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南宋没灭亡，会提前实现近代化吗？

有人说，如果王安石变法成功，真正实现富国强兵的目标了，也许宋代商人能早于哥伦布几百年开启大航海时期，宋代的金融系统和商业政策也许会快速发展并输出……

也有人说，按照历史社会学的一般逻辑，南宋在持续的、非毁灭性的战争和相应的战争准备下，应该可以缔造出现代的民族国家。

图/纪录片《中国通史》

然而两宋持续300多年与周边政权的对抗，特别是南宋一个半世纪与金蒙的战争，却也没有使宋朝成为一个能力上“更现代”的国家。

这是为什么？方诚峰老师在力作《君主、道学与宋王朝》中为我们提供了富有洞见的部分解释：南宋正统程朱道学的政治理想，并不致力于建设更完善、能力更强的国家机器，而是侧重于道德教化与秩序维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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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与此同时，道学在实践中有着不可克服的内在矛盾，这些都设定了这个王朝国家能力发展的上限，使得其在面对外部挑战时显得力不从心。

一、“明明德”的要求

如何成为对现实的妥协和确认

道学对“政治”的基本理解在于，统治者是“先觉”，“统治”就是“先觉”让被治者“复其性”而已，这是一个先觉觉后觉的过程。

《四书章句集注》明正统时期（司礼监）经厂刊本

所谓“明德”就是人心所素具的天理，或曰“天命之性”，主体内容就是仁、义、礼、智等五常。因此，所谓“明明德”就是指去除气禀所拘、人欲所蔽，恢复人心本就具备的天理。

在朱熹看来，“明明德”的实现离不开“格物致知”的方法。所谓“格物”，是指对外物的探究和认识，通过研究事物之理，达到对天理的把握。朱熹认为，事物各有其“理”，而天理普遍存在于人与万物之中，因此人们可以从对具体事物的深入探讨中逐渐触及天理的普遍性。

朱熹画像

以“格物致知”为核心的工夫论，旨在帮助君主达成修身与明明德。然而正如方老师所指出，这一过程具有两个重要特点：

其一，所格之物是日常事物，明明德可以“就而今理会”，这使得道学理论能够最大程度地兼容君主日常生活与政务中已有的事项；其二，道学并未明确承诺格物到何时能达至“知致”的状态。这不仅意味着格物需要通过“今日格明日格”的长期努力来持续推进，也为在“知未至、理未穷”状态下的现实行动赋予了正当性。

因此，对于君主而言，“明明德”不再是一个绝对完成的目标，而是一个不断持续的过程。这种观点为君主的日常行为和德行上的不足提供了理论上的辩护：君主当前的一切作为与缺陷，只是其不断格物致知、修身明德的一段旅程而已。

正因如此，“明明德”的要求在宋理宗朝的政治实践中化为现实——理宗被塑造为一个以“敬德”为核心的君主形象，践行着皇帝自我修德的道学理想。这一背景下，权相史嵩之将宋理宗推尊为道统中的重要环节，成为了一个合乎逻辑的结果。

史嵩之（1164—1238），南宋著名权臣，深受宋理宗信任。史嵩之的一生体现了南宋后期复杂的权臣政治与道学政治交织的时代特征。

二、“絜矩之道”的施政

如何在现实危机中走向分化

在道学的政治理论中，“明明德”是统治者的起点，而关键问题在于如何通过“推以及人”，使天下之人也能“明其明德”。

朱熹通过《大学》“治国平天下”章中的“絜矩之道”来回答这一问题。“絜矩”意在强调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伦理原则，但朱熹进一步扩展其为“三方关系”，涉及个人与上下、前后、左右的全面关系协调。这种“絜矩”强调以公平合理的尺度处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

《四书章句集注》明正统时期（司礼监）经厂刊本

要实现上行下效，仅靠道德感化是不够的，必须通过“政事”予以推动。朱熹特别指出，“絜矩之道”的核心在于均平，不是等级平等，而是让上下各得其位，人人能履行自己的伦理责任，如事亲、事长等。

为此，朱熹强调财用分配的关键性，认为合理的经济制度和税赋安排是实现民众伦理实践的基础。若赋税过重或分配不公，则会破坏民众的道德实践，从而阻碍“天下平”的实现。

道学兴起以后，减负运动广泛流行，官员尤其乐意推动蠲减、代输赋税。但在南宋货币化财政的大环境中，省赋恤民，特别是其中的代输，意味着财政上的移东补西，最终仍会以法外之征的形式加在百姓身上，是对百姓暗中的“椎剥”，故朱熹讥之为“剜肉补疮”。

为了彻底纠正肉补疮式的省赋恤民，南宋末年推行的公田法斩断了异化的链条：它抛弃了货币化财政而回到实物财政，它以官田租米代和籴而不是移东补西、剜肉补疮式的代输，它还用限田之法抑制兼并之家。

因此，公田法是道学家在“絜矩之道”指引下的最重要的行动，深刻改变了南宋军事财政的运转方式。

三、南宋的一场冲突与和解

见证道学实践的分化

真德秀是朱熹之后最为重要的道学家之一，张忠恕则是个自带光环的人，他的祖父是南宋前期的名臣张浚，伯父是理学宗师张栻，父亲张枃也是以吏干著称的名臣，真与张皆可厕身南宋中期最重要的道学传承者之列。

嘉定八年（1215年），真德秀担任江东转运副使，与提举常平李道传共同应对旱蝗灾害。当时，张忠恕作为宁国府的长官，以其条理分明的救灾方案最初获得真德秀的赞誉，甚至被视为典范。

真德秀（1178—1235），南宋著名理学家、政治家，是朱熹之后的重要道学传承者。

然而，随着灾后局势的深入了解，真德秀发现张忠恕在实施救灾时，通过强制“劝分”的方式逼迫富户出粮，即劝诱富民平价售粮以救灾民，这一做法严重损害了地方富户的利益，引发广泛的社会怨愤。

更为严重的是，张忠恕被指控侵吞官粮，苛剥百姓，以满足地方财政的需求。真德秀最终劾罢张忠恕，并以“无道”酷吏之名批评他的施政，这一冲突体现了道学家在实践中对“絜矩之道”理解的分歧。

尽管在江东的冲突激烈，但在宋理宗即位之际的数年后，真德秀与张忠恕在临安的再次交集却表现出相当的协调与一致。在理宗初政的关键时期，张忠恕通过封事提出了包括三年丧礼、维护两宫关系、妥善处理济王事件、强调天子修身等建议，这些观点与真德秀的主张高度吻合。

宋理宗（1205—1264），名赵昀，在位期间推崇道学，并召用真德秀等理学名臣以倡导道德政治。

真德秀与张忠恕的实践路径仍然反映了道学思想在现实中的分化。真德秀秉承朱熹的“絜矩之道”，致力于通过减轻百姓赋税负担来实现社会的均平与稳定。而张忠恕的实践则显得更为强硬，他通过压制地方豪强富户以应对地方财政困局。

真德秀与张忠恕的关系，从江东的冲突到临安的“和解”，体现了道学思想在不同领域的实践样貌。“絜矩”在实践中不仅仅表现为真德秀那样以减负为主的“仁政”，也可以表现为张忠恕那样打击形势富户的酷政、刻政。就此而言，道学的“絜矩”理论本身就蕴含了仁与刻分化的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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