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为1月26日拍摄的武汉光谷广场。（资料图/新华社） 观察者网：能否详细解释下疫情会如何影响中国未来发展？ 房宁： 从2008年开始，特别是2012年之后，中国经济增速明显放缓。这应该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从高速增长转向中低速增长的一个转折时期。而这次疫情加速了这一趋势。 首先，外部经济环境明显转差。我国政府提出中国经济的内外双循环将转向以内循环为主。但是，中国经济即使真的能够转向以内循环为主，经济总体运行也将是更加困难的。这次疫情使广大中小企业遭受了一次沉重打击，这很可能会导致我国的工业化、城市化以至现代化整体进程将会被延缓。 具体说来，原本设想中国将在2035年达到65%以上的城镇化率，当然这是指同等国民待遇的城镇化率——也就是让农民工，尤其是农民工二代成为城市居民，与原有户籍人口一样享有平等的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待遇。 目前，我国同等待遇的城镇化率大约在50%左右。如果每年提升1个百分点，正好到2035年左右，我们会达到65%。但这需要至少5%以上的经济增速才能实现。如果未来15年我国经济增速下行到5%以下阶段，这目标就难以实现了。如果未来经济增长率在4%到5%之间，我国则要到2050年前后方能达到65%以上的城镇化率。 
资料图来源：冀云 观察者网：为什么这么重视这一数字？有的人可能会说，增速变慢了，但有利于我们走得更稳。 房宁： 十九大报告告诫全党，“行百里者半九十”。也就是说越到工业化后期，社会有越多不确定性，有越多风险和困难。十九大还提出三大攻坚任务，其中第一就是防范化解重大风险。 从国际经验来看，城市化率达到65%以上是工业化、现代化成功的标志。这个世界上，无论是西方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在工业化的最后阶段都出现了众多的社会冲突，有的甚至发生所谓的颜色革命，导致政治动荡乃至政权更迭。这是一种具有普遍性的历史现象，新兴工业化国家尤其如此。 从历史经验看，工业化最后阶段出现社会动荡，一般有两种结果。一种是虽然有困难有动荡，但总体上工业化成果保存下来了，国家与社会还能继续在调整中继续发展，成为现代化国家或地区。其中比较典型的例子如韩国和我国台湾地区。韩国与台湾都曾经历了社会运动以及政党轮替的政治动荡，但整体上保留了工业化成果，现在都是发达经济体。 而有些国家或地区就没有这样幸运了，它们也是在工业化进程中遭遇了社会动荡，其结果是在政治动荡中丧失工业化成果，最终倒在了工业化成功的终点线之前，变成了美国人所称的“失败国家”。北非、中东一些国家就属于这种情况。亚洲的菲律宾在两次“人民力量运动”后，国家进入了长期的动荡和不稳定状态，经济停滞、政治衰败、社会混乱。 关于工业化进程中两种政治发展的结果以及差别，在长期的比较政治研究中，我们观察到一个现象，即工业化、现代化发展走向成功的临界点是：城镇化率达到65%以上，这些国家和地区都经受住了工业化最后阶段的冲突考验；而城镇化率在65%以下的国家和地区，在出现动荡之后就遇到了很大的问题。 中国现在提出“两个一百年”的奋斗目标，如果我们仍能保持相对高速的经济增长，就能在2035年实现城镇化率65%的目标。如果因疫情等多种因素的影响，未来不太顺利，那么退一步，我们也要争取在2050年实现这一目标。这对中国的现代化和实现民族复兴的伟大目标至关重要。
观察者网：几个月前您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曾提到过，中国防疫的成功不能简单视为政治体制的优越性。现在这观点是否有变？ 房宁： 我自己的这个看法没什么变化。作为疫情最先大规模爆发的国家，中国能够相对快速地控制住了疫情大流行，这肯定和我们国家的公共管理、社会制度有一定的关系；也就是说，它在一定程度上证明了我们的政治制度和治理体系在应对这类突发公共危机时是有一定的优势的，这点必须肯定。 但是，我们的制度和治理体系只是必要条件，不是充分必要条件，理由就在于一些和我们实行不同社会制度、治理模式的国家、地区，它们的防疫工作相对来讲做得也挺好，如日本、韩国，疫情防控工作也是可圈可点。虽然近段时间日、韩每日新增确诊人数经常过千，不过目前来看还算是在可控范围内。 观察者网：不同制度都有做好防控的可能，那总结这些国家、地区的防控经验，它们之间有哪些共同点？ 房宁： 我们也在研究这个问题。我们的看法是，首先一个特点是历史经验。你可能也注意到了，就全球范围来看，目前做得比较好的国家和地区基本都是17年前经历了或者比较接近SARS流行的地区。因为经历过同为冠状病毒的疫情的“洗礼”，这些国家、地区都对这一问题高度警惕，也都相对及时地采取了措施。 观察者网：您曾在一篇分析中国疫情防控的文章中简单提到，“强大的利益协调功能并非每一个国家都能做得很好，这也是中国社会制度非常重要的优势。”这观点能否再详细解释下？ 房宁： 总结中国的疫情防控，从技术角度来讲，最重要的一点是武汉封城。一月份武汉爆发疫情，中央果断做出了武汉封城决定，并集全国之力予以支援，4万多名医护界精兵强将派往湖北，集中力量把疫情消灭在一个点上。这就是我说的我们有“强大的利益协调功能”。如果不是果断封城、全国支援，哪怕再拖延个十来天，我相信那时就会有很多武汉出现，中国整个的防疫形势就会大不一样了。 现在包括美国在内的很多国家采取比较放任的或他们自己标榜的所谓“全民免疫”的防范策略，可以说是无奈之举，因为它们面临的疫情是多点开花，它们失去了最初能在一两个点内消灭疫情的最佳时机。中国有利益协调能力，而美国国内，在疫情目前谁也不听谁的，各个州可以不听联邦政府的，甚至县也可以不服从州的统一部署。面对大规模传染病疫情，没有统一的防范策略，怎么能控制得住？！你看美国顶级传染病专家福奇，多可怜！他只能苦口婆心地劝说总统，不厌其烦地呼吁民众，为此还遭到很多质疑。
观察者网：那拜登会继续举着反华的旗帜吗？ 房宁： 在我看来说特朗普“反华”不是很严谨，只能说特朗普政府的政策导致中美关系紧张化，甚至倒退。我相信拜登执政后不会有太大好转，脱钩的趋势还可能继续，我们不能一厢情愿地抱不切实际的希望。 观察者网：拜登以前担任过奥巴马时期的副总统，在您看来，拜登在未来四年的执政路线跟奥巴马可能有哪些不同？ 房宁： 先说和特朗普的不同吧。特朗普因为想重振美国的工商业、制造业，所以导致和中国的冲突加剧。我倒愿意相信拜登至少在这问题上不会如特朗普那般立场鲜明，他会更多地支持传统意义上的全球化，也就是产业资本的国际循环与周转，希望借此为美国获利。按这个逻辑，我相信在接下来一段时间内，紧张的中美经贸关系可能会得到一定的缓和。 但是，毕竟4年过去了。特朗普总统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美国，也改变了世界。特朗普的遗产不会随着他的下台而全部消失，美国已回不到奥巴马执政时的状态。比如，特朗普在中美经贸关系中获得的那些“好处”，拜登不大可能去改变，他为什么要改变呢？美国的经济在特朗普治下更依赖股市，我相信拜登也不大会去改变这一“惯性”，也不大能改变得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