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二十四史》中颇具“流量”的一本史书，《三国志》从诞生到今日，为《三国演义》等诸多演义评书以及游戏、影视剧作品提供了素材和养料，而作者陈寿，也凭借该部著作位列史学大家之列。

一本优秀的史书，又是出自名家之手，当然不会仅仅只是枯燥无味的材料和事件堆积，而是在客观详实的基础上，生动有趣，有血有肉，让人有“阅读欲”。而《三国志》中的对人物的记载刻画可谓入木三分，尤其是魏蜀吴三方各自的“一号人物”，曹操、刘备、孙权，在陈寿的笔下，可谓风格各异，令人印象深刻。

褒贬参半的曹操

在《魏书·武帝纪》中，陈寿评价曹操“汉末，天下大乱，雄豪并起，而袁绍虎摉四州，强盛莫敌。太祖运筹演谋，鞭挞宇内，閴申、商之法术，该韩、白之奇策，官方授材，各因其器，矫情任算，不念旧恶，终能总御皇机，克成洪业者，惟其明略最优也。抑可谓非常之人，超世之杰矣”。

这段描述大致一看是把曹操一顿猛夸，但明显能感觉其话中有话。申不害和商鞅都是典型的“法家”，喜欢搞严刑峻法这一套，白起则在长平活埋了赵国几十万俘虏，这是在“内涵”曹孟德为人严酷无情，且有屠城的恶行。此外，商鞅、韩信、白起这些人最后都被帝王认为是“以下犯上”，或被杀或自杀，这也是在影射了曹操“篡汉”行为。

而更有意思的是，曹操生前虽然只是魏王，但曹丕建魏后追尊为太祖，谥号“武”，陈寿虽然也用“本纪”这个规格来作传，但却仅仅是拿商鞅、韩信这样的“将相”来类比曹操，可见，在陈寿心目中，压根没把曹操当成“皇帝”来对待，也仅仅是将其看成是“治世之能臣”这个档次的。

推崇备至的刘备

再来看刘备，虽然规格用的是《蜀书·先主传》，仅仅是“传”，但这个记载却是“弘毅宽厚，知人待士，盖有高祖之风，英雄之器焉。及其举国托孤于诸葛亮，而心神无贰，诚君臣之至公，古今之盛轨也。机权干略，不逮魏武，是以基宇亦狭。然折而不挠，终不为下者，抑揆彼之量必不容己，非唯竞利，且以避害云尔”，

不像对曹操那种明褒暗贬，而是发自内心的夸赞，甚至拿汉高祖刘邦来类比。刘备的功绩能不能和老祖宗刘邦相比是显而易见的，可见陈寿对刘备的推崇真是无以复加。

“瞧不上眼”的孙权

这其中最可怜巴巴要数孙权了，连名字都直呼其名《孙权传》，连个“吴主”的名讳也没给，陈寿称“孙权屈身忍辱，任才尚计，有句践之奇英，人之杰矣。故能自擅江表，成鼎峙之业。然性多嫌忌，果於杀戮，暨臻末年，弥以滋甚。至于谗说殄行，胤嗣废毙，岂所谓贻厥孙谋以燕翼子者哉？其后叶陵迟，遂致覆国，未必不由此也”。

这段描述，对孙权的优点只是一笔带过，却从性格、处事、为人等方方面面将孙权骂了个遍，认为滥杀无辜。而且文中类比孙权的勾践，也是以残杀无情著称的，从这段赤裸裸的描述，不难看出陈寿对于孙权的反感和厌恶。

首先在于陈寿的个人经历和态度

在蜀汉长期为官的陈寿，先后担任过黄门侍郎、观阁令史等职。其为人正直，曾被擅权的宦官黄皓所打压。蜀汉灭亡后，其虽在晋朝为官，担任过治书侍御史、太子中庶子等职务，但蜀汉情结可以说是相当深厚的，对于蜀汉的奠基人刘备，陈寿和众多蜀汉“遗老遗少”一样，依然是发自内心的崇敬之情，这在《三国志》中也体现的淋漓尽致。可以说，陈寿的观点和态度也对后世很多人物将蜀汉视为“正统”起到重要影响。

相比之下，尽管蜀汉集团一直将曹操视为头号敌人，且曹操身上的“黑料槽点”确实不少，但对于曹操身上的优点和能力，蜀汉这边也同样高度认可。比如刘备就“每称操为能”，而诸葛亮更是称赞曹操“智计，殊绝于人，其用兵也，仿佛孙、吴”。因此，身为蜀汉官员的陈寿也可能不免受到这种氛围的影响，对曹操的优缺点比较客观。

而如果说对于曹操还算评价客观，那么对于孙权为首的东吴，虽然名义和蜀汉是“盟友”，但刘备以及关羽、张飞的死都或直接或间接的和孙权有关系，使得蜀汉对东吴的痛恨在某种程度上可能还要超过曹魏。而相对于对曹操实力能力方面的认可，蜀汉方面更是对东吴充满鄙夷，

因此《三国演义》里关云长面对孙权的求亲一脸不屑的骂道“虎女焉能嫁犬子”的“戏说”倒也算符合情形。因此，陈寿对孙权的记载当然就不会客气，再加上东吴已被晋朝所灭，陈寿当然就更不会顾忌了。

西晋对三国的态度

秉承西晋朝廷旨意修订《三国志》的陈寿，当然更不免受到当时的大环境、大背景的影响，其实也很大程度上反映了西晋朝廷对三国的态度。

由于在形式上，晋武帝司马炎是受曹魏末代君主曹奂的“禅让”建朝，因此按照历史传承，自然会遵循曹魏为“正统”，这也是后世“魏晋”称呼的由来。然而现实中，晋朝对曹魏的态度却是相当复杂甚至是矛盾，一方面，禅让后的曹奂被司马炎封为“陈留王”， 有“食邑万户”，可“使用天子旌旗，行魏国正朔”，且有“上不称臣、收招不拜”的特权，堪称史上待遇最佳的前朝皇室（曺氏这个“陈留王”甚至一直延续至南朝宋代结束，比晋朝的时间还长）。

但另一方面，当年司马懿可是屠了把持朝政的宗室曹爽的三族，司马昭更是放任指使贾充、成济等人当街弑杀曹魏的第四位皇帝曺髦，可谓双手沾满了曹魏皇族的鲜血。这就使得双方其实是有着“血海深仇”的。再加上曹操在世的时候对司马懿又拉又防的矛盾态度，使得司马家族当然不会对其太有好感，因此陈寿对曹操客观的描写，乃至“明褒暗贬”的态度，其实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司马家对曹魏的态度。

而对于东吴，毕竟晋朝是直接将其消灭，而且灭吴之战也并无太多周折，晋军算是摧枯拉朽直至“一片降幡出石头”。战场上“拉垮”的表现自然也不会得到对手的尊重。而吴国末代君王孙皓投降后不过才是个“归命候”，而曹奂则是“陈留王”，蜀汉的刘禅也是“山阳公”。孙皓在三位中可以算是级别最低的，这也反映了晋朝对整个东吴的态度。

而比起直接打过交道的魏吴，蜀汉恰恰和晋朝的交集最少。灭蜀之时，尚且名义上还是曹魏时代，且参与灭蜀的两位统帅，钟会和邓艾都被司马昭所杀，因此，晋朝对蜀汉的态度肯定与东吴不同。再加上不少原蜀汉的官员在晋朝也受到重用或优待，像晋朝能将三国修史的重任交给蜀汉旧臣陈寿，而李密一篇《陈情表》不仅能千古传诵，也能让晋武帝司马炎为之动容。因此，陈寿在“合理范围”内夸一夸刘备，晋朝廷当然也不会有什么异议。

个人修史和集体修史的差异区别

对于修史，在古代存在着个人修史和集体修史两种类别。有不少观点认为是“私人修史”和“官方修史”，在此认为并不完全贴切。因为即使是个人修史，作者也都是着“官方身份”，除了陈寿以外，比如《史记》的作者司马迁，时任西汉王朝的太史令；《汉书》的作者班固，先后担任东汉王朝的玄武司马、中护军等职务；而南朝齐代的范晔在修订《后汉书》时，正担任宣城太守。可见这种个人修史其实质上还是有朝廷官方做背书的。

当然，由于他们的修史主要是个人修订为主，因此编写自由度相对较高，行文中不免掺杂着个人的好恶情感和“三观认知”。而在隋朝以后，则转变为朝廷牵头组织的集体修史，一般由皇帝指派一名德高望重、才华横溢的官员担任主编，并会汇集众多当朝出色的学者进行统一修著，比如唐太宗时期，由魏征领衔修订《隋史》；宋神宗时期，由司马光领衔修订的《资治通鉴》等。

这些集体修订的史书往往考证严谨、相对客观，同时个人感情色彩淡薄，“趣味性”明显“不足”。因此，像《史记》、《三国志》等个人修订的史书和后世集体编著的史书在行文风格上存在明显差异，也就不足为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