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5月初，京津地区的监测台发现一种异常的电波讯号，发现署名彭振北的潜伏台与台湾保密局通报联系，并破译出该潜台发出“志愿军携喀秋莎火炮入朝”的密码电报。 公安部副部长杨奇清获悉后立即布置公安部一局迅速侦破。他指示侦察科长曹纯之对敌实行“全方位控制”，深入侦查，做到准、狠、稳地打击敌特。曹纯之机智干练，他根据杨奇清的指示，经过侦测，确定潜台不在天津。但刚在丰台测得的异常声音，却又忽然默无声息了。 潜台在哪里？杨奇清和大家一道分析。他对侦察员说：“心急吃不下热汤圆。特务在和我们斗法，他们发发停停，移动地方，我们要坚持监测，跟踪追击！” 果不出所料，10多天后，电讯组在另一地方又捕捉到了异常的声音。经过破译，是彭振北潜伏台向台湾保密局报告汇兑特别经费的办法。杨奇清抓住这一新的线索，组织北京、天津两市公安局通力协作，加快侦破进程。 公安部门分析已掌握到的情报，认为彭振北潜伏台可能与国民党原“保密局津源组”有关。于是立即在北京、天津、河北三地布置了对该组组长秦应麟的侦查工作。 侦查中，发现一个名叫“金太太”的女人，与秦应麟曾有过交往。这个女人是谁？住在哪里？与秦应麟到底是什么关系？ 在侦查中了解到，原保密局津源组分台台长罗世运、报务员项艺，在1949年9月谈过秦应麟解放前夕的一些情况。秦应麟原是保密局津源组组长。1948年10月平保线战事吃紧时，全组逃到北平，12月该组撤销；并了解到该组成员胡振远、李庆生在北平有家室。 公安部门初步查到秦妻卞某住在北京，秦的内弟卞树棠住北京东城迺兹府郭宅，与其婶母住在一起，跑上海贩卖西药。公安部门首先查找到了卞树棠，并对他进行了监视、控制，希望从他那里找到秦妻卞某，以便进一步发现秦应麟及保密局派遣的潜伏台的特务人员。 与此同时，河北公安部门遵照杨奇清的电示，很快组织专人查清了秦应麟的情况：秦应麟现年30余岁，1946年任保密局津源组长时，活动于津源、易县、定兴一带。 1949年1月，秦应麟接受保密局北平站副站长吴宗汉的布置，组建宛平潜伏组，但领取了电台经费后即不知下落。同时查明秦妻名叫卞树兰，定兴县人，约30岁。在津源辗转逃亡期间帮助转运过电台，住在北京迺兹府10号南屋，“金太太”就是卞树兰的化名。并查到秦应麟的妻弟卞树棠曾在天津德康药房及锅店街老太和药铺当过跑街的伙计。公安部一局又从户口上查到津源组随组通信员胡振远的一些情况：胡振远，男，25岁，河北雄县人，原住北平市西单保安寺18号。北平解放后逃往何处不详。 杨奇清听了侦查到的有关情况的汇报，非常高兴。他与大家一同研究、分析，认为这些情况对发现和识别秦应麟有很大的参考价值。他指示要重点盯住“金太太”，顺藤摸瓜，一抓到底。 8月中旬，有人发现一封从天津寄给“金太太”的信。那信封上的字迹与秦应麟的手迹相似。杨奇清根据这些情况，判断出：秦应麟已潜回京津地区，命令加速侦破。发现“金太太”后，有人提出立即密捕“金太太”，以便从她那里打开缺口。杨奇清不同意这样做，他要大家沉住气，不要打草惊蛇。然而，潜伏特务隐蔽得很深，自从发现那封没有具体通讯地址的信后，一时间没再露头。 不久后，经过加紧侦听，再次截获到台湾保密局同潜伏台联系送特别经费的电报：保密局通知潜伏台，由香港派商人王永祥送来1000美元，到天津老太和药铺交卞树棠收转。这份电报，给侦查破案提供了重要线索。侦察人员进一步调查分析，认为从已经掌握的材料，基本可以肯定彭振北潜伏台就是秦应麟新组建的特务机构（即天津特别组）。秦的妻弟卞树棠是潜伏台同保密局商定的转款人。这1000美元就是侦破的路标。杨奇清指示：控制卞树棠，跟踪追寻秦应麟。 然而，在这个关键的时候，卞树棠却失踪了，这给侦查破案设置了又一道难关。杨奇清和侦查组的工作人员商议攻破难关的补救办法，从接转款项的地点，估计卞树棠去了天津，于是派出得力的侦察员去天津，与天津市公安局一道寻找卞树棠的下落。狡猾的卞树棠也许估计到了这一着，几天了，他一直没在天津锅店街老太和药铺露面。他到哪里去了呢？曹纯之和天津市公安局的侦察人员分头行动，在各个角落撒下了天罗地网。 这天，在天津德华医院的门诊室内，走进一个二十七八岁的男子，他“哎哟”连声，请求门诊医师让他住院治疗。医师见他“疼痛难忍”，检查了一下，就让他填写了一张住院单。只见他在住院单上的姓名栏里写下了“卞玉棠”，看了看，又在卞字上面加了一笔改为“卡玉棠”。住进内科302病室后，一名女护士叫“卞玉棠”打针，他“嗯”了一声，随后改口道：“我不姓卞，姓卡。” 深夜，在调查卞树棠的情况分析会上，那个护士谈的这一情况，引起了侦察员的注意。通过对照相片，护士认定那就是侦察员搜寻的目标。第二天，又一名“病人”住进了这个医院的302室，不用说，那病人就是侦察员。（【侦破天津潜伏特务组一】，未完待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