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观察网文博时空/文郁葱/文湖南不仅山水婀娜秀美，而且历史悠久深厚，人文荟萃。湖南士人立身于世，首重功业，怀抱治国平天下的理想，敢为人先，以经国济民、经世致用为己任。明清以来，湖南文化空前发展，湖南人才辈出。岳麓书院培养了王夫之、魏源等杰出人才，其门联“惟楚有才，于斯为盛”闻名四海。这一时期涌现出的学者、文臣、儒将等数不胜数，如李东阳、罗典、贺熙龄、陶澍、何绍基、曾国藩、左宗棠、王闿运等士大夫不仅名留史册，推动了社会发展进程，亦勤于治学、寄情翰墨，留下了数以万记的书画作品。
同时许多在湖南为官的外籍士子学人，如钱沣、吴大澂、沈翰等，在三湘大地这块沃土上吸取营养，政余之暇，互相唱和，以书画为娱，用来沟通与湖南本地士大夫之间的情谊。湖南博物院的“帷楚风流——明清湖南士大夫的笔墨丹青”展，遴选出院藏明清以来湘籍或客湘士人的作品九十余件，不惟展示其艺术风采，更是彰显湘湖文化滋养下士人的涵养于精神风貌，从中领悟到“经世致用”“实事求是”的湘湖精神。
鸿儒博学
在儒学的发展中，湖南曾做出过重要贡献。道州人周敦颐开创理学；胡安国、胡宏在湖南湘潭、衡山创办书院，讲学著述，培养大批弟子，形成了湖湘学派，并经由朱熹、张栻在长沙岳麓溯源、城南书院主持讲学，学院派愈趋成熟，学者甚众。
明末清初，衡阳人王夫之潜心著书，为集大成者。清以来岳麓书院、城南书院等山长诸如王文清、罗典、胡达源、丁善庆、徐棻、王先谦更是培养了大批经世致用之才。他们不仅德高望重、学识渊博，而且治学严谨、著述颇丰，从其传世手稿墨迹可以一窥大儒的秉性于风采。他们的作品看似平淡，却自有一种博大雍穆气象。
“楚陶三绝”陶汝鼐
陶汝鼐节录秦观《满庭芳·红蓼花繁》行书立轴
明绢本
纵170.3厘米，横43.5厘来
湖南博物院藏
明末清初，是湖湘文化史上的璀璨时期，这一阶段长沙产生了若干位在诗文书画方面都成就突出的人物，陶汝鼐（1661-1683，湖南宁乡人）就是其中一位。他年幼奇慧，14岁入学，先习公安近体诗，23岁应督学试，文诗铮铮，督学徐亮生惊喜得异才，称他技冠湖南数郡。1629年（崇祯二年），陶汝鼐进国子监，这年秋天国学生大考，考官将其中最优秀的6卷进呈皇上，崇帧帝亲自擢拔陶汝鼐为第一，下诏题为勒石大学，与考中进士同例。在国子监，陶汝鼐每次考试都名列榜首，为此街上书坊都争先刻印他的试牍，在京城交通要道唱卖，公卿贵人也都希望和他相识。
1633年（崇帧六年）陶汝鼐中举人后又中会试副榜。当时天下多变故，明王朝已处于风雨飘摇之中，陶汝鼐很想以自己的才力拯救时局，便邀游南北，结交周圣楷、杨嗣昌、方以智等豪侠文学之士，并屡次上书，条陈得失，但都没有受到执政者的重视。
1644年（崇帧十七年）李自成攻入北京，陶汝鼐先奉母归乡，再投奔南明政权，先后在福王政权中任翰林院待诏，唐王政权中任兵部职方郎中、王省监军、检讨，桂王政权中任御史。但这些小朝廷腐朽不堪，日趋衰落，陶汝鼐一度愤而削发为僧。不久，他又参与抗清起事，被清廷关狱中数年，获释后在家中专注于诗文，不再过问国事，康熙时下诏辟举隐逸，地方官要荐举陶汝鼐，他写信以“糜鹿不训，休猴自愧”自比，婉言拒绝。
陶汝鼐学问博通，撰文集逸有奇气，诗文虽先学袁宏道公安派，但能自成一体，词赋尤其出色。因身逢朝代更迭的乱世，所以一些诗文非常伤感。他感叹于唐代杜甫“湖南清绝地，万古一长嗟”的诗句，特作《哀湖南赋》，表示古代湖南清绝祥和，现今却是兵燹相接，民不聊生。在赋中他写下“询宗党而老妪吞声，指原野则游魂呜咽”；“子遗尽于壶浆，荆棘瓦砾，阴阴荒荒”；“人鬼相遭于路，则人弱而鬼强”，“湖湘士女半成赤谓之魂”等辞句，形象地描绘了战乱时代湖南社会的凄苦惨状，显现出他忧国忧民的深沉情感。
陶汝鼐一生撰有许多记铭，乾隆年间的《长沙府志》还辑录了他的《重建醴陵渌江桥记》、《安化鼎新学宫碑记》等记文。在《重建醴陵渌江桥记》中陶汝鼐云，“萍江束于群峰，渫而入醴陵，澄且碧绿，净不可唾，紫白石粲粲可数”，寥寥数句，就将源江描绘得清晰诱人，表明他状物的高超。陶汝鼐的书法在清初也负有盛名，他早年临摩宋代米芾，晚年书法接近颜真卿，所过寺院就应请题制碑铭联榜，受世人珍视。陶汝鼐的外甥受他影响，也酷爱书法，而且字体极似舅父。由于请陶汝鼐题书的人太多，陶汝鼐不堪应付。便由外甥代劳，他约定：“凡我所书均署密庵二宇，尔所代书直署陶汝鼐之名。”至今人们仍依据这署名方式来区分是否陶汝鼐的真迹。
陶汝鼐一生著述众多，曾经纂修《宁乡县志》、《长沙府志》、《沩山志》等，还担任过《湖南通志》的总裁。81岁逝世时，遗下了《嚏古集》、《寄云楼集》、《荣木堂集》等文集。其中《荣木堂集》在康熙年间屡次翻刻，学者们认为明清间的著名文士如侯方域、王猷定等都无法与他相比。由于陶汝鼐的诗、文、书法都出类拔萃，所以世人称其为“楚陶三绝”。
岳麓书院山长罗典
罗典录书论草书立轴
清纸本
丛62.7厘米，横39.5厘米
湖南缚物院藏
乾隆四十七年(1782年)，罗典（1719-1808，湖南湘潭人）出任岳麓书院山长，并且五次连任，主持岳麓书院长达27年。岳麓书院在他主持下，发展达到了最高峰，培养了大批人才，其中以陶澍、欧阳厚均等尤为出众。
虽然罗典是科举出身，但他担任岳麓书院山长时，公开宣称不把学生束缚于科举之业，而以造士育才为本。早在明末清初，启蒙主义思想家顾炎武就看到了八股取士的严重弊端，他说：“愚以为八股之害等于焚书，而败坏人才，有甚于咸阳之郊(坑儒)”。到清中期，与朝廷推行文化专制主义相对应，一种追求独立人格的思潮也在潜滋暗长。在这种背景下，罗典、欧阳厚均等岳麓书院山长们，着意恢复和重建已近乎扼杀了的湖湘学和岳麓书院经世致用的学统。湖南近代的经世思潮正从此而始。
罗典的教学方法也体现了他的这种教育思想。他非常重视书院的环境美化，精心策划建设了“岳麓八景”。他认为让生徒到大自然中去接受美的陶冶，不失为造士育才之良法。他在一次讲课中，大谈植物的栽培之道。他说，种竹栽荷，“取其行根多而继增不息也；插柳或木芙蓉，“取其自生也”；种植桃李，“取其易实也”；移植紫藏、山踯躅，“取其发荣齐而照烂靡也”。这种随意点评，寓教于山水花木之趣的教育方法，能使生徒各依情趣和才智自由发展，不拘一格，充分发挥各自的创造精神。相传罗典在岳麓书院内种植了很多桑树，目的是希望学生像春蚕一样埋头苦干，终生不放弃。
罗典在讲学之余，经常到岳麓山中游览，清风峡则更是他常去的地方。他爱这里四季不同的秀丽景色，更爱这里的秋枫红叶。于是他请来匠人，于清乾隆五十七年(1792)在此建了一座精巧的重檐攒尖八柱方亭，取名“红叶亭”。湖广总督毕沅根据唐代诗人杜牧的诗句“停车坐爱枫林晚，霜叶红于二月花”，改名“爱晚亭”。
道光皇帝的老师彭浚
彭浚“静以复其”行书七言联
清纸本
纵120厘米，横27.8厘米
湖南博物院藏
彭浚（1769-1833，湖南衡山人）4岁入塾，6岁已能吟诗作对，20岁补博士弟子员，29岁考优贡，31岁中举人。清嘉庆三年（1798）以优贡生入国子监，五年（1800）在顺天府（今北京）参加47乡试，中举。嘉庆十年（1805）乙丑科高中状元，时年36岁，嗣后历任翰林院修撰、内阁侍读学士、太仆寺少卿、顺天府丞等职。曾一度做太子旻宁（后来的道光皇帝）的老师，故有“天子门生，门生天子”之誉。期间，旻宁曾赐他一个砚池，从此，他把自己的住宅叫“赐砚堂”，著述名《赐砚堂诗文集》《赐砚堂进呈录》《赐砚堂今古文》等，成为当时文坛上第一位领袖人物。
道光十二年（1832），彭浚因脚疾，奏请辞职，奉旨回原籍衡山王子塘疗养。道光十三年（1833）十月初七，在家乡去世，享年64岁。消息传到京城，道光帝亲自写文祭奠，痛呼：“朕为太子，先生师也。朕为天子，先生友也。先生逝矣，何师何友？”并敕祀为乡贤。
彭浚精于书法，楷书融合了欧、颜、虞、褚多家优点，具有稳重、端庄、大方、俊秀等特色。他是岳麓书院培养出来的唯一状元。据传，乾隆五十一年（1786），状元出身的湖广总督毕沅，曾下令在岳麓书院前坪空地建立一座魁星楼，称“以当文峰为今秋闱发兆”。这个风水兆头多年后终于显灵，应验在了彭浚身上。彭浚奉旨回乡省亲，岳麓书院张灯结彩，隆重庆贺，师生饮酒赋诗，三日三夜不歇，轰动整个长沙城。
文臣雅韵
明清时期，湖湘文臣名满天下，代表人物有李东阳、贺长龄、陶澍等，他们修养深厚，在建功立业的同时，还著书立说，流传后世，终其一生追求儒家所追求的“立德、立功、立言三不朽”。
这些官僚士大夫不仅身居高位，饱读诗书，还具有非凡的文化品位，他们所在的时代也是湖湘书坛相对活跃的时期。“茶陵诗派”首领李东阳，以小篆名世，陈鹏年、罗源汉、何凌汉、陶澍等书家的出现为明清书坛构筑巍峨大厦，夯实了基石。何绍基以躬行碑帖融合之道，创立回腕执笔法，铸就晚清大家新风范，打破了沉寂千年之久的湖湘书坛之宁静。
“茶陵诗派”核心人物李东阳
李东阳行楷书手册
明纸本
纵31.7厘米，横856厘米
湖南博物院藏
“大江西来是何年，奔流直下岷山巅。长风一万里，吹破鸿蒙天。天开地辟万物茁，五岳四读肯森然。帝遣长江作南渎，直与天地相周旋……”这首《长江行》是明代诗人李东阳（1447年－1516年，湖广茶陵人）创作的一首杂言古诗，描写了长江的险绝雄奇和气象万千，开篇回顾开天辟地、女娲补天、大禹治水等神话传说，中段将长江与黄河对比，对长江“千流万派”的“奇形异态”极尽形容；诗的落脚点在赞美大明江山一统的德业教化，彰显了一种雄奇奔放、淋漓酣畅的壮阔之美。
李东阳在朝中身职高官，政治地位显赫，又注意奖掖后进，一时间诗人奉以为宗，形成了以他为首的文学流派。因为他是茶陵人，故被称为“茶陵诗派”。他的诗学理论和创作，上承三杨台阁体，下启七子复古派，在明代中叶文坛上处于承前启后的重要地位。
明成化之后，日见严重的社会弊病已与粉饰太平的台阁体不相容。于是以李为首的一派起而振兴诗坛，以图荡涤台阁平正醇实的诗风。他们主性情，反模拟，推崇李杜，不拘一格；并且重视诗歌的声调、节奏、法度、用字，要以不同的风格代替台阁体。
李东阳官居相位，并主持文坛，门生众多，其诗论诗风堪称一代之盛，成为台阁体向前后七子复古运动之间的过渡。茶陵诗人还有彭民望、谢铎、张泰及“李门六君子”邵宝、何孟春、石珤（bǎo）、顾清、罗玘、鲁铎等。
李东阳长于篆、隶、楷、行、草书。他是明初台阁体书法向明中期吴门书法过渡期间的书法家。他对自己的篆书相当自负，自言：“李斯、李阳冰之后，就算小生我了。”他是明代不多的篆书书法家之一，对明代篆刻文字有一定的影响。他的楷书师法颜真卿，法度谨严，风格清润潇洒，得其精髓而又自成一家，开吴门书法的先声。他的行、草书融有篆隶遗意，用笔方式与明代其他草书家不同，特别是草书，结体宽博疏朗，与圆转瘦硬、骨力雄健的用笔互相生辉，形成自己的风格。李东阳的书法已摆脱明初台阁体的束缚，对明中期书风起承先启后的作用。
“高风千古”郭都贤
郭都贤行书立轴
清纸本
纵112厘米，横36.5厘米
湖南博物院藏
明崇祯十二年（1635），郭都贤（1599-1672，湖南益阳人）出任江西巡抚。时清兵进犯湖广，他招募乡勇在袁州、吉安一线拼死抵抗清军。眼见一己之力无法回天，遂愤而辞官归里。1644年明亡后，他到浮邱观出家修道。其后20余年间往返湘鄂两省，曾参与组织浮邱山“三千道士下洞庭”的反清复明斗争，失败后归隐禅林，最后客死于湖北江陵承天寺。郭都贤作为明代遗臣，其高风亮节，忠烈情操，民族气节，为后人所传颂
郭都贤平日很欣赏洪承畴的才能，洪承畴因受株连被罢黜入狱，郭都贤极力为其辩诬，奏请免罪起用。洪承畴深感知遇之恩，视为恩师。后来洪承畴降清得到重用，郭都贤闻讯后气得切齿痛骂。洪承畴后来在湖南为官，特意登门拜访郭都贤。二人见面时，郭都贤故意眯着一双眼睛。洪承畴惊问：“未知先生何时患此目疾？”郭都贤答：“实不相瞒，自结识大人那一天起，双目就瞎了。”洪承畴十分惭愧，半天说不出话来。洪承畴为报昔日知遇之恩，馈送金钱，郭都贤不受；又请其子出任督军，郭都贤仍然谢绝。
不久，洪承畴残酷镇压各地农民起义及抗清活动，在长沙制造冤狱，拘禁了湖乡名士100多人。人们设法营救，但都没有结果。有人提议请郭都贤出面。郭都贤虽不想见洪承畴，但这是100多条性命，不能不去。郭都贤在长沙见到洪承畴，要他免杀无辜。洪承畴无奈，只得将那100多人全部放了。临别时，郭都贤拱手道：“多谢两朝元老。”洪承畴惭愧地回答：“下官是千古罪人。”
郭都贤博闻强记，工诗文，书法瘦硬，兼善绘画，尤善写兰竹，有“高风千古”之评。郭著有《衡岳集》《秋声吟》《西山片石集》《补山堂集》《些庵杂著》等。县境名胜大都有郭都贤撰写的楹联和诗作。他题浮邱观祖师殿联：“中国有圣人，是祖是师，咄咄西来东土；名山藏帝子，亦仙亦佛，玄玄北镇南天。”为三堂街龙牙寺撰联：“万山烟雨锁龙宫，被樵子流连，看破一盘棋局；千古水云迷洞口，问渔郎消息，放开几片桃花。
“船山先生”王夫之
王夫之祝唐钦文夫妇寿辞行楷书手卷
清康熙十二年(1673)绫本
纵25.5厘米，横800厘米
湖南博物院藏
王夫之（1619-1692，湖南衡阳人），明崇祯十五年（1642）举人，明亡，清军南下，他在衡山举兵抗清，失败后曾任南明政权行人司行人，后隐居衡阳石船山，闭门著书近40年，人称“船山先生”。学识渊博，著述宏富，对天文、历法、数学、地理学都有所研究，尤精于经学史学、文学，著书52种。后人编有《船山遗书》。其思想学说核心为“纯志成德，继正开新，经世致用，知行统一”，极大影响了陶澍、邓显鹤、魏源、曾国藩等人。
其哲学体系的建构，注重把天、道、心、性奠定于气、物、欲等感性存在的基础上，发展出“天下惟器”，“据器而道存，离器而道毁”的唯物自然观，强调民生日用之事，从而矫正当时学术的的空疏。在对程朱理学和陆王心学加以批判性总结的基础上，创立了“欲尽废古今虚妙之说而返之实”的思想体系。他强调“言必征实、义必切理”，提出了“即事穷理”的命题并加以新解。至清朝道光年间，随着《船山遗书》的出版，王夫之这种经世致用的实学思想得以广泛传播，深刻影响着近代湖南文化精神的塑造。
“第一能臣”陈鹏年
陈鹏年行书立轴
清康熙年间纸本
丛116.2厘米，横46.3厘米
湖南博物院藏
陈鹏年（1663-1723，湖南湘潭人），官清廉，有“陈青天”之称，曾被康熙誉为天下“第一能臣”。他初为官时，就焚香发誓：从今天开始作官从政，如有不容于天理，不合乎人心的事，天诛地灭！又手书“清、慎、勤”三字贴于书房以自励。“清”即为官要清正，“慎”即处事要谨慎不浮夸，“勤”即要勤奋为官，多体恤民情，关心民生。综合这三字的行事原则，陈鹏年所要追求的就是一种清廉谨慎而又勤政的经世精神。其为官为人与处世堪为当时楷模，为统治者称道，为老百姓所敬仰，为为官者效。
雍正元年，因积劳成疾，卒于任所，年61岁。雍正帝闻讯，十分痛惜，并称：鹏年“积劳成疾，殁于公所，闻其家有八旬老母，室如悬馨。此真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之臣。”卒谥恪勤，入祀河南、江宁名宦祠。灵柩初厝南北坝尾，宫弁、役夫、居民数万人相率绕棺。雍正四年归葬湘潭县环山东雾山麓。
陈鹏年为官期间，日日读书，博学多才。他的诗歌平和从容，多为关心百姓的疾苦和对家乡的思念。如《京江即事》中写道：“京江四月无雨泽，井泉竭尽秧苗枯”，以此表达对百姓疾苦的同情。为官四十载未曾返乡，诗文寄托思乡之情，《石村》一诗是这样写的：“世宅池头地，先人号石村。青山在庭户，白水绕蓬门。揖让风犹古，诗书俗所敦。别来耆旧尽，他日见儿孙。”
状元萧锦忠
萧锦忠“书法诗篇”行书五言联
清纸本
各纵112.5厘米，横30.7厘米
湖南博物院藏
萧锦忠（1803-1854，湖南茶陵人）自幼刻苦读书，家中贫因无银钱用来购书，他就借书用手抄录。他所学的经史书本，全是他一手抄成，订成册的。萧锦忠每日抄数十张纸，可以说苦学不掇。道光十二年，萧锦忠考中举人。而后在京客居十余年，萧锦忠与名士来往频繁。刻苦要求自己，不断发奋，激励斗志，他善长诗赋，诗文十分精妙，广为流传，大家都期望他能高中鼎甲。道光二十五年开科，萧锦忠终于考取状元。官授翰林院修撰。萧锦忠生性孝悌。及第之后，归乡省亲。两个弟弟相继身亡，因此他上疏辞官，回家侍奉父母。赡养双亲期间，萧锦忠闭门著书，意欲成一家之言。咸丰四年（1854）冬，萧锦忠烤炭火中毒，大志未成，卒于家中。
魏源与《海国图志》
魏源楷书立轴
清光绪二年(1876)纸本
丛110厘求，横35厘米
湖南博物院藏
湖湘文化的精神内核是湖湘学派理学经世致用，但勤劳节俭、勤学苦练的耕读文化也是湖湘文化的重要内容，其讲求经世致用、主张躬行践履的湖湘文化传统对魏源（1794-1857，湖南邵阳人）经世思想形成的影响是十分明显的。魏源继承和发展了以王夫之为代表的湖湘理学的实学传统，发展出自己独特的“以经术为治术”的实学理念，在求学考试和入幕参佐的生涯中。
魏源曾受江苏布政使贺长龄之聘，编辑《皇朝经世文编》，继而协助江苏巡抚、两江总督陶澍办理漕运水利诸事。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由于战事的失利，魏源悲愤填膺，爱国心切，于1841年3月，愤然弃笔从戎，投入两江总督、抵抗派将领裕谦幕府，到定海前线参谋战事。于1842年写成50卷的《海国图志》。作者为什么要编撰此书呢？魏源在《海国图志》一书的序中，讲得非常清楚：“是书何以作？曰：为以夷攻夷而作，为以夷款夷而作，为师夷长技以制夷而作。”1852年又扩充为百卷本，成为中国近代史上最早的一部由国人自己编写的有关世界各国情况介绍的巨著。
书法家何绍基
何绍基兰花横披
清咸丰六年(1851)纸本水墨
纵32厘米，横121厘米
湖南博物院藏
何绍基（1799-1873，湖南道州人）清道光十六年（1836）进士、官编修，历任国史馆和武英殿协修、复修、总幕，国史馆提调。曾主讲山东泺源书院、长沙城南书院、岳书院。通经史、小学。
他还是晚清著名学者、书法家、诗人，其家族四代均是当时名重一时的书家。他幼承家学，年少成名；他博学多才，勤奋刻苦；他宦游之余，亦醉心金石书画收藏，在诗文、考据、鉴藏等方面均取得一定成就，且名噪一时。何绍基一生中以书法最为人称道，楷、行、隶、篆四种书体皆擅长，并在晚年打破四体限制，熔铸古今，形成独特的风格，书法修养如此之全面、精深，被誉为“有清二百年以来一人”，曾国藩更是评价其“字必传千古无疑”。
罗绕典的“经世之心”
右图：罗绕典水墨瓶花立轴
清纸本
纵71厘米，横31厘米
湖南博物院藏
湘军将相大都出自岳麓书院，罗绕典（1793-1854，湖南安化人）亦是其中之一。他出身山乡，尤耐勤苦，12岁便离家前往岳麓书院求学，“读书岳麓十二年，岁两归省，去家三百里徒步，未尝命舆。”在岳麓书院先后师从袁名曜、欧阳厚均等湖湘名师，深受经世致用学风的熏陶。
从政期间，他关心民间疾苦、注重社会治理，是嘉道时期经世改革派的领军人物。道光二十九年（1849），罗绕典由贵州巡抚调任湖北巡抚。在前往湖北的途中，他得知家乡安化县遭遇了严重的大旱，绕道前往安化探视灾情。罗绕典了解到安化知县因没有上谕不敢开仓放粮。立即修书安化县令：“此何时而待上令乎，但速出谷赈灾，上有诘难，我自任之。”敦促其开仓赈灾。官粮虽能救一时之急，但并不能解决严重的灾情。罗绕典遂以自己的积蓄到益阳去购买粮食，搭棚施粥，并动员各地乡绅开私仓施粥，共同度荒。这些无不体现其关心民众、促进社会发展的经世之心。
罗绕典博学多识，诗文俱佳。如《曹太保行》，“男儿不能杀贼立功牖下老，陶土沈埋空草草。雁塞龙堆边月寒，广牧英名迹如扫。”展现出雄浑的气势和豪放的情怀。
儒将襟怀
“上马杀敌，下马读书”，以曾国藩、左宗棠、彭玉麟、郭嵩焘等为代表的晚清湖湘人才深受程朱理学的影响，他们走出书斋，投笔从戎、以经世济民为己任，并以群体形式成为当时军事舞台的主角。湘军之兴，也是湖湘文化深厚土壤的产物。军政之暇，将帅们仍以儒生自居，读书、吟诗、作画、进德修身，彰显自己的儒将情怀。他们的创作无意于工，而是直吐胸怀，展现其华彩风流。
晚清第一名臣”曾国藩
曾国藩（1811-1872年），湖南湘乡人，是战略家、理学家、文学家、湘军的创立者和统帅。咸丰三年（1853年）奉谕组建湖南乡勇，即“湘军”。同治五年（1866年）被清廷赐予一等“毅勇”侯封号，是文官中获此封爵的第一人。他书法上的成就一直为他历史上的重大影响所掩盖。
曾国藩《箴言六则》行书屏
清纸本
纵74.5厘米，横50.2厘米
湖南博物院藏
清、俭、明、慎、恕、静，此《箴言六则》是曾国藩同治七年（1868）任两江总督时，为其弟曾国潢（字澄侯）所书。1868年曾国藩与曾国潢在金陵短暂相聚，后曾国藩北上任直隶总督，曾国潢则南归故里，分别之时曾氏以此箴言赠与其弟，望其能警醒自身，继承德行修养的家风传承。
曾国藩对于书法艺术上的追求，主张雄厚刚劲，反对剑拔弩张或阴柔乖张的风格。他提倡学习书法一是用笔，二是结体。“作字之道点如珠，画如玉，体如鹰，势如龙，四者缺一不可”。手掌执笔要高，墨色浓淡相宜。
两江总督左宗棠
左宗棠乡试朱墨卷
清纸本
纵26厘米，横2164厘米
湖南博物院藏
左宗棠“八月连畦”行书七言联
清光绪四年(1878)纸本
各纵222厘米，横54厘米
湖南博物院藏
与曾国藩并称“晚清四大名臣”的左宗棠（1812-1885，湖南湘阴人）曾以四品京堂襄办曾国藩军务，光绪元年（1875）以钦差大臣督办新疆军务，收复天山南北路，驱逐沙俄，晋二等侯。七年（1881）任军机大臣，旋调两江总督兼南洋通商事务大臣，十年（1884）以钦差大臣督办福建军务。谥文襄，著有《左文襄公全集》。
善书，行书瘦硬峭劲，篆书严谨而宽绰，人称“左”。其笔法受何绍基影响很明显，无论行书、篆书，都有何绍基书法的神韵。
以画梅著称的彭玉麟
彭玉麟（1817-1890），湖南省衡阳人。清咸丰五年（1853）随曾国藩创建湘军水师。十一年（1861）署水师提督，历功要官授兵部右停郎，加太子少保，光绪七年（1881）任两江总督，九年（1883）授兵部尚书，十年中法战争时往广东督办军务，十四年（1888）扶病再阅长江水师，以衰病开缺回籍。获赠太子太保，军事之暇，绘画作诗，以画梅名世。
彭玉麟设色红梅横披
清光绪二年（1876）绫本
纵42厘米，横194厘米
湖南博物院藏
“中兴名臣”胡林翼
胡林翼行书屏
清纸本
纵134厘米，横37厘米
湖南博物院藏
胡林翼（1812-1861），湖南益阳人，清中兴名臣胡达源之子，经世派主要代表人物陶澍的女婿。胡林翼在湖北七年，与曾国藩指挥清军与太平军死战。因其为清廷平定太平天国取得较大的功勋，故得与曾国藩、左宗棠、彭玉麟等人并称为“中兴名臣”，又与曾国藩并称“曾胡”。
客湘政宦
清代寓居湖南为官的外籍人士，是湖湘文人群体的重要组成部分。他们以诗文书画书写胸中逸气，并借此与当地士人交游寄赠，从中彰显出不俗的治学思想、精神追求和审美态度，丰富了湖湘文化的内涵，促进了本土学风和艺术的发展。
“娄东派”代表画家王宸
清乾隆五十八年(1793)纸本
纵169.5厘米，横73厘米
湖南博物院藏
王宸（1720-1797，江苏太仓人）。乾隆四十八年（1783年）官升湖南永州府知府，任职十年后罢官，以卖画为生。王宸是“四王”画派创始人王时敏的六世孙，清初“四王”之一——王原祁的曾孙，其山水画继承家学，山水多重墨枯笔，得荒古之气，亦有浅绛设色之作，为清中期“娄东派”代表画家。论者称其中年作画，干皴中见润泽，晚年则枯中带秀，韵致自存。
“瘦马御史”钱沣
钱沣“良玉贞松”七言联
清纸本
各纵193.2厘米，横43.8厘米
清朝施有奎《钱南园先生像赞》中写道“身致富贵，躬守清贫。亦严履蹈，不苟笑嚬（意为皱眉）。正色立朝，遇事直陈。戆章每上，权杵怒嗔。公不为动，中心安仁。”其所赞颂的人物是乾隆年间与刘墉齐名、号称“瘦马御史”的云南昆明人钱沣（1740-1795，云南昆明人）。钱沣乾隆三十六年（1771年）考中进士，乾隆四十六年（1781年）任江南道监察御史。他一生刚直清廉，尤其是在两任监察御史上，以实际行动践行了监察御史的本分。
《钱南园先生别传》称他“少有大志，举止岸然。少长，从塾师游，闻古贤人杰士，辄慨然欣慕。”他为官后亦保持着淡泊名利的心态，在经济上很吃紧。乾隆五十八年（1793年），钱沣从昆明回京复职，连路费都无法拿出，即使这样，当本地官员打算赠他路费时，他也婉言谢绝，最后拿着亲戚借给他的钱才回京复职。他双亲去世时，尚需典当家业或向朋友借钱办理后事。正是钱沣在生活中的两袖清风、不慕浮华，使他能在御史生涯中秉公执法、仗义执言。
钱沣工作兢兢业业，生活上勤俭朴素，以致积劳成疾，于乾隆六十年（1795年）去世。《南园诗存》序载“高宗知君贤，不可谮，则凡军机劳苦事，多以委君。君家贫，衣裘薄，尝夜入暮出，积劳感疾以殒。”
钱沣不仅在政坛上享有清名，而且在书法和绘画方面均有很高的造诣。绘画方面，他尤其擅长画瘦马，故被称为“瘦马御史”。其书法师颜真卿自出机抒，被时人称为“鲁公而下第一”。
金石书画鉴赏家杨翰
杨翰书愚园亭跋
清纸本
纵64.7厘米，横47厘米
湖南博物院藏
杨翰（1812-1879，河北新城人），少聪颖，4岁从师诵《戴记》，每日能背一册；12岁举笔成文，乡人称奇。他性好山水，并喜碑刻，常在四川境内访碑，所写题记，广为流传。杨翰20岁举秀才，30岁中举，不久考中进士，入翰林院，做编修。在京8年，他以书画金石为乐。考据金石，讨论书画、诗文，靡不皆能。画学王宸，笔意恬雅，皴染松秀，有出蓝之美。书学何绍基，几可乱真。
京城厂肆，钟彝书画，泉器碑刻甚多，他经常出入其间，与友人共同研讨。他见多识广，偶作题跋，金石家杨欧客，见必手抄。大书法家刘石庵曾称其三绝：“题跋、诗、书”。此时，其留言镌刻，惊服海内。咸丰三年(1852)，杨翰进入胜克斋幕府，整理笔札；翌年，授永州知府，没有赴任；咸丰六年(1856)，迁常德知府。翌年徙沅州，八年(1858)始赴永州。
杨翰任永州知府七年，公务之暇，常登山临水，搜求金石书画。零陵、祁阳之间，元结、柳宗元、怀素等唐宋诸文人学士、名公世卿的旧迹，如澹岩、漫郎宅、朝阳岩、绿天庵、愚溪、柳侯祠、元颜寺等，他都募资重行修葺一新。同治三年(1864)，杨翰为辰沅道员；同治八年(1869)，重回北京，再寻金石旧梦；后因母亲病重回湖南，又任道员。不久，因“溪山文字”，他被人弹劾只喜山水文物，不理民情；同治十年(1871)被免官，于是携家眷到祁阳浯溪，安居漫郎宅，以著述终老。
金石学家吴大澂
吴大澂（1835-1902），江苏吴县人，清同治七年（1868）进士，光绪十八年（1892）任湖南巡抚。吴大澂少从陈硕甫学篆书、中年后又参以古籀文，兼长刻印。精鉴别、喜收藏，尤重审释古文奇字。
吴大澂篆书四条屏（之一）
清纸本
各纵102.5厘米，横35厘米
湖南博物院藏
画家沈翰
沈翰潇湘四景屏
清纸本
各纵169.5厘米，横42.5厘米
湖南博物院藏
沈翰（1842-1913），浙江山阴人，同治七年（1858）侯补入湘，光绪二十六年（1900）任永顺知县，一年后弃官寓居长沙，授徒卖画。
沈翰的山水画远宗倪、黄，近学王烟客、麓台，笔墨适度，规矩森严，清丽典雅，重形式，轻造化，山石树木皴擦点染显示出深厚的功力，同时，各种皴擦技巧掌握完备，无论水墨，还是浅绛，无不精美绝伦，从技术上讲，当时湖南本土画家无出其右。沈翰对湖南画坛影响深远，萧俊贤、夏士兰、周家畇、雷恪等为其亲炙弟子。
观展攻略
帷楚风流——明清湖南士大夫的笔墨丹青
观展地址：湖南博物院三楼书画专题厅
导航：湖南省长沙市开福区东风路50号
时间：2024.12.17—2025.1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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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郁葱
排版|黄思琦
设计|尹莉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