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马艳(100081，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
自然教育是一种以自然为师的教育理念，是引导公众正确看待人与自然关系的教育形式。中国传统的自然教育中尊重自然、道法自然等理念，深刻体现了中华传统文化的鲜明特色。新时代的自然教育，在传统教育的基础上更彰显公众对自然生态现状的关切，以及对自然保护的高度关注和积极参与。自然教育中的“自然”具有一种双关性，既表达了教育环境是以朴实的自然界为场域，又内涵了遵循自然成长规律的内在发展模式。2021年，我国正式创建了五个国家公园，它们是我国自然生态系统原真性、完整性和生物多样性的典范，既是给子孙后代留下的珍贵自然资产，也是开展我国自然教育的重要载体。
△武夷山玉女峰
一、中国国家公园与传统自然教育
2019年出台的《关于建立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的指导意见》，对国家公园的长远发展进行了整体设计，明确自然保护地服务社会，为人民提供优质生态产品，为全社会提供科研、教育、体验、游憩等公共服务的功能定位，确定了在国家公园控制区内划定适当区域开展自然教育、生态体验、生态旅游等活动。我国国家公园的设立既为我国自然生态系统的原真性和完整性提供了制度保障，又为公众提供了自然教育的机会。国家公园作为最原真最丰富的自然遗产，成为我国开展自然教育的最佳场域。
国外的自然教育理念更侧重于自然的直接影响，将自然视为教育的源泉，认为自然能直接塑造学生的成长。中国的教育思想深植于自然，倡导从自然法则中汲取智慧，实现知识的学以致用。两种教育在顺应人的天性、遵循自然本性上是共通的。(1)中国文化中的自然教育植根于深厚的传统文化土壤，并在现代社会中不断演化和发展。它不仅是一种教育方式，更是推动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途径。通过尊重和顺应自然规律，自然教育旨在培养具有高尚道德的人才，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目标。
中国文化中的自然教育有着悠久的历史和丰富的内涵。从古代的道家思想到现代的生态文明建设，自然教育在中国经历了漫长的发展过程。在中国传统文化中，自然教育与儒家、道家等学派的思想紧密相连。在道家的观点中，“自然”是“道”，“道”之为物的整个过程是“自然而无为”的。道家提倡的“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揭示了“一切应顺应自然”，是我国最早“自然教育”的萌芽。孔子提倡“因材施教”，主张在自然环境中进行教育，以培养学生的道德品质和实践能力。孔子的教育方法不限于课堂，经常在自然环境中进行教学，如在泗水涨潮时观察水的特性，教导弟子要像水一样有德、有仁、有义、有智。此外，《诗》教也体现了孔子自然教育理念，即孔子在《论语·阳货》中认为：“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钱穆在其《论语新解》中指出，孔子提倡“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是为了让学生们通过亲近自然，培养一种广大的胸怀和仁爱之心。魏晋时期，天道自然的观念再度兴起，以嵇康为代表的自然主义教育思想家提出了“越名教而任自然”的教育观，主张摆脱儒家名教的束缚，实施以自然为本的教育，强调顺应人的自然属性发展。王弼和郭象分别提出了“名教出于自然”和“名教即是自然”自然即本的思想。隋唐时期禅宗佛学的“自然”主义，影响了如柳宗元为代表的自然主义教育思想，即主张教育要顺应儿童的天性。至明清时期，我国的自然主义教育思想更加成熟，王阳明的“知行合一”理念强调通过实践活动来深化对知识的理解，其中深谙自然教育思想。
△武夷书院
我国传统自然教育的本质是对人类天性的解放和自然潜能的开释。中国的自然教育理论倡导以自然为基石，视自然为无形的导师，通过其潜移默化的影响，促进学生全面发展。它强调从小培养学生对自然的认知，倡导以自然为教材，采用观察、探究和实践等教学方法，旨在激发学生的自发性、实践性和探究性。中国的教育思想深植于自然，倡导从自然法则中汲取智慧，实现知识的学以致用。(2)从我国传统自然教育理念的发展来看，中国的传统自然教育不仅重视对自然本质的认识，更注重将对自然的认识转化为一种文化的价值观念。这样的自然教育更需要与公众的自然素质相结合，体现了自然教育中的中国智慧。我国的国家公园并非人迹罕至的“荒野”，而是在不同程度上展现了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生境。因此，中国国家公园的自然教育要更多地结合自身传统文化中的自然教育理念，发展符合中国文化特质的国家公园自然教育体系。
二、武夷山的自然教育场域(3)
武夷山国家公园是世界上唯一既是世界生物圈保护区，又是世界文化与自然双遗产地的国家公园，拥有丰富的自然教育资源。《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名录》认定：武夷山拥有世界同纬度带现存最典型、面积最大、保存最完整的中亚热带原生性森林生态系统，其生物群落与非生物环境之间形成良性互动，生物群落内部植物、动物和微生物形成动态平衡的良性循环。武夷山已发现动植物八千八百多种，是欧洲大陆物种的七倍，被誉为“世界生物之窗”。已发现的世界生物模式标本有一千多个，是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的关键地区。武夷山还拥有山与水完美结合的具有独特、稀少和绝妙的自然现象和具有罕见自然美地带的独绝的自然风光。尤其是九曲溪的山环水抱，植被茂密的丹霞地貌，兼具阳刚与阴柔之美。除此之外，武夷山还是人与自然和谐统一的突出代表，是人类与自然环境相互关系的突出例证，其三教名山人文辉映。尽管武夷山人类活动十分深入且历史久远，但它仍是生态保护的典范，是永续利用自然资源的永久性象征，其保持的原真性使得许多动植物尚处在自然演化的过程之中。武夷山双遗产的基本内涵可以概况为：“千载儒释道，万古山水茶。”
1.自然科普与体验教育的圣地
武夷山国家公园自然综合体已有7000万年的历史。公园的地质构造在古地理、古气候的演替方面具有极高的科学研究价值。良好的生态环境和特殊的地理位置，使武夷山成为地理演变过程中生物的“天然避难所”，造就了武夷山国家公园丰富的生物物种资源。武夷山国家公园区内森林植物种类繁多，植被保存完整，生态类型多样，隐蔽条件良好，有利于各类野生动物的繁衍生长，是我国小区域单位面积上野生动物种类数量最为丰富的地区之一，被称为“动物王国”和“昆虫世界”。据统计，武夷山国家公园共记录野生脊椎动物5纲35目125科332属558种，包括哺乳类8目23科56属79种、鸟类18目59科167属302种、爬行类2目17科52属80种、两栖类2目10科26属35种、鱼类5目16科41属62种，占福建省野生脊椎动物的33.27%，表现出丰富的物种多样性。此外，武夷山国家公园所在区域现已整理鉴定出昆虫31目599科6849种，约占中国昆虫种数的1/5。
△武夷山研学活动
根据美国纽约自然博物馆两栖爬行动物学家Pope于1931年发表的论文统计，从1873年10月法国人P.A.David进入武夷山的挂墩一带采集动物标本，并依此发表了若干脊椎动物新种开始，前后不到60年的时间，仅在挂墩一带被采集发现的脊椎动物新种就达62种之多，包括兽类15种、鸟类27种、爬行类14种和两栖类6种。在这样小区域面积上脊椎动物模式标本种类数量之多实属罕见，挂墩因此被动物学家称作“研究亚洲两栖爬行动物的钥匙”。作为“昆虫世界”，武夷山地区的昆虫模式标本种类更是达到23目194科1163种，是我国著名的动物模式标本产地。武夷山地区以其发现有种类众多的动物新种模式标本而闻名于世。
武夷山国家公园具有世界同纬度带现存最典型、面积最大、保存最完整的中亚热带原生性森林生态系统，随着海拔的递增，气温的递减和降水量的增多，依次分布有常绿阔叶林带、针阔叶混交林带、温性针叶林带、中山苔藓矮曲林带和中山草甸带5个垂直带谱，植被垂直带谱明显。这种因海拔高度的变化而引起的垂直分布表现在构成群落的物种上有所差异，群落的镶嵌现象突出以及过渡地带类型更为多样，这种分布规律在我国东南大陆乃至中亚热带具有典型性和代表性，对研究我国亚热带地区的植被类型、分布特点及演替状况均具有重要意义。根据国内外数十年来对武夷山地区的调查研究和统计，武夷山国家公园共记录高等植物269科2799种(包含亚种、变种)，苔藓植物70科345种、蕨类植物40科314种、裸子植物7科26种和被子植物152科2114种(包括亚种和变种)。此外，还记录藻类73科191属239种、真菌38科83属503种和地衣13科35属100种。这些物种既有大量亚热带的物种，也有从北方温带分布到这里的种类和从南方热带延伸到这里的种类，具有很高的植物物种丰富度。
武夷山国家公园是中国东南大陆生物多样性最丰富的地区，也是许多古代孑遗植物的避难所，被中外生物学家誉为“东南植物宝库”、“蛇的王国”、“昆虫世界”、“鸟的天堂”、“世界生物模式标本的产地”、“研究亚洲两栖爬行动物的钥匙”，可谓自然生态素材的“宝库”，具有极高的自然科普和自然体验的教育价值。公园通过系列科普教育设施设备的建设，解说方式和标识系统的完善，以及多种科普教育活动的策划开展，向公众展示武夷山国家公园各类资源的科学价值。并逐渐将武夷山国家公园建设成为自然与生态体验教育的殿堂。
△科普教育
△野外物种学习
2.多元文化的自然主义殿堂
历史上武夷山先人是偏居中国一隅的“古闽族”，其后与逐渐迁入的越人共同形成了“闽越族”文化。图腾崇拜构成了武夷山地域文化的底色。其中，蛇图腾是闽越文化中最主要的图腾文化，体现了闽北崇蛇、祀蛇的习俗。每年的赛神仪式，除了与创世神话相关的生殖崇拜相关，其中的蛇类放生仪式更体现了闽越人回归自然的重生思想。
除了原始的民族文化，武夷山还是中国理学文化的摇篮。儒家文化的集大成者朱熹在武夷山度过了近五十年的时光，这期间他的理学思想和文学创作都达到了高峰。朱熹不仅在武夷山潜心研究儒学，还在此建立了著名的“武夷精舍”讲学、著述。《仁说》是朱子生态哲学思想的集中体现。
天地以生物为心者也，而人物之生又各得夫天地之心以为心者也。故语心之德，虽其总摄贯通，无所不备，然一言以蔽之，则曰仁而已矣。
朱子将“天心”与“人心”贯通起来，认为贯通天心人心者，是天地之间生生不息的“道”，以“生”释“仁”，生道即仁道。因此，基于生命整体观的天人合一的价值取向，是理解朱子仁说的关键。朱子将儒家仁学的诠释提到宇宙本体论的高度，同时将仁学的伦理关怀从人际扩展到天人之际，成为普遍的生命关怀，形成具有道德理性的生命哲学。(4)
武夷山是中国佛教四大圣山之一，具有悠久的佛教历史和丰富的文化遗产。自唐代以来，武夷山便成为佛教的重要圣地，吸引了众多信徒和僧侣前来朝圣和修行。天心永乐禅寺是武夷山最大的寺庙之一，位于天心岩上，是佛教修行的重要场所。武夷山的自然景观与佛教文化完美融合，形成了独特的宗教和自然景观。山上分布着五座山峰，每个山峰都有其独特的风景和文化意义。例如，北峰(斗峰)是武夷山最高峰，象征着佛教中的智慧与慈悲。“众生平等”是佛教生态文化的价值理念。“依正不二”是佛教思想中人类社会与自然万物相互依存的生态环境观。“正报”是我们内在的身心世界，“依报”是外在的自然环境，两者相互依存。(5)
△野外观察
武夷山的道教文化源远流长，具有深厚的历史底蕴和丰富的文化内涵。早在秦汉时期，武夷山就已成为道教文化传播的重要地区，其道教文化可以追溯到夏朝初期，由闽越人在山区建立的神道思想，并经彭祖等先贤发展，形成了神仙炼养文化。因此被道教尊为三十六洞天之一的第十六洞天“升真元化洞天”。唐代时武夷山已被封为名山大川，成为道教的重要圣地。宋代，武夷山的道教文化达到了鼎盛时期，冲佑观成为全国九大名观之一，吸引了众多道士和文人前来修行和讲学。武夷山的道教文化不仅体现在宫观建筑上，还融合了丰富的神话传说和宗教仪式。例如，传说中的“武夷君”是道教中的重要神祇。据传，他奉天帝之命驻守此山，统领地仙。此外，武夷山还有许多著名的道观，如冲佑观、止止庵、升真观等。这些道观不仅是道教活动的场所，也是武夷山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历史上，武夷山的道教文化与儒家、佛教文化相互交融，形成了独特的“三教同山”的文化格局。南宋时期，儒释道三教在此共存，互相影响，使得武夷山成为当时一道亮丽的人文景观。老子在中国哲学史上第一次明确提出“自然”这一重要范畴，并讨论了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在《道德经》中提出了“道法自然”的哲学思想。“道法自然”的实质是顺应自然，最终目的是“回归自然”，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6)美国著名人文主义物理学家，诺奖得主卡普拉认为：“在诸伟大传统中，据我看道教提供了最深刻并且最完善的生态智慧。它强调在自然的循环过程中，个人和社会的一切现象以及两者潜在的一致性。”(7)由此可见，中国道教思想中的生态理念是被全世界共同认同的思想文化。
武夷山国家公园除了具有鲜明地域文化特征的古民族文化和深厚历史积淀的三教文化，还不乏同样历史悠久丰富多彩的民俗生态文化、摩崖石刻文化、建筑文化和茶文化。它们都与武夷山的山水自然相融合呈现出尊重生命、敬畏自然、诗意栖居、顺应环境、生态保护的生态文化思想和理念，这些共同构成了传承中国传统自然教育的文化土壤。
△青少年在武夷山国家公园研学
三、国家公园的自然教育使命
自然教育可以概括为：以自然环境为基础，以推动人与自然和谐为核心，以参与体验为主要方式，引导人们认知和欣赏自然、理解和认同自然、尊重并保护自然，最终达到实现人的自我发展以及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目的的教育。⑧这一概念与我国的“人民教育家”陶行知的“千教万教教人求真，千学万学学做真人”的教育理念并行不悖，它们都指明了现代教育最本质的属性。陶行知主张“生活即教育”生活是教育的源泉，教育不能创造儿童，教育的任务是帮助儿童成长。他提倡民主教育要到大自然、大社会中求得活的教材。在教育方法上提倡“教学做合一”，提倡创造。为此需要对学生进行“六大解放”：解放眼睛，倡导看事实;解放手;解放头脑;解放嘴，倡导言论自由;解放空间，不要把学生关在笼中，把他们放在广阔的大自然和大社会中;解放时间，用以消化、思考和实践。⑨
自然主义教育代表了教育发展的最高价值取向，即关注人的情感、自由等人格精神层面。国家公园是自然体验的最佳场所，将具有国家代表性的我国自然生态系统中最重要、自然景观最独特、自然遗产最精华、生物多样性最富集的部分纳入国家了公园体系实现严格保护。自然教育中最可贵的就是体验和感受自然之美，被祖国万里江山的雄奇瑰丽伟大所震撼和感动，唤起公众对祖国的热爱，对自然的崇拜和尊重，并由此产生国家认同，以及爱护自然、保护自然和顺应自然的内在意识。自然教育的体验和科普活动，都能营造自由自在、宽松和谐的教育场域，在认识自然、体验自然的过程中回归自然，缓解各种压力，舒展身心，体验大自然的神奇和妙乐。自然教育同时也摒弃了单调、僵化、虚伪和说教，使公众不再回避现实、错位于现实，而是通过真实的生命体验内观自我、完善自我。
国家公园是由国家批准设立并主导管理，边界明晰，以保护具有国家代表性的大面积自然生态系统为主要目的，实现自然资源科学保护和合理利用的特定陆地或海洋区域。这就规定了国家公园的国家主导性。同时也决定了自然教育将作为国家为主体推动实施的教育实践，将具有完善的发展规划、体系保障和产品服务。国家公园也将站在国家的高度和层面引导构建以中国文化为底蕴的自然教育体系。中国传统文化中，不乏自然教育的经典范本。我国最早的诗歌总集《诗经》不仅在文学领域具有重要地位，也在自然教育方面有着深远的影响。古人通过《诗经》的学习，就能达到兴、观、群、怨，并能“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现代人学习《诗经》可以深入了解古代社会对自然的观察和理解。在现代教育中，《诗经》已经被引入自然科学课堂，通过诗歌中的自然描写来增强学生的生态意识和环保观念。例如，在浦东历城中学的科普讲座中，通过解读《诗经》中的植物和动物世界，学生们得以更深入地理解古代生态与现代生态的联系。对此，袁鼎生教授提出：《诗经》展现了古人顺应自然节奏的劳动之美，以及对自然的朴素情感之美。这种思想不仅反映了古代人对自然的依赖和热爱，也为现代人提供了如何与自然和谐共处的启示。
由此可见，国家公园的建立不仅可以推动我国相对发展缓慢的当代自然教育，为世界自然教育提供中国智慧，还能助力新时代传统文化的复兴、文化自信的重塑以及生态文明建设。
△学生们在武夷山国家公园进行自然教育
(1)《中国自然教育发展探讨》，袁德良等，《教育研究》，2024(10)。
(2)《中国自然教育发展探讨》，袁德良等，《教育研究》，2024(10)。
(3)自然教育场域是指用于开展自然教育活动的特定空间和场所，这些场域通常依托于自然生态资源，旨在引导公众尤其是儿童走进自然、了解自然、学习自然，并促进他们形成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的价值理念和行为方式。这些场域可以是自然保护区、城市公园、植物园、湿地公园等。
(4)《武夷山生态文化研究》，朱平安，厦门大学出版社，2022年版，第91页。
(5)《武夷山生态文化研究》，朱平安，厦门大学出版社，2022年版，第138页。
(6)《武夷山生态文化研究》，朱平安，厦门大学出版社，2022年版，第155页。
(7)《道学与丹道》，薛宗源，宗教文化出版社，2016年版，第1页。
⑧《自然教育的起源、概念与实践》，林昆仑、雍怡，《世界林业研究》，2022，35(03)。
⑨《中国自然主义教育的历史渊源及其现代启示》，陈晓康，《内蒙古社会科学》，2006，27(6)。
《绿色中国》B(下半月)2024年12月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