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各民族在历史上一直存在着紧密的交往与交流，不断促成彼此之间的文化认同，并在思想和情感方面滋养着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不断牢固，形成相互交融的一体化进程。华严学源于古代的印度，成型于中国的西部边疆，汉唐之际从西部边疆传入内地，在以南京、洛阳、长安为中心的长江黄河流域逐渐兴盛起来，直接激发了从华严经学到华严宗学的转变，不但助推汉传佛教理论建构的重大突破，而且谱写了内地与西部边疆文化认同的灿烂华章；宋元之际，实现了中国化的华严学再从内地向北部边疆传播，为契丹、党项、女真、蒙古等少数民族广泛接受，在战乱和分裂的时代，以神圣的信仰和博大的理论默默编织着中华民族的精神纽带，推动了中华一体的历史进程。在跨越千年的漫长岁月中，华严学在中华大地上呈现出从西到东、从南到北的传播进路，既源接西部边疆，又流布北方边塞，连接起不同地区和不同民族，成为养护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一种精神资源。
《华严经》的西来
《华严经》素有“经中之王”的美誉，其思想恢弘而精致，被学术界视为佛教圆融哲学的典范。该经在历史上的集大成之地就在今天的中国新疆。东汉时期，中亚大月氏人支娄迦谶途经西域，来到洛阳，译出第一部华严类单行经《兜沙经》。三国时期，祖籍大月氏的支谦在建康（今南京）译出源于今天新疆的华严类《本业经》。西晋时期，世居敦煌的大月氏侨民竺法护在包括今新疆在内的西域各地搜罗经典，后在长安、洛阳等地译出了《菩萨十地经》《渐备经》等多种华严类单行经。十六国时期，鸠摩罗什从龟兹（今新疆库车）来到长安，译出华严类《十住经》。这些华严单行经成为那个时期西部边疆与内地文化交往的见证。
东晋时期，以于阗（今新疆和田）为中心的今南疆东部地区逐渐成为当时整个佛教界华严学弘传中心，对后世影响巨大的两种全本《华严经》几乎都定型于此。庐山慧远门下的支法领于东晋孝武帝太元十七年（392）与法净等人跋涉万里，抵达于阗，求得三万六千颂《华严》梵本带回内地。佛陀跋陀罗于义熙十四年（418）在扬都（今南京）同沙门法业、慧严等百余人完成汉译，共六十卷。汉地第一部全本《华严经》由此诞生，内地与西部边疆的精神纽带因此更加强劲。
六十卷《华严经》的出现引起内地佛教界的高度关注，研习与弘扬者代不绝人，逐渐形成以《华严经》为中心的华严经学。入唐以后，杜顺在长安力推《华严经》，被唐太宗赞为“帝心尊者”，其弟子智俨曾在终南山一带讲习《华严经》，法藏及新罗僧人义湘等人同堂听受，影响盛极一时，标志着华严宗的正式形成。法藏奉诏宣讲《华严经》时，以殿前的金狮子作比喻，讲解圆融无碍的道理，形成流传千古的《华严金师子章》。经过二百多年的发展，华严学在内地经历了从华严经学到华严宗学的转变，内地与西部边疆的文化互动达到全新高度。
武周永昌元年（689），提云般若从今新疆的南疆来到洛阳，奉敕在魏国东寺译经，两年后相继译出《华严经不思议佛境界分》《华严经修慈分》等华严经典，南疆于阗一带的华严学进一步为内地所接受。此时，于阗又出现了更完整的梵本《华严经》。武则天听说这一消息后，便派遣使者前往求取，同时邀请精通华严学的于阗僧人实叉难陀一同来到洛阳。证圣元年（695），在武则天的支持下，组成了庞大的翻译团队，以实叉难陀为译主，于洛阳大内遍空寺内开始翻译此经。武后亲临译经现场，为经文题名、作序。历时四年，于圣历二年（699）在佛授记寺译成八十卷的《华严经》，这是中国也是整个世界佛教史上最全的《华严经》文本。
新译本品目齐全，内容完备，反映了汉唐之际西部边疆的华严学始终保持发展态势，并直接影响到内地华严学的走向。八十卷《华严经》译出后，慧苑、澄观、李通玄等人为新译本竞作注疏，根据新译本探索华严理论，内地华严学激起新的热潮。贞元十三年（797）唐德宗寿辰之际，澄观奉诏入京，于殿内宣讲新译《华严经》，被赐予“清凉国师”的称号。宗密以华严学圆融思想会通其他宗派，倍受朝廷的重视，获赐紫方袍，其华严会通思想也影响到宰相裴休等众多士人，华严学对文化界的影响日渐加深。
华严宗的北上
唐朝灭亡之后，五代更迭，十国纷扰，中原尚未完成彻底统一，北方相继陷入多个少数民族统治之中。在国家分裂和民族对峙的时代，华严学源源不断地向北传播，北方各少数民族在接受华严学的过程中，其社会形态与文化特质均获得重大改变。
华严学是辽代势力最强的思想派系。辽朝九帝对华严教义均有重视，诸位皇帝中佛学造诣最高的道宗皇帝曾颁行《御制华严经赞》和御书《华严经五颂》，著有《华严经随品赞》十卷和《发菩提心戒本》二卷，主张用华严的“真心”教义作为国家政治统一的思想依据。辽代佛教界也力推华严学说，华严类著述大量涌现，其中一些作品传播甚广，影响巨大，如思孝的《大华严经》、道弼的《大华严经演义集玄纪》和《大华严经演义逐难科》、鲜演的《华严经玄谈抉择记》，它们均以华严之“心”论证圆融境界。
西夏对华严学也高度认同。《华严经》的主要汉译本均译成了西夏文，俄藏黑水城文献中有24件《华严经·普贤行愿品》。西夏僧人慧觉在《大方广佛华严经海印道场十重行愿常遍礼忏仪》中所列祖师谱系，在“东土正传华严祖师”之后列举了“大夏国弘扬华严诸师”，由此可以看出西夏华严学是对唐宋华严学的直接传承。法藏、澄观、宗密、净源、本嵩等内地华严宗祖师以及辽代华严高僧鲜演、道敐、恒策、法悟的著作在俄藏黑水城西夏文献中均有发现。从西夏华严学著作《三观九门枢钥》及《诸法一心定慧圆满不可思议要门》可以看出，由“心”体展现圆融也是西夏华严学强调的重点。由此证明，西夏华严与内地华严学在理论上有着直接的传承关系。
金代华严学的兴盛可以从出土的诸多墓碑塔铭中得以证明。禀惠、宝严、法云、惠寂、志玄、行秀、圜明、知拣、谦公、崇业等常常研习华严。惠寂从汾州天宁寺获得华严学的传承，而天宁寺又是唐代以来重要的华严寺院，由此可以看出金朝对汉地华严学的延续。金代统治者在推崇佛教的同时也给予儒学和全真教很大的支持，并努力在实践中推进华严的三教会通思想，充分展现出对内地华严学的认同。
元朝统治者也大力弘扬华严宗的思想。祥迈的《辩伪录》记载，忽必烈重视华严，曾“聚集天下名僧于清凉山，建百日盛会享供文殊大圣”，并在此建五大寺。此后的诸位皇帝也都视五台山为华严圣地，并大力建设，五台山成了汉地华严学向北部边疆传播的重要阵地。元代的诸多高僧如行育、文才、知拣、善柔、妙文等人多以研习华严为业，文才在《肇论新疏》中以华严学的“真如一心”会通般若学，与唐宋以来的内地华严学一脉相承。
总之，汉地华严学在宋元之际的北方边疆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在元统一之前的政治分裂时期，推动了不同民族之间的文化认同和深度融合。
华严学的圆融
作为连接内地与西部及北部边疆的文化纽带，华严学既有其神圣的信仰，也有其精深的哲学。其中，在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方面影响深刻的还是其法界圆融思想。
“法界”为宇宙万法所观之境界，可分为理法界、事法界、理事无碍法界和事事无碍法界“四法界”，其意在于阐明心体所现的一切事物之间和谐圆融的状态。这种状态又通过“六相”“十玄门”等观察进路而得以呈现。“六相”是指事物的总相、别相、同相、异相、成相、坏相。六相之间相反相成，无障无碍。“十玄门”从十个方面展现事物相融相摄、交错辉映的存在机制。法界圆融思想是“一即一切”“一切即一”思维方式的必然产物，这种思维方式消解了不同事物之间的对立，倡导彼此之间的和谐共生，展现出很强的包容性和共存性。华严学的法界圆融思想既弥补了大乘空宗“真空”的理论偏颇，也克服了大乘有宗在本体论上的松散，成功地将大乘佛教由分析哲学转向综合哲学，华严学也因此达到了中国哲学思辨的巅峰。
法界圆融思想贯通于华严学基本理论与社会实践的各个环节，不但从思想层面论证了不同民族存在的合理性，而且在实践领域推动了各民族之间的交往、交流和交融。汉唐之际中国内地对西部边疆地区华严学的接受与创造性发展，宋元之际北部边疆各少数民族对内地华严学的吸收与生活化运用，直接促成了内地和西部边疆以及内地与北部边疆的深度交融，推动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形成。
华严学法界圆融思想对宋以后的中华主流文化也产生了深远影响。宋明理学的奠基者程颢出入佛老数十年而尤爱华严的圆融之道，并以此对最高实体和纲常伦理进行统一。理学的集大成者朱熹亦研习华严学数十载，借鉴华严学的本体论提出理一元论，以凸显事物规律及道德准则之间的圆融。陆九渊、王阳明借鉴华严学的心体思想，主张人伦道德和宇宙本体均圆融于心体之中。受到华严圆融思想深刻影响的宋明理学和陆王心学对中国古代哲学进行了深入的批判和重构，并在理学的基础上会通释道思想，开启了以三教合一为主轴的中华文化新纪元，一种全方位支撑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文化体系在宋元明清时期获得前所未有的认同。追根溯源，华严学的圆融思想堪称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一种重要思想资源。
（作者系南京大学哲学学院博士研究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