部落/种姓获得更多资源。“一战”期间，英印政府动员农村精英（绅士阶级）作为军事承包商为其深入村庄招募自耕农前往欧陆西线战场作战，并允诺在经济和法律层面施以旁遮普邦农村地区更多福利。[18]对荣誉的追求演化为该地区各群体的政治竞争中用以换取资源和优势地位的筹码。一位来自布拉纳斯（Buranas）的军官写信告知父亲：“现在，您必须行动起来，尽您所能去鼓励族人应征入伍。您必须强调这一点，我们的种姓要通过必须通过为政府服务而赢得声誉。”
在异国战场尊重伊斯兰传统也是帝国的笼络手段之一。西线战场的穆斯林士兵普遍要求军队发放《古兰经》文本，以供他们日常礼拜。[19]这得到了认真对待，《古兰经》印本一度是后勤军需运输中的重要项目。此外，政府有意识地将乔治五世塑造为助力伊斯兰教复兴的英武领袖。英印军队夺取巴格达之际，乔治五世被视作“邪恶德国人”的战胜者，以及为穆斯林带来和平与解放的宗教元首。[20]一位参加巴格达战役的骑兵向他在法国的战友表达了喜悦之情：“你一定已听说，我们的万王之王乔治五世收复了巴格达圣城。对穆斯林来说这是最高兴的事，这个神圣之地得到解放，并被我们公正的国王所拥有。我真诚地希望它将一直受到国王的保护，直到时间尽头。”[21]
西奈半岛和巴勒斯坦战场中的英属印度军队
三、忠诚与反叛之间：士兵的回应与抉择
面对帝国的物质和精神激励，许多旁遮普穆斯士兵感到满意，书信中的内容有助于进一步评估帝国笼络手段的效果，以及该群体的回应与抉择。一同作战的直属长官是许多士兵表达效忠情绪的对象：“我已宣誓保持我的忠诚，忠于大人们（sirkar，英国军官）。我将尽我所能，即使这意味着献出生命。”[22]在家信中，亲友也就家族与政府之间的合作提醒士兵：“为政府效力是一件好事，几代人的祖先都从这种效力中受益。穆斯林应该理解这一点，并团结起来认真服役。”[23]在长官和政府之上，还有皇帝乔治五世。他的形象常常被用来鼓舞士兵作战：“不要想着私事，要对你吃盐的印度皇帝负责，成为忠实臣民。”[24]长官、政府和英王所收获的效忠主要源于帝国多样笼络手段，表现出这些措施的有效性。然而，书信中还有一部分不容忽视的内容，体现旁遮普穆斯林士兵主动将军事忠诚与伊斯兰信仰结合起来理解，从中可窥见士兵对自身遭遇的能动解释。
在欧陆战场西线作战的印度陆军军官于休假期间参观白金汉宫的皇家马厩
对旁遮普穆斯林士兵而言，穆斯林身份一直是他们约束自身行为的精神支撑。大战期间，这种身份与军事效忠产生了联系，从宗教戒律的角度进一步强化了后者。一位养伤的士兵如是提醒自己即将返回印度的战友：“到达印度时，你谈论战争时必须小心谨慎，作为一个穆斯林，这是你的责任。不要与油嘴滑舌的人交谈，要做一个忠于英印政府的臣民。我们作为穆斯林不能忘恩负义，我们的宗教禁止这种恶作剧。”[25]此外，向安拉祈祷一直是穆斯林的重要仪式，书信记录的祷词里充斥着对安全和胜利的祈盼，以及英王的名字。由此可窥士兵自身是如何融合宗教信仰和君主效忠的。最典型的表述是：“愿安拉迅速赐予我们仁慈的国王以胜利，并愿他在今世和来世都能战胜敌人，阿米乃（Amin）。”[26]而在一些士兵看来，乔治五世不仅是帝王，亦是和平和文明的象征：“我们一直在祈祷，希望胜利能赐给我们的王，和平之王。”旁遮普穆斯林士兵从自身的文化背景出发，在书信中对英王身份的理解有着令人震惊的丰富度，这些阐释与他们所阅读的宗教典籍和自身际遇均有密切联系。这些多样的情感书写不是单靠帝国统治者的利诱与宣传可以孕育的，更有可能是士兵自身体会和战时官方政策的综合产物，是士兵对英帝国号召的积极回应。
然而，高烈度战争和艰苦条件刺激着士兵不满情绪的积酿，奥斯曼土耳其的参战成为诱发反抗乃至“叛乱”发生的最后一根稻草。1914年11月13日，苏丹穆哈默德五世宣布对协约国发动圣战（jihad），并发出教令（fatwa）呼吁世界各地，尤其是印度等英属殖民地的穆斯林参与其中。部分旁遮普穆斯林被抽调到中东战区作战，面临着和穆斯林兄弟厮杀的局面。在军事效忠和宗教信仰之间，矛盾迅速激化，一些人被推向了忠诚与反叛的抉择时刻。
1916年2月，印度远征军第十五骑兵团发生叛乱，团内的旁遮普穆斯林拒绝上前线参与对奥斯曼土耳其的作战。他们随后被迅速流放。书信中存留着对这一事件的描述：“他们从战争开始就在法国，然后去了巴士拉（Basrah)。整个军团在那里联合起来，宣誓不与穆斯林兄弟作战。”[27]这在欧陆西线的士兵中引发讨论，并有不少人对他们持有同情态度。一个流行的观点是：指挥官应为兵变的发生负责，政府和士兵之间的冲突源于欺骗，恭敬的抗议被曲解成谋反。[28]像这样的“误会叙事”，也成为了大战期间英帝国内部回避军事效忠和伊斯兰信仰之矛盾的典型宣传手段。当然，同情与惋惜并非唯一的声音，相当一部分的士兵提出了忠诚至上论。一位助理兽医在给战友的书信中说：“当我得知这些士兵的举动时，我感到悲伤。他们不应如此行事，而应该表现出忠诚并向政府提供帮助。”[29]有士兵将叛乱士兵的行为视作失职，认为他们应该“抛却宗教和种族为国王而战。”[30]
在自身生命和信仰遭受威胁时，帝国的笼络手段便会遭遇削弱，甚至导向小规模兵变的发生。然而，只要不涉及与其他穆斯林军队的直接军事冲突，辅之以宽大处理和外交经营[31]，物质笼络和帝国宣传话语在面对“圣战”号召时仍有其凝聚力，抵消泛伊斯兰主义在旁遮普穆斯林士兵中的影响。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除了远赴欧陆和中东等地区作战，英印军队还需在英属印度的边境承担防卫任务。照片展示的是第70缅甸步兵团第2营的士兵在步枪靶场训练的情景。
四、忠诚问题再思考
传统荣誉观与伊斯兰教信仰是旁遮普穆斯林士兵群体的两大观念，英帝国统治者的充分利用了这两种观念。通过战场激励、本土资源分配和宗教安抚等方式，帝国实现了尚荣传统、伊斯兰信仰与军事效忠的结合。同时，身份认同的构建是一个多方互动的过程，并非上位者的粗暴灌输所能致。于旁遮普穆斯林士兵而言，远渡重洋作战不仅是为了报答长官与政府，也出于对君主的拥护，甚至是对宗教使命的实现。当然，军事效忠绝非一以贯之，忠诚士兵的身份认同时刻受到现实情势变迁和宗教矛盾激化的挑战。总之，在殖民军事统治中，所谓的忠诚可被理解为基于地方利益展开的合作，于此基础上还需要被殖民者在新旧身份认同上的协调，而对传统元素进行改造和利用则是颇为有效的统治方式。此外，了解数英帝国与旁遮普穆斯林群体数十年间围绕军事效忠问题进行的互动，对理解当下作为民族国家的印度亦有助益。目前的印度宗派主义政治盛行，一些政治家强调特定的宗教社群应作为一个排他的整体去争取权利和话语权，既是为了吸引选票，也是为了在地区或全国的政治资源分配中谋得优势。这激化了社会矛盾，甚至导致社群暴力的频发。“分而治之”的殖民遗产在民族主义政治时代的自我进化，也是当下值得警惕的一个现象。
[1]GovernmentofIndia,India’sContributiontotheWar,Calcutta:GovernmentofIndia,1923,AppendixC,p.275.
[2]FromMohamedMuzarar[?]JKhan(PunjabiMuslim),19thLancers,France,toSahibKhan,GujratDistrict,Punjab,6thNovember1917,no.608,pp.331-2.
[3]FromMajorHiraSingh(PunjabiMuslim),PoonaState,CavalryKashmir,toRustamSinghandDidanSingh(41stDogras),May1915,no.74,p.66.
[4]FromAzim-ud-DinKhan,Depot20thDeccanHorse,Neemuch,CentralIndia,toSowarAbdulAzimKhan(PunjabiMuslim,20thDeccanHorse),13thFebruary1916,no.246,p.116.
[5]FromDafadarFazlKhan(PunjabiMuslim),19thLancers,France,toPirSadiqAli,SialkotDistrict,Punjab,4thOctober1916,no.414,pp.241-2.
[6]FromSepoyAbdulGhani(PunjabiMuslim),125thNapier’sRifles,France,tohisbrotherNurDad,lhelumDistrict,Punjab,5thAugust1915,no.115,p.87.
[7]FromSepoyZarifKhan,Afridi,58thRifles,nowinhospital,toHavildarBedulLahKhan,58thRifles,France,no.34,p.44.
[8]PremChowdhry,“MilitarizedMasculinities:ShapedandReshapedinColonialSouth-eastPunjab,”ModernAsianStudies,vol.47,no.3(2013),pp.713-750.
[9]FromLemadarAlamSherKhan(PunjabiMuslim)toMalikSamandKhan,Sargodha,ShahpurDistrict,Punjab.18thLancersFrance,22April,no.511,p.288.
[10]FromLemadarAlamSherKhan(PunjabiMuslim)toMalikSamandKhan,Sargodha,ShahpurDistrict,Punjab.18thLancersFrance,22April,no.511,p.288.
[11]FromVeterinaryAssistantKesarShah(PunjabiMuslim)tohiswife,SayidValairShahGujratDistrict,Punjab,3rdMay1916,no.303,p.180.
[12]FromRessaidarIsaKhan(PunjabiMuslim),34thPoonaHorse,France,toPayDafadarNiazMahomedKhan,34thPoonaHorse,Ambala,Punjab,17thApril1916,no.293,p.176.
[13]FromMahomedFirozDin(PunjabiMuslim),SialkotCavalry,Brigade,France,toFirozKhan,19thLancers,Sialkot,Punjab,7thMarch1916,no.260,p.158.
[14]FromIsarSingh(Sikh,59thRifles),IndianGeneralHospital,Brighton,toafriend,50thPunjabis,India,1stMay1915,no.63,p.59.
[15]FromYusafKhan(Pathan),Kitchener’sIndianHospital,Brighton,toBarifKhan(40thPathans,France),25thAugust1915,no.128,p.93.
[16]FromSubedarMirDast,VC,Kitchener’sIndianHospital(?),toNaikNurZada,55thRifles,Kohat,NWFP,27thAugust1915,no.130,p.92.
[17]KaushikRoy,“TheConstructionofRegimentsintheIndianArmy:1859-1913,”WarinHistory,vol.8,no.2(2001),p.138.
[18]RajitK.Mazumde,“FromLoyaltytoDissent:PunjabisfromtheGreatWartoWorldWarII,”inKaushikRoyed.,TheIndianArmyintheTwoWorldWars,Boston:Brill,2011,pp.461-491.
[19]FromSepoyAshrafKhan(Pathan),40thPathans,FrancetoSepoyMiraKhan,dateinformationlost,no.158,p.107.
[20]FromRessaidarMalikMahomedLatifKhan(PunjabiMuslim),28thLightCavalrySeistanPersiatoLemadarUsufAliKhan,l9thLancers,France,15thApril1917,no.208,p.286；巴格达是阿拔斯王朝的首都，而阿拔斯王朝统治时期，是政教合一的伊斯兰政权最繁荣强大的时代。所以，在乔治五世的名义领导下所进行的收复巴格达之军事行动，部分印度穆斯林士兵倾向将其解读为一种征兆，在某种程度上预示着伊斯兰教光荣复兴的到来，象征了秩序的恢复。
[21]No.507RessaidarMalikMahomedLatifKhan(PunjabiMuslim),28thLightCavalrySeistanPersia,toLemadarUsufAliKhan(l9thLancers,France)15thApril1917,p.286.
[22]FromGholamRasulKhan(HindustaniMuslim),SecunderabadCavalryBrigade,France,tohisfatherMahomedNawasKhan,Aurangabad,GayaDistrict(?),Bihar(?),24thMay1916,no.318,p.189.
[23]RisaldarSamandKhan(retired)toMahomedHayatKhan(PunjabiMuslim,18thLancers,France)LyallpurDistrictPunjab29thAugust1917,no.573,p.316.
[24]Khan(PunjabiMuslim,38thCIH,France)PunjabCanalColonies[Urdu],13thJuly1917,no.543,p.302.
[25]LoyaltytoSirkar,LetterfromHospitalinFrance,23October1915(IORMSSEURF143/86,23October1915).
[AccessedJune11,2021]
[26]FromLemadarMahomedYasinKhan(PunjabiMuslim),34thPoonaHorseFrance,toPensionedDafadarTajMahomedKhan,RohtakDistrict,Punjab,25January1917,no.476,p.272.
[27]FromAshrafAliKhan,6thCavalrySialkot,Punjab,toSignallingInstructorDafadarFatehMahomedKhan,HindustaniMuslim,6thCavalry,France,24thMarch1916,no.276,pp.167-8.
[28]FromSherDilKhan,Sargodha,ShahpurDistrict,Punjab,toLemadarSultanKhan,18thLancers,France,9thSeptember1916,no.397,p.232.
[29]FromVeterinaryAssistantKesuShah,toRessaidarAbdulRahimKhan,15thLancers,Mesopotamia,22ndMay1916,no.315,p.187.
[30]FromDafadarSherMuhammadKhan,MeerutCavalryBrigade,France,toMuhammadKhan,Khushab,JhelumDistrict,Punjab,11thJanuary1916,no.216,p.137.
[31]1916年6月，在英国军事情报部门的运作下，由麦加谢里夫侯赛因·伊本·阿里领导的阿拉伯大起义爆发，这对奥斯曼土耳其苏丹的宗教正统性和合法地位是个沉重打击，削弱了其作为哈里发的号召力。
用户69xxx08
一边洗脑这些炮灰，一边搅屎。祖传的殖民技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