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月17日，国家统计局发布了2024年国内生产总值初步核算结果。根据地区生产总值统一核算结果，2024年上海市实现地区生产总值53926.71亿元，按不变价格计算，比上年增长5%。上海城市经济规模正式进入5万亿元以上新阶段。上海GDP从2000年不到5000亿元增长至现在的5万亿元，其背后不仅是上海经济实力的增强，也意味着上海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和国际竞争力的提升。
在上海经济结构转型的过程中，我们认为一些影响和变化值得公众关注：1）上海的城市建设围绕“五个中心”展开，上海制造业构建“3+6”新型产业体系，带动上海逐渐从工业城市转型为以服务业和新兴产业为主的现代化大都市。2）上海城市更新不断升级、逐渐放开户籍政策限制，吸引海内外人才流入。上海常住人口的增加带来了更加年轻化、多元化的人口结构，并催生出了新的消费需求和场景，激发新的城市活力。上海的城市更新始终与其产业发展目标相一致，推动产业升级的同时构建良好的生活圈。3）上海始终走在高水平对外开放的前沿，深化中国与海外市场双向交流，同时上海在制度创新上也始终走在前列。上海在贸易便利化、融资便利化等方面承担了全国“试验田”的责任，更好的制度创新也推动了上海经济不断发展壮大。
我们对国际上GDP超过5万亿元的城市或城市圈进行梳理。结果显示，全球GDP超过5万亿元的城市或城市圈基本都集中在发达国家，上海成为首个GDP规模超过5万亿元的发展中国家。在GDP超过5万亿元的都市圈中，纽约、华盛顿特区、伦敦、东京、洛杉矶等城市作为全球的政治、经济、贸易、商业、文化中心，其第三产业占GDP比重已高达90%以上。同时，像芝加哥、达拉斯、休斯顿等地区依然保持着服务业为主、工业为辅的经济结构特征。
迈入GDP5万亿元大关之后，上海已有了向世界第一流城市看齐的潜力。展望未来，上海基于GDP规模的数字增长已不再是最重要的事情，更为重要的是上海的制度建设、产业建设、文化建设，为全国其他城市设立先进的城市范本，为居住在上海的每一位城市居民提供宜居、积极的生活环境。展望未来，我们认为上海有可能在以下领域取得更好的发展：1）上海的产业政策进一步以产业升级、创新驱动为主轴，推动高附加值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的不断完善，走在产业发展的前沿。2）基于上海在金融领域的先发优势，不断推动制度创新，健全多层次金融服务体系。3）上海在促进跨境贸易便利化、推动数字贸易和服务贸易高质量发展、稳定外贸规模等领域持续改善。4）上海进一步推动产学研深度融合，促进科技成果转化为新质生产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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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17日，国家统计局发布了2024年国内生产总值初步核算结果。根据地区生产总值统一核算结果，2024年上海市实现地区生产总值53926.71亿元，按不变价格计算，比上年增长5%。上海城市经济规模正式进入5万亿元以上新阶段。
回顾上海的经济发展历史，2000年上海GDP总量仅为4771亿元，还不到5000亿元，而到了2024年，上海的GDP总量已跃升至5万亿元以上，迈入新的台阶。这倍数级的增长背后，不仅是上海经济实力的增强，也意味着上海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和国际竞争力的提升。同时，上海作为长三角地区的中心城市，其经济发展对周边城市有强大的辐射作用，促进长三角地区人员、货物往来更加密切，产业分工与合作更加紧密，推动长三角区域一体化向更深层次、更广的领域迈进。
一、从5000亿到5万亿，上海的经济结构发生巨大变化，服务业与新兴产业成为城市中坚力量
2000年，上海还是个以工业为主的城市，当年上海第二产业与第三产业占GDP的比重分别为46.27%和52.12%，两者平分秋色。当时，上海的支柱企业包括宝钢集团、上汽集团、上海石化、上海电气等大型重工业企业，这些企业不仅为上海奠定了工业城市的基础，也与我国当年“旧经济”时代的发展规划相一致。通常而言，“旧经济”的发展模式主要依赖于物质资本、劳动力和自然资源的投入，而“新经济”的发展模式主要依赖于技术创新、知识资本和人力资本的投入。
2008年之后，上海第二产业与第三产业占GDP比重的趋势开始分化，上海经济结构转型抓住了许多宏观事件所带来的契机，吸引了海内外人才和资本的流入，激发了新商业、新消费的发展，第三产业成为带动上海经济发展的主要因素。
截至2024年三季度，上海第二产业占GDP的比重下降至23.36%，而第三产业占GDP的比重跃升至76.46%。值得注意的是，上海第二产业占比的下滑并不意味着行业规模的萎缩，而是第三产业增速大幅超过第二产业所导致的。在2000-2024年期间，上海第二产业GDP的年复合增速为7.13%，而第三产业GDP的年复合增速高达12.3%。
在上海经济结构转型的过程中，一些影响和变化值得公众关注。
第一，上海逐渐从工业城市转型为以服务业和新兴产业为主的现代化大都市。2014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沪考察时提出，上海要加快向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进军，上海的城市定位从“四个中心”发展为“五个中心”，其中科创中心建设是“五个中心”建设的重中之重。而在《上海市先进制造业发展“十四五”规划》中，提出上海要构建“3+6”新型产业体系，其中“3”是指集成电路、生物医药、人工智能三大先导产业，“6”是指电子信息、生命健康、汽车、高端装备、先进材料、时尚消费品六大重点产业。
从上海支柱企业的变迁也可以看到类似经济结构的变化。如果现在再提到上海的代表企业，已不止是宝钢、上汽、浦发这些传统经济模式下的头部企业，在新经济领域，上海也诞生了一大批标志性企业。在零售领域，上海拥有拼多多、叮咚买菜、饿了么、得物等企业总部，这些互联网消费的新业态正成为主流。在旅游与出行领域，大型在线旅游服务平台携程坐落在上海闵行区。在新媒体领域，上海拥有小红书、喜马拉雅、哔哩哔哩等企业，丰富了不同年龄、文化、职业居民的精神文化需求。在互联网金融领域，上海拥有东方财富、陆金所等新型金融机构，为企业和居民提供多层次的金融服务。
从上海细分服务业占GDP比重的变化趋势也可以看到上海对于科技新兴产业的重视。上海作为全国金融中心，金融业占GDP的比重一直较高，然而在2020年后，上海金融业占GDP的比重基本稳定在19%-20%区间。与之相对，上海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服务业占GDP的比重在2020-2024年间快速上升，由6.26%上升至11.02%，升幅达到4.76个百分点，并且已成为上海服务业中占GDP比重第二高的行业。
第二，上海城市更新不断升级、逐渐放开户籍政策限制，吸引海内外人才流入。2008年之后，全国新一轮城镇化开启，上海也相应放开户籍政策限制。2009年是上海常住人口大幅增加的一年，人口数量由2008年的1888万人上升至2210万人，一年内增幅达到17%，此后上海常住人口数量不断上升，直到触及2500万人的常住人口“红线”。上海作为全国一线城市，若一下子放开户籍限制政策，可能在基础设施、民生保障等方面遇到难以承压的情况，因此上海在放开户籍政策方面呈现出“小步慢走”的特征，但放开的步伐从未停止。上海常住人口的增加带来了更加年轻化、多元化的人口结构，并催生出了新的消费需求和场景，激发新的城市活力。
同时，上海的城市更新建设一直在持续，并且上海城市更新的方向与产业发展相一致。例如，徐汇滨江区域曾经是龙华机场，但现在正构建数字经济、生命健康、文化创意、现代金融互为支撑的产业结构，打造世界级人工智能产业集群；又如，张江产业园区不断扩建，由最初的高科技园区逐渐成长为张江科学城，占地面积由上世纪90年代的17平方公里扩大至现在的220平方公里，入驻的产业从生物医药、集成电路、软件等延伸至卫星通信、人工智能等前沿产业。上海产业政策与时俱进，吸引了众多海内外高端人才在上海定居生活，同时上海在轨道交通、教育、医疗等基础设施建设方面也持续改善，保障居民的生活环境和生活质量。
第三，上海始终走在高水平对外开放的前沿，深化中国与海外市场双向交流，同时上海在制度创新方面也始终走在前列。以上海自贸区为例，自成立以来，上海自贸区推行一系列便利措施，提升贸易自由化、投资便利化、金融开放和监管创新。上海自贸区服务企业超过60万家，处理全国四分之一的进出口贸易量和上海每年4000万个集装箱吞吐量。在洋山港特殊综合保税区，实施更高水平的贸易自由化便利化政策和制度，取消不必要的贸易监管、许可和程序要求，使上海和全球的贸易往来变得更为便捷。
在制度创新方面，上海也一直承担全国试验田的责任。例如，上海自贸区承担了“打造国家制度型开放示范区”的使命，在服务贸易、数字贸易、知识产权保护等领域深化制度型开放，加大商品和要素流动的开放力度。又如，上海证券交易所于2019年创设科创板，持续推进发行上市、并购重组、再融资、信息披露、交易机制等方面的制度创新。截至1月15日，上海证交所科创板企业挂牌数量达到583家，总市值达到6.3万亿元，为许多高科技企业、新兴产业企业提供了宝贵的融资机会。
二、全球GDP超过5万亿元的城市圈主要集中在发达国家
在国际间对城市进行比较并不是容易的事情。由于各国地理环境、人口密度、行政划分的不同，城市之间难以进行直接比对，例如纽约城作为全球最重要的城市之一，其地理面积仅为789平方公里，人口总数仅为850万人，如果直接将纽约城和上海进行对比，显然是不合适的。
自20世纪初以来，发达国家逐渐开始形成“都市圈”的概念。为了缓解中心城市人口过于密集、基础设施不堪重负的问题，美国、英国、日本等国均建立了以中心城市为核心的“都市圈”，在核算经济规模时，通常也以都市圈作为一个整体进行核算。都市圈的地理面积以及人口数量相对较为接近，在比对其经济规模时也更为符合逻辑。
我们对国际上GDP超过5万亿元的城市或城市圈进行梳理，结果显示全球GDP超过5万亿元（以最新汇率换算，5万亿元相当于6820亿美元）的城市或城市圈大多集中在发达国家。其中，美国拥有最多的GDP超过6820亿美元的城市圈，排名第一的纽约大都会地区2023年GDP规模甚至高达2.3万亿美元，其余的洛杉矶、旧金山、华盛顿等地区分布在美国的东西海岸，达拉斯和休斯顿集中在美国西南部的得克萨斯州，芝加哥则处于美国中部地区。美国不仅拥有多个经济规模大的城市圈，且其地理区域分散。
在亚洲国家中，日本的东京都市圈、京阪神以及韩国的首尔都市圈GDP均超过6820亿美元。其中，东京都市圈的GDP规模高达2.1万亿美元，紧随纽约大都会之后。亚洲国家的主要城市圈普遍呈现人口密度大、人均GDP较欧美偏低的情况。
在GDP超过5万亿元的都市圈中，纽约、华盛顿特区、伦敦、东京、洛杉矶等城市作为全球的政治、经济、贸易、商业、文化中心，其第三产业占GDP比重已高达90%以上。同时，像芝加哥、达拉斯、休斯顿等地区依然保持着服务业为主、工业为辅的经济结构特征。以休斯顿为例，休斯顿是美国最大的石油工业中心之一，全美地区将近一半的基础化石工业活动均发生在休斯顿附近的墨西哥湾地区，并且聚集了很多油气能源企业。为了摆脱能源依赖、创建更加多元化的产业结构，休斯顿选择通过转型发展战略和产业结构调整，逐步变成美国著名的航天中心、医疗中心和西南部商品零售中心。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NASA）的约翰逊航天中心落地休斯顿，为休斯顿航天设计、电子仪器、机械制造和军事工业等高科技产业群的发展提供了宝贵机会。同时，休斯顿拥有德州医疗中心，是世界上最大的综合医疗中心之一，休斯顿的医疗产业不仅包括医疗服务，还涵盖了医疗科研和生物医学研究，吸引了大量高端人才和科研机构。
三、建设“五个中心”是上海城市发展的有力支撑
每个城市的发展都离不开自身地理环境、先发优势所带来的资源禀赋，同时通过合理规划、推陈出新，城市的经济发展拥有无限的可能。
迈入GDP5万亿元大关之后，上海已有了向世界第一流城市看齐的潜力。展望未来，上海基于GDP规模的数字增长已不再是最重要的事情，更为重要的是上海的制度建设、产业建设、文化建设，为全国其他城市设立先进的城市范本，为居住在上海的每一位城市居民提供宜居、积极的生活环境。
2023年，习近平总书记在上海考察时强调，上海要聚焦建设国际经济中心、金融中心、贸易中心、航运中心、科技创新中心的重要使命，加快建成具有世界影响力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际大都市，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中充分发挥龙头带动和示范引领作用。展望未来，我们认为上海有可能在以下领域取得更好的发展：
1）上海的产业政策进一步以产业升级、创新驱动为主轴，推动高附加值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的不断完善，走在产业发展的前沿。在高附加值制造业方面，集成电路、生物医药、人工智能是上海三大先导产业，2024年三大先导产业规模已达到1.8万亿元，2025年上海政府工作报告指出将实施三大先导产业新一轮“上海方案”，围绕细胞基因治疗、脑机接口、6G、量子计算、聚变能源等战略前沿领域布局。这些政策布局有望推动上海产业发展始终走在科创前沿，夯实上海“科创中心”的建设。在发展现代服务业方面，上海的商业形态将变得更加多元化，除了在金融、航运、贸易等领域保有先发优势之外，上海还将大力发展文化和体育事业，包括全力打造入境旅游第一站、构建国际友好型旅游产品体系、举办城市业余联赛推动全民健身、办好世界级体育赛事等。
2）基于上海在金融领域的先发优势，不断推动制度创新，健全多层次金融服务体系。上海金融中心的建设包含金融体系建设、金融改革开放、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等多个方面。在金融体系建设方面，上海有望深化货币、外汇、债券、股票、衍生品等金融市场改革，提高直接融资比重。在金融改革开放方面，资本市场高质量发展离不开制度创新，上海有望优化科创板在发行承销、并购重组、市场交易、退市监管等方面的建设。在金融服务实体经济方面，上海推动科创金融改革试验区建设，构建与科技企业全生命周期相适应的金融服务体系，促进上海国际科创中心能级提升。
3）上海在促进跨境贸易便利化、推动数字贸易和服务贸易高质量发展、稳定外贸规模等领域持续改善。数字贸易是现代国际贸易体系中的新趋势和新增长点，上海有望以文化贸易为重点扩大数字产品贸易，不仅要推动文化贸易“出海”，同时吸引未在国内公开发行的海外游戏、电影来沪展映，深化双向文化交流。此外，建设“丝路电商”合作先行区，扩大电子商务领域制度型开放，丰富电子订购、直播带货、文化电商等新业态。在服务贸易领域，上海依托其金融优势有望加快发展金融保险类服务贸易，提升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CIPS）功能，吸引境内外企业发行“熊猫债”“一带一路债”等。
4）上海进一步推动产学研深度融合，促进科技成果转移转化。在高校研究成果转化为新质生产力的过程中存在一些共性瓶颈，包括高校成果供给端和企业技术需求端之间的精准对接不够、服务机构专业队伍建设相对滞后、概念验证的支撑能力有待加强等。在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方面，上海有望强化企业主导的产学研深度融合，支持科技领军企业组建创新联合体，建立重大任务牵引的协同机制，推动更多任务由企业提出，促进科技成果更好地由企业使用。此外，应大力发展专业化技术转移机构和平台，鼓励本市创新创业载体、知识产权机构、投融资机构、律师事务所等发挥专业优势，拓展技术转移服务业务，推动研究成果向产业落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