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丨王巍
从1982年入职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算起，我已做了42年考古工作，最近20年用比较多的精力来研究中华文明起源和形成，主持参与了“中华文明探源工程”。探源工程启动以来，一系列都邑遗址、各地中心性遗址和区域调查揭示了中华文明起源、形成与早期发展的过程和阶段性，实证了中华五千多年文明史；揭示了各地区文明化进程，探讨了以中原王朝为中心的多元一体格局的形成过程；对中华文明演进的环境背景、兴衰原因、内在机制等取得了较为系统的认识，尤其是提出了通过考古遗存辨识文明形成标志的中国方案，丰富了世界文明史研究的理论与方法。
在中华文明起源和形成的过程中，包括湖南在内的长江中游地区是构成早期中华文化圈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华文明从多元起源到一体化伟大进程的深度参与者和积极贡献者，我们可以看到湖南史前先民在陶器起源、稻作农业、精神信仰、早期城市、木构建筑、玉器制度等文化因素方面都有突出成就。我很高兴看到《万古长歌：湖南史前文明图卷》的诞生，这是第一幅以湖南史前社会文明化进程为主题的国画长卷，是湖南文博艺术界同仁在阐释和传播考古成果方面的一大创举，是“让文物活起来”的崭新举措，秉承着史前湖湘先民们一往无前、敢为人先的开拓精神。
“文明”在不同语境下有不同的内涵。我们所说的“文明”是人类文化与社会发展的高级阶段，是指在国家的组织管理下创造的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和政治文明的总和。文明起源，是史前时期文化高度发展和社会分化的开始。在生产发展的基础上，当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取得较大进步，社会就会出现分工。具体为，农业与手工业的分离为高技术含量手工业的专业化创造了条件。农业和手工业生产取得较大发展，人们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内容都较之前更丰富；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分工，使部落首领等社会精英脱离劳动，转为从事宗教祭祀或管理的阶层，从而出现了贵贱、贫富的分化，开始向文明社会迈进。社会阶层分化逐渐加剧并制度化，形成了阶级；权力逐渐强化，出现大型政治经济文化中心——都邑。文明形成最根本的标志是阶级矛盾激化，形成了集军事权力和宗教祭祀权力于一身的王权和国家。我们认为，国家的产生是文明形成的最重要标志。
文明的起源和形成是一个十分复杂的过程，是一个区域从社会开始出现分化算起，一直到国家文明的形成这样一个过程，也有学者称之为社会复杂化，涉及物质、精神和社会制度等方方面面的因素，是各方面因素交互作用的结果。简言之，中华文明起源研究的核心，是探索各地区社会如何由简单聚落发展为国家形态的过程，以及在这一过程中经济、技术、环境和人群流动等种种因素都发挥了怎样的作用，也就是所谓“文明化进程”。
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的主要目标就是了解每个地区是怎样从平等的社会到文化的发展、社会的分化，然后出现权力并强化为国家，了解一个区域以及它在文明起源进程当中，各区域之间相互的关系怎么样从多地的起源逐渐形成后来以中原为引领的一体化进程。按照我们对文明的定义，中华文明探源研究工程就是探究中华文明起源、形成与早期发展过程的一项工程。
中华文明是万年前奠基，大约一万年前栽培农业出现，定居村落形成；八千年前起源，农业初步发展，人们的精神生活日益丰富，社会开始出现分化的端倪；六千年前加速，社会出现明显的分化，大型中心性聚落和规模较大的墓葬开始出现；五千多年前进入古国时代，大型都邑性城址和权贵阶层大墓出现、社会分化显著；四千年前王朝出现，夏王朝在中原地区建立，文明进入以中原地区为引领的一体化进程，由古国文明向王国文明过渡；三千年前王权巩固，以分封制、宗法制、礼乐制为特征的文明形态，以周天子为核心的天下共主的国家结构，为秦汉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形成奠定了坚实基础；两千两百年前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形成，秦始皇统一中国，“海内为郡县，法令由一统”，中华文明进入大一统国家的文明阶段。
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与湖南当代中国画创作院联合创作的《万古长歌：湖南史前文明图卷》重点展示了湖南从旧石器时代直至夏王朝在中原地区建立这一时段的区域社会发展进程，各时段所取得的重要文化成就在画卷中得到了生动体现，为观察我国百万年的人类史、一万年的文化史、五千多年的文明史提供了一幅鲜活的区域社会文明画卷，也为我们认识文明的起源、形成和发展进程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湖南样品。我们会发现，位于长江中游的湖南史前社会经历了同长江下游、黄河中下游地区大体同步而又具有自身特点的文明化进程，即距今万年奠基、七八千年起步、六千年加速、五千多年进入、四千一百年转型、三千六百年融入中原引领的王国文明格局中。
湖南地区是石器时代文化比较发达、文化内涵颇具特色的区域。津市虎爪山、澧县鸡公垱、乌鸦山、十里岗等遗址搭建起了旧石器时代文化的发展框架。近年来新发现的临澧伞顶盖、沅江赤山岛等遗址更进一步揭示出远古狩猎采集人群行为特点与活动的具体场景及细节。道县福岩洞遗址发现的40多枚距今80000年前后的现代人类牙齿，更进一步改写了现代人类在中国乃至亚洲东部地区出现的历史。道县玉蟾岩发现旧、新石器时代过渡阶段的文化遗存，将人类使用陶器的时间推至距今18000年，也为研究华南亚热带地区先民从狩猎采集到稻作农业的发展历史进程提供了实证。
虎爪山遗址2005发掘远景
乌鸦山遗址发掘全景
十里岗遗址工作照
赤山岛枫树嘴地点发掘现场
湖南及长江中游地区的万年文化奠基，是以九千年的彭头山文化为代表的距今9000—8000年的彭头山文化时期，稻作农业取得初步发展，出现了周围有围沟的定居聚落，史前文化取得发展。七八千年起步，其主要表现是精神层面的丰富、陶器的进步。七八千年前，以高庙遗址为代表，形成了高庙文化，以白陶和圆目、大口、獠牙的兽面形象以及太阳、鹰鸟形象为代表的纹饰反映出当时人们丰富的精神世界。
高庙遗址出土陶器
至于六千年加速，湖南则率先出现了像城头山这样的中心聚落遗址。中心聚落的出现是划时代的新事物。它俨然是个实力超众的领袖，把那些差别不大的普通村落逐渐整合成一个更大的整体。作为一个整体，它进而和比邻的群落建立起种种关系。于是，在聚落群内部和聚落群之间的关系上开始出现前所未有的政治因素。城头山遗址出现了有丰富随葬品的大型墓葬，社会开始出现日益明显的贫富与贵贱的分化。这些变化应是在适宜的环境下，农业得以显著发展，导致人们之间的关系发生变化的结果。
《万古长歌》国画长卷依据考古发掘成果着重描绘了城头山城内外陶器生产、祭祀、丧葬等生活场景。这种以一座大型聚落为中心，聚集多座普通村落的社会结构很像先秦文献记载的五帝时代的“邦”“国”，我们称之为古国。而自大约5800年前以来，古国这种社会组织结构已经是各地比较普遍的存在，史前中国从此进入了“天下万国”的古国时代。古国这种社会基层结构自产生以来一直延续到三代，是理解中国文明形成和早期发展的一个关键所在。
中国最早的史前古城——澧县城头山
判断进入文明社会的标准，概括出来有三要素：一是生产发展，人口增加，出现城市；二是社会分化不断加剧，出现阶级；三是权力不断强化，出现王权和国家。
国家的出现是进入文明社会最主要的标志。在没有当时文字记载的情况下，根据什么得知它已进入阶级王权国家呢？其实，王权和国家的出现在考古遗存上能够得到反映，应该能够看到特征。根据考古实际概括出五项特征：一个是都城的出现，规模宏大，作为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二是有作为王居住和处理政务的场所宫殿或与神沟通的神庙；三是有埋葬王和其他高级贵族的大墓；四是有彰显权贵阶级尊贵身份的礼器和礼制；五是出现战争和暴力。在考古上，大墓武器随葬有宽大壕沟乃至高大城墙的护卫，地位低的人为地位高的人殉葬等。如果一个遗址能够符合上述特征，哪怕它没有冶金术，哪怕没有文字使用的证据，我们仍可以判断它进入了文明社会。
考古成果显示，在一些文化和社会发展比较快的区域，8000年前开始社会分化，5000年前开始进入初级文明社会，长江中游地区就是其中之一。
从目前考古成果来看，自距今5500年前后开始，长江中游的文明中心由澧阳平原转移至江汉平原，但是也不排除江汉平原在那时候就是一个中心，也就是和澧阳平原并列的两个中心。长江中游在距今5300年前进入屈家岭文化，一直延伸到距今4500年，这个年代的主体与良渚文化同时。长江中游已经发现20余座屈家岭文化时期古城，这些古城有规律地排列在平原的高地上。
澧阳平原上在城头山之后拔地而起的另外一座古城遗址是鸡叫城，澧阳平原在一段时期内呈东西二城并立的格局，二者是什么关系？它们与同时期长江中游屈家岭文化其他古城又是什么关系？学术界认为，这个时期长江中游应该就是三苗古国的所在。所谓“三苗”，或可理解为众多苗人居住的地方。上古文献记载，上古中国存在三大族群，分别是华夏、东夷和苗蛮，长江中游是苗蛮族群的原乡。长江中游的古城群不是凭空而起的，是这个区域古老文化连续发展演进的结果。
约自距今5000年前后，中国历史进入古国时代的第二个阶段。突出的变化是，一些地区此前阶段发生在聚落群内部的整合行为，此时扩大到聚落群之间乃至整个文化，并取得了相当的成功。一些地方社会率先发展出了国家这种政体，步入文明，其典型代表是分布在江浙地区的良渚文化。凡此种种，都反映出良渚是个高度复杂化的社会，已具备了国家的基本特征。
在同时期的江汉平原，湖北天门石家河遗址出现面积达120万平方米的大型城址。城内有祭祀区，出土数千件红陶杯、大量小型的陶塑人像和动物塑像，整个城内原始宗教色彩浓厚，是一个高度分化的复杂社会。此时的鸡叫城已从小型聚落发展成为一座城。城内考古发现了一座距今约4700年的大型楼阁式建筑基址，基址底部有大型木结构的垫板做基础，基址本体面积420平方米，加上回廊，总面积达630平方米。到了距今4500年前后，鸡叫城形成三重环壕、面积达100万平方米的大型中心型聚落。聚落内发现大量炭化谷糠堆积，推测稻谷总量达22万公斤。这一历史阶段，以屈家岭、石家河的发达为标志，长江中游形成了文化一统的格局。
距今4300—3800年，在考古学上是新石器时代的末期，也称龙山时代，是古国时代的第三个阶段。此间的变化首先是在大格局上，良渚、红山和石家河这些文明化的先行者先后衰落了。相反，黄河流域诸文化迅速提高了文明化速度，川西成都平原也初现文明曙光。其中，尤以山西襄汾陶寺、陕西榆林神木石峁、陕西延安芦山峁、四川郫都区宝墩等几座规模巨大的古城令人瞩目。
中原龙山社会在剧烈动荡中完成了一系列重组整合，并在广泛吸收周围文明先进因素的基础上，在距今3800年前后诞生了一个新的文化，即以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命名的二里头文化。二里头文化分布在豫西晋南地区，与文献中夏人活动的地望吻合，年代落在史传夏纪年范围内，二里头遗址就其规模和复杂程度来看，无疑是其都城。越来越多的考古发现还证实，二里头的一些特征产品如牙璋、玉刀、绿松石镶嵌青铜牌饰、陶封口盉等对外有广泛传播。这些并非普通生活用器，而是礼仪制度用器。所以，它们传播至四极八荒，实为中原社会的政治礼仪、制度、思想的播散。二里头文化立足中原，却辐射四方，不仅再一次改变了中国文明进程的格局，还开启了中原为主导的、整合其他地方文明的政治和历史进程，中华文明遂进入新的阶段——王朝时代。
《万古长歌》画卷的尾篇展现了较多孙家岗遗址出土的玉器，这批玉器特色鲜明，是典型肖家屋脊文化类型玉器。类似玉器出现在同时期瓦店、陶寺、石峁等中原和北方地区的区域文明中心，甚至出现在商代的妇好墓、周代的晋侯墓中。肖家屋脊文化的玉器纹饰包括神祖面和人面、虎、鹰、蝉等不同题材，又有人和神的共体、人和虎、人和鹰等不同的配伍关系。肖家屋脊的玉器风格和元素，还对后世的各类纹饰母题有着深远的影响。与此同时，越来越多的中原文化因素也在洞庭湖沿岸生根发芽，在中华文明步入王朝时代之际，区域社会互动的频繁和深度超乎我们的想象。
孙家岗遗址出土部分玉器
当然，长江中游地区文明进程还有很多未解之谜，也有很多缺环。这些未解之谜和考古缺环需要考古人和社会各界人士的更多关心和进一步研究，让长江中游的文明画卷能够更加清晰更加丰满。
我曾提出中国考古学今后要积极推进科学化、国际化、大众化和数字化发展。推进考古大众化方面，就是要通过举办公共考古讲座、开展考古研究成果的普及宣传等手段，让考古走进寻常百姓家。未来，在让考古文物“活起来”方面，考古学家有义不容辞的责任，也有很多工作需要去做。
公共考古的重要性绝不亚于学术研究，但必须要有扎实的学术研究的基础才能把公共考古做得准确到位。《万古长歌·湖南史前文明图卷》对于湖南考古同行的意义可能远远超过了一个简单的公共考古项目。我相信这种跨越时空的奇妙连接，一定能够科学、生动、全面地呈现湖南史前文明的发展面貌，增进当下人们对于中华文明的理解和热爱。我也相信，只有文物考古工作成果不断跨界出圈，走向公众，服务社会，考古工作才能成为人民的事业。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中华文明探源工程首席专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