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邱俊霖
北宋大文豪苏轼是出了名的“斜杠青年”，他有很多身份，比如公务员、美食家、书画家、水利专家，等等。其实，他还有一个身份，那就是“非知名医生”。
苏轼有个爱好——收集药方。在众多药方中，有一剂药方最令他信赖。宋神宗元丰二年（1079年），苏东坡因为“乌台诗案”被贬为黄州团练副使。苏轼有个老乡叫巢谷，他不远万里来投奔苏轼。苏轼让他担任家庭教师，巢谷有一剂“圣散子”药方，这个药方对治疗部分疾病疗效明显。作为至交，他将这个方子告诉了苏轼，而且要他对着江水发誓，不得将方子透露给任何人。
苏轼发了誓，可巢谷返乡没多久，黄州便爆发了瘟疫。在拯救生命和坚守誓言之间，苏轼还是选择了拯救生命。于是，他将“圣散子”公布了出来，没想到这个方子对治疗当时的瘟疫有奇效，不久之后，黄州便从瘟疫的阴霾中走了出来。
为了更好地推广“圣散子”，以便救助更多的人，苏轼还将这个方子交给了当时的名医庞安时。后来，庞安时编了一本《伤寒总病论》，并将“圣散子”药方收入书中，苏东坡还为此书作了一篇《圣散子叙》，极致赞扬了这个神奇药方：“凡阴阳二毒，男女相易，状至危急者，连饮数剂，即汗出气通……平居无事，空腹一服，则饮食快美，百疾不生，真济世之具，家之宝也。”
过了几年，苏轼履职杭州，当时苏杭一带瘟疫肆虐，“圣散子”再次大显神威。为此，苏轼还写了一篇《圣散子后叙》，其中提到：“去年春，杭之民病，得此药全活者，不可胜数。”更关键的是，圣散子成本便宜：“略计每千钱即得千服”，也许正因如此，苏轼对“圣散子”的疗效才有些迷信。此外，苏轼又从杭州府经费中专门拨款，并将自己多年积攒的五十两黄金捐赠了出来，在杭州建立了一所病坊——“安乐坊”，这也成为我国最早的公立医院。
苏轼将圣散子的药方公之于众，作为药方知识产权人的巢谷是否生气了呢？答案是没有。毕竟医者仁心，与个人利益相比，治病救人、匡时济世才是医之大者。后来苏轼被贬海南，巢谷不顾七十三岁的高龄，从老家眉山步行赶往岭南，想跨过大海去看望苏东坡。遗憾的是，巢谷在途中被强盗抢了行李，在追捕强盗时，年迈的巢谷一病不起，最后客死他乡。
至于苏轼最信赖的“圣散子”，后来也闯出了大祸。两宋之际的叶梦得在《避暑录话》记载：“宣和后，此药（圣散子）盛行于京师，太学诸生信之尤笃，杀人无数。”苏轼去世20多年后的北宋宣和年间，太学生们因为崇拜苏轼，因此“以子瞻文章而信其言”（子瞻即苏轼之字），所以对“圣散子”也推崇备至，因为乱服“圣散子”而丧命的人不可胜数。
为何苏轼信任的神药“圣散子”成了一剂“毒药”呢？后世医家曾经分析过：中医讲究辨证用药，黄州和杭州等地的瘟疫和宣和年间的瘟疫并不一样。“圣散子”对于治疗湿寒疾病是有疗效的，而宣和年间的瘟疫是燥热引发的，明代学者俞弁在《续医说》中也说到过：“殊不知圣散子方中有附子、良姜、吴茱萸等剂，皆性味燥热，反助火邪。”病源本就是燥热，再服用燥热之药“圣散子”，就如同火上浇油。最后，俞弁感慨道：若不辨阴阳二症，一概施治，杀人利于刀剑。
苏轼推广“圣散子”的初衷是为了治病救人，没有想到却忽视了辨证用药的重要性，而后人因为将圣散子误当作包治百病的神药，因此在用药的时候不辨阴阳、寒热，最后出了大问题。其实，对于普通百姓来说，在身体不适时，最正确的做法应当是到医院检查，并在医生的指导下通过药物辅助治疗。
话说回来，苏轼的本职工作是公务员，最擅长的是文学书画、美食烹饪。医学本来就不是苏轼的专长，他的本职工作也并非医生，所以，尽管在医学的研究上还有不足，但这并不妨碍苏轼成为一位公共卫生领域的专家。比如苏轼去世之后，他在杭州创办的“安乐坊”被北宋朝廷接管，当时的统治者对于苏轼的做法十分赞赏，并将安乐坊改名为“安济坊”，还将这种公立医院在全国范围内推广。
此外，后人还将苏轼所记载的那些药方整理成《苏学士方》，后来，人们又将《苏学士方》并入北宋科学家沈括说编著的《内翰良方》，合编而成《苏沈良方》。清代文学家纪昀评价《苏沈良方》时说道：“宋世士大夫类通医理，而轼与括尤博洽多闻。”苏轼也许并不是一位出色的“医生”，更不是“药神”，但他在医学发展方面，也做出了突出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