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面抗战时期日本华北方面军的对共情报活动（谷拓弥著/君编译）

抗日战争(日本学者多称日中战争——译者注)时期，日军在华北与开展游击战的中国共产党形成对峙，并对其实施“治安战”。过去关于华北“治安战”的研究，重点关注双方战略战术、日军“治安战”中的宣抚工作、中共游击战要领以及双方通信情报和人员情报等。本文则主要考察日军在中国华北针对中共的情报活动(2)本文所称“情报活动”，是指军队为实现其目的而开展的和情报有关的所有活动，主要包括情报组织的构成、情报机关(部队)的运用以及情报业务(收集、分析、发布等)的开展。

卢沟桥事变后，以延安为根据地的红军，以参加抗战为条件，于1937年8月22日由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改编为八路军，25日发表朱德任总司令、彭德怀任副总司令的通电，召开誓师大会后即开赴前线。日本方面则于8月31日、11月7日分别组建华北方面军和华中方面军，试图以武力威胁和外交努力尽快解决事变，并在占领区成立政权，维持和恢复“治安”。

华北方面军对共情报活动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一是从组建华北方面军到遭遇百团大战(1937年8月至1940年8月)，二是从百团大战到组建华北特别警备队(1940年8月至1943年9月)，三是从组建华北特别警备队到战争结束(1943年9月至1945年8月)。

为掌握中共的真实情况，日军先后成立了各种情报机关和调查机关，主要有华北灭共委员会、华北方面军司令部特种情报班、华北方面军司令部第二课、兴亚院华北联络部政务部、华北综合调查研究所和华北交通会社特别调查班等。

其实，华北方面军早在1937年12月之前就已关注到中共及其军队，认为“讨伐匪贼的重点是共匪，特别是要尽快破坏共产地带的形成”。

但与此同时，1939年9月，负责情报工作的华北方面军司令部第二课只有九人，课长由宣传部部长兼任，负责防谍的参谋还兼管特种情报，人员配备不够充足。此外，虽有负责“和灭共有关的谍报、谋略工作”的参谋，但并没有专门负责中共情报的参谋。应该说，此时的华北方面军对中共情报的挖掘是很不充分的。

2.《情报工作规定》与《情报收集计划》

华北方面军及各部队通常根据《情报工作规定》和《情报收集计划》开展工作。1939年2月的《情报工作规定》指出，“除和当面敌军占领区内的共军、共党及其他兵匪有关的情报外，还要收集中国全境、苏联及外蒙古的情报，以期圆满完成部队任务，而且要进行有利于大本营和附近友军的情报收集”，并对有组织、有效率的情报活动作出规定，如报告和通报、情报分发、情报会议的召开、气象资料和兵要地志的收集与报告、重要资料的采集、俘虏与没收地图的处理、地图的分配、谍报工作适用人员的调查等。

华北方面军1939年1月的《情报收集计划》明确规定了各部队的情报收集范围，确定对共情报收集主要由宪兵队负责，并没有特别要求部队和特种情报班将中共情报作为收集的重点。该计划还对情报提交报告和处理要领作出规定，特别重视兵要地志，规定“直接影响当前作战的兵要地志要一事一报，执行新作战行动的部队在行动结束后要尽快报告”。1941年5月的中原会战就有兵要地志的成果。为了不泄露作战意图，还严禁参战部队实施现地战术和现地侦察等活动，做到彻底防谍。

同一时期，在山东作战的及川支队的《情报收集计划》也没有直接涉及中共的内容，这类情报被包含在“敌情地形民众动向”这一综合目标中，规定“与军、师团、特务机关、宪兵队保持联络，加强和增加针对重点方面的谍报手段，收集和利用通过上述手段获取的情报”；“科学谍报指的是利用通信情报等科学手段收集的、除文书谍报和人员谍报之外的情报。应该说，这是把上级部队和宪兵队提供的情报作为利用的前提了。

3.情报收集手段

华北方面军1943年7月总结的《情报工作参考》将情报工作分为普通情报和战场情报两大类。前者主要依靠驻外机构和军队、无线电监听、通信窃听等手段；后者主要依靠军队搜索，侦察机关搜索，特种机关情报收集，询问俘虏、伤员、民众，调查缴获的文件记录和使用战场间谍等。

宪兵队主要在日占区构建情报网，同时通过利用外部机构、邮件检查、间谍使用、电话与无线电监听、拘捕者调查、盘查、检查等手段收集情报。

而一线部队，以上述及川支队为例，“主要依靠密探，同时还通过电话窃听、科学谍报及空中侦察等手段收集情报”。

4.完成的报告

华北方面军的《情报工作规定》明确指出，“收集到的情报经综合审查后形成情报记录或特报，下发相关部队和机关。其中特别重要的情报要一次一报，通过电报、文件报告或通报相关部门”，即对各情报机关掌握的情报进行集中、分析，逐级上报参谋本部等部门，同时下传至所属部队。

华北方面军收集的情报主要形成两类文件：一是方面军第二课定期出版的情报文件，包括情报记录甲(作战讨伐、警备相关敌情)、情报记录乙(治安情况)、情报记录(防谍)(欧美各国活动情况及防谍必要资料)、“剿共”情报(中共势力的真实情况)、战时月报(当面敌情、管内治安情况等)；二是临时报告，主要有特报(经综合整理的针对特定问题的详报或参考资料)以及电报、电话等。

以下是几份作为特报发出的文件：

《最近华北共产党活动概况》(1938年4月14日)：呈报陆军次官，有关华北中共组织及地方工作情况。

《关于共产党政治部》(1938年11月18日)：关于中共的政治组织、军事委员会及宣传工作的总结，其中包括在各地收集的传单等。

《延安方面共产区状况之一部分》(1938年12月12日)：通过前往延安的某国摄影师掌握的材料，记录了日本俘虏和苏联人的情况。

《共产党及其军队(匪)干部名册》(1939年3月)：一份约350人的名册，供“讨伐”使用的资料。

《共产党八路军冀东地区抗日对策状况》(1939年11月)：根据在通州抓获的共产党工作人员供述总结而成，记载了抗日宣传、争取同志要领、日军守备队袭击计划、武器弹药补给、密探配置、组织系统图等内容。

《红色抗日县政府之县治行政(山西省和顺县共产地区情况调查报告)》(1939年6月)：方面军司令部非正式职员、华北灭共委员会的三崎良一在山西和顺县滞留两个多月后完成的关于中共地区情况调查的报告书，记录了中共力量壮大经过，中共行政、财政、货币、经济政策以及教育、文化工作等内容。

5.情报主任会议

1939年12月1日、2日，华北方面军司令部、中国派遣军、各部队、宪兵队等相关人员召开情报主任会议，华北方面军司令官、参谋长列席。参谋长笠原幸雄首先介绍了中共的威胁和加强情报工作的要求，表示“重要的是组织完善先进且周密的情报网，掌握敌方抗战力量的核心真实情况，特别是‘华北治安之癌’的中共，要尽全力收集相关情报。同时，希望对其思想战对策也能进行充分的研究”(24)北支那方面軍参謀部「情報主任者会同席上ニ於ケル方面軍参謀長口演要旨」(1939年12月1日)、「陸支密大日記(昭和14年)」第75号、防衛研究所戦史研究センター史料室蔵。。接着，第二课课长介绍了国民党军队、中共军队的情况，以及苏联在陕西、甘肃、新疆的活动情况。同时，他还向与会人员分发了中共及其军队编成系统表、华北中共军队概况要图、中共军队向西调动情报等详细资料。随后，各部队介绍了各自管区内的情况，其他参会人员也发了言，对有关情况进行研究恳谈。(25)多田部隊本部「北支那方面軍情報主任者会同関係史料」(1939年12月1日)、防衛研究所戦史研究センター史料室蔵。

这次会议使大家认识到只有中共才是“华北治安之癌”，明确了华北方面军“治安肃正”的对象，而且对中共必须进行综合的、有组织的情报收集和实质性研究工作(26)防衛庁防衛研修所戦史室『北支の治安戦(1)』、218頁。。

综上，华北方面军的情报组织以司令部第二课为最高机关，并按照《情报工作规定》和《情报收集计划》，利用各种手段收集情报，对情报进行整理、归纳后定期或临时报告和发布，而且还通过召开情报主任会议形成共识。从总体上看，华北方面军的情报工作还是较为合适的，并没有发现其在情报工作上的特别问题。但不可否认的是，针对已经被认为是“华北治安之癌”的中共的情报收集，则是以宪兵队为主，一般部队的相关工作并不是很彻底。

如前所述，虽然华北方面军早在1937年就已认识到中共的威胁，但大本营陆军部在1938年10月的《对华作战参考资料》中称：“恢复中国治安的最大问题是赤色势力，为消除之，必须首先根除中共军队”；“蒋介石逃到西南后，现在的麻烦是受苏联影响的中共军队。要尽快恢复治安，让中国四亿民众安居乐业，我们首先要将他们从中共军队的红色之手中解放出来”。他们认为中共始终依附苏联，只是在扰乱日军后方，并没有将中共视作重大威胁。参谋本部的今井武夫也回忆称：“以作为主管部门的中国课为首，整个第二部对当时深刻变化的中国军事情况，特别是对中共和共产国际的认识是不够的。”

中国派遣军虽然对中共壮大力量有所认识，但也只是判断中共在和国民党争夺地盘，对中共的总体评价过低。他们在1940年3月向陆军省提交的《关于国共相争之观察》中提到，中共乘国民党军队因日军“讨伐”而势力衰退之机，进入山西省北部、河北省一带、山东省大部和江苏省北部，成立共产党行政组织并征税，还缴获武器弹药，加强武装，以维持超过其实力之上的地盘。

2.华北方面军的评价

华北方面军在1937年10月的《军队实施治安维持指导之参考》中称：“我军征伐目标是以排日抗日为根本政策的国民党政府及其指挥下的抗日前线的中国军队，决不是普通民众。”。这是当时负责“治安”维持的第三课完成的文件，其目标始终是国民党，并没有发现涉及中共的内容。如前所述，第二课于同年12月将“讨伐重点指向共匪”，而且也注意到了共产党的存在。但因八路军仍未进入河北，他们始终将中共力量等同于“匪贼”，认为其大部分是被强制征兵的农民，称“所谓共匪，多是和兵匪同流合污，被共产分子操纵的土匪群占其大多数，纯粹的共匪数量并不大”。关于中共力量，有报告指出：“中国红军被改编成八路军时的兵力有4万余人”；“治安上的祸根是土匪的骚扰和盘踞在省内的中国军队”。第二课也将国民党军队当作维持“治安”的重点。

宪兵队1938年6月开始感觉“共产党的赤化工作进展很快，事态让人非常忧虑”。之后，华北方面军也认识到，1938年9月底“共产党(游击队)及共产匪团约15万2千人”，10月底增加到“约16万5千人”。到1938年下半年，华北方面军也对中共力量的壮大产生了危机感，例如，华北方面军认为：“山西和与之相连的太行山区已成为共匪巢穴，并将波及全部华北。”“毫不过分地说，华北大部分匪群已被赤化……皇军应尽快分散配置，剪除此祸根，永久恢复华北治安。”“可以断言，今后华北治安的对象应该是共产党军队。”。

华北方面军对武力“讨伐”和“治安”工作的成果寄予希望，认为“虽然中共发动群众工作进展很快，但日军各部队的秋季讨伐和分配配置，使治安工作逐渐取得成效，华北治安肃正工作看到了曙光”；“虽然10月以来华北治安恢复看到了曙光，但这种倾向仍然在继续”。据他们估算，1938年7月到1939年4月，“共匪”数量应该在81000人至208000人。

1939年，中共发动群众工作有了进一步发展。华北方面军意识到，中共在地域和兵力方面都有了大幅增加，恢复“治安”并不容易，称“分散在我治安区域内的中共军队有正规军12万人、游击队11万人、自卫部队五六十万人，共计约80万人，他们仍在继续着灵活的群众工作，离形成真正明朗的华北形势还很遥远”(41)相关报告指出：“除三个县之外，共产党在冀东22个县的其他县活动猖獗，境况艰难。”“三四个月之前，前往京津地区视察的人认为，北平、天津的地方治安和事变前相比，已经有了大逆转，对日本统治中国非常悲观。”。同一时期在华北视察的日本众议院议员神田正雄也报告称，因共产党渗透，华北“治安”情况更加恶化。

根据1940年1月的情况判断，华北方面军认识到八路军已经有了质的提高并进入山东，新四军也已经北上。相关情报指出：“八路军、游击队以晋察冀为中心开展活动，其组织也在不断扩大。虽然共产党军队还没有进入山东，但自1938年秋季以来已经崭露头角，最近到处都出现了八路军、游击队的活动和政治工作。此外，在华中，新四军逐渐北上，向河南、安徽、江苏开进，也将形成又一个‘治安之癌’。”。但可能是有中方资料称1940年八路军只有40万人，华北方面军对中共军队力量的估计明显过低。

关于国民党军队，华北方面军认为，1939年5月，“国民政府正规军约50个师、38万人，游击队约22万人，匪团约2万人”，其正规军兵力是中共军队的三倍以上。同一时期华北方面军的情况报告中所称“敌军”，首先指的是国民党军队，并称“中共游击战有向特务工作转变的倾向”。冀中游击战的水平比较低，与中共相比，国民党的威胁更大一些。

1939年12月1日、2日召开的华北方面军情报主任会议上，笠原幸雄称，“今后华北治安之癌是中共军队”，希望“要深刻认识到这一点，现阶段治安肃正的根本是要打破在党、军、政、民有机结合基础上成立的抗战组织，要组建完善周密的情报网，努力掌握敌人抗战力量的真实情况”。但是，接下来的第二课课长的发言，则重点介绍了国民党军队的情况，也没有在情报工作事项中特别提出针对中共的内容。虽然情报人员认识到了中共的威胁，但相关工作并不彻底。更甚者，关于中共的认识也没有普及到所有部队。华北方面军下属第1军高级参谋富田直亮回忆说：“我们的行动重点是中央军，完全没有针对中共军队的彻底的肃正对策。虽然也关注到他们，但对一线部队并没有强有力的指导。”

尽管如此，仍有报告指出，“越来越可以证实，盘踞在河北省中部以南的国民党军因近期国共冲突激化而南下，我治安肃正的对象要完全转移到共产势力上来”；“1939年6月至9月以后，中共军队力量的发展越来越显著，特别是1939年10月至12月间，中共军队逐渐消灭国民党军和杂牌军，势力越来越大。若置之不理，华北可能成为中共军队横行之地。因此，华北方面军的讨伐重点应全面指向中共军队”。不过，就在司令部第二课加大力度应对这一情况时，1940年8月20日夜，日军遭到大规模奇袭。

防卫厅的战史丛书叙述了百团大战给日军造成的巨大冲击：“因共军势力的显著高涨，爆发性地突然发动了百团大战，给华北方面军造成很大冲击。这也让华北方面军特别是情报人员进行了深刻反省，并以此为契机改革和加强了对共情报活动，之后的治安肃正取得了根本性的进展。”笠原幸雄也回忆说：“当时没有想到百团大战会是如此严重的状态，特别是第二课、第三课受到了冲击，很是慌张。”

华北方面军认为：“此次石太线所遭受的破坏范围广、规模大，各种破坏活动都是企图在不被发现的地方，用爆破、焚烧、毁坏等手段，对桥梁、铁路、隧道、通信网等重要设施进行有组织的彻底的破坏。这些企图都是用隐秘、欺骗等方法巧妙实施的”；“对于此次共军同时对铁路、煤矿进行袭击、破坏，事前没有察觉并抢占先机，警备和情报工作应该进行全面的检讨和再研究”。

日军对百团大战在情报及情报工作上的教训和参考作了总结：

情报方面的教训有：一是事前未能察觉此次大规模奇袭。这是因为敌人未像过去一样实施大规模的统一的破坏和袭击，因此将对方的动向当作常规行动，未能作综合研判；乘我兵力空虚之机，中共地下工作有了意想不到的发展，获取情报比较容易且防奸工作非常彻底；我方谍报网的组织不够充分；情报报告速度存在不足。二是要重视通过保甲制度从中方机构和民众处获取情报，应尽快在重要地区确立保甲制度。三是必须将谍报网扩大到中共地带，并派遣间谍打入中共内部。四是不能只依靠间谍的报告，应努力通过抓捕俘虏、询问中共地区内的居民来收集情报。

情报方面的参考有：一是中共彻底的防奸工作。主要表现在内部保密极其严格、散布假消息和在必要地区禁止民众通行。二是不能轻视事前动向，如共匪向地区外频繁转移、共军将和中央军交战的情报、物资的频繁集结、各地秘密会议的召开等。如果没有轻视上述动向并将此看作局部现象，持续进行有组织的观察，迅速通报友邻部队和报告上级部队，敌人的意图是容易判断的。

情报工作方面的教训有：一是要争取民心；二是要谋求让普通民众易于报告情报的手段；三没有发挥中方机构和密探的作用；四是中共侦谍网的破坏；五是不能被中共声东击西的反宣传所欺骗；六是要注意其他便衣人员和妇女，利用俘虏和归顺者也特别重要；七是一线谍报经费的增加。

情报工作方面的参考有：一是中共广泛而彻底的群众工作。我警备队周边都属其工作范围，群众会把我军情况立即通报给敌方。同时，提前进行周密的侦察，特别是在袭击前两天派便衣人员到离铁路最近的村子里了解情况。二是中共对所属部队做好保密工作，使我方掌握其真相极为困难。三是中共保密工作极为用心和努力，使我侦察工作非常困难。此外，共军发动袭击时的向导是平常接触我军的人员，如邻村使用的中国人中的逃跑者、构筑阵地时使用的挑水工等。

和一年前相比，百团大战后的第二课增加到17人，还设置了专门负责共产党情报的参谋。。1941年11月，第二课又增加到25人，有3名参谋分别负责谋略、作战情报(含特种情报)、一般情报(含宣传、灭共相关事项)，大大强化了综合运用作战情报、特种情报、一般情报的体制和职能。

2.情报收集计划的制定

华北方面军认为，“遭受此次奇袭后，我军为了将来不再遭受此种失败，确保我军威信和彻底消灭共军，将实施晋中作战”，并于1940年9月1日至11月26日实施了数次反击作战。其中，10月13日至11月26日实施的“晋察冀边区肃正作战”的情报收集计划，详细规定了作战前后情报收集的重点。作战前的情报收集重点是：边区内共军各师及其他武装力量驻扎地区(尽可能详细)及其隶属系统，特别是根据地；共军各级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住址；边区政府下属行政公署所在地及其负责人名单和组织；武器弹药生产地及仓库、被服粮草仓库、印刷厂、金融机构及教育机构所在地；地形、交通、通信网的情况，以及部队构成装备方面应该特别考虑的事项。作战期间和作战结束后的情报收集重点是：共军、“匪团”、各种机构及其动向，特别是转移情况；共军、“匪团”战斗力判断及战法上的特别之处；共军实施的关于民众、思想、征兵、行政、经济、金融工作(含日占区)的真实情况及民众反应；武器弹药资材粮草及其原料补给渠道与真实情况；地方资源特别是煤炭、群众必需物资等情况；兵要地志资料。该计划还特别提醒：对主要俘虏应进行鼓励并送至各部队司令部，获取情报后将其为我所用；鼓励收集各种文书，主要文书按流程完成后尽快送交华北方面军司令部；为收集情报，应注意不被敌人发觉我方意图。

“讨伐”作战的目标当然是中共军队，情报收集的重点也都集中于此，具体包括政治、经济等范围很广的内容，还有俘虏的利用，甚至还注意到了文书情报的获取与保存。华北方面军吸取百团大战的教训，同时也看出其不同寻常的决心。

1941年3月华北方面军制定的《情报收集计划》，要求各部队收集“一、作战地区内和治安有关的敌各种势力情况，特别是中共情况；二、作战地区内外交通、通信及补给系统路线等；三、经济金融及其他各种谋略意图等”，要求特种情报班“重点掌握华北方面军占领区治安肃正所需之情报，要将主要力量放在治安肃正所需的占领区内外正规军及兵匪情况”，特别要求注意收集有关“治安肃正”和中共军队的情报。

3.中共密码的破译

百团大战后，第二课马上增加了收报机，同时增加特种情报班人员，集中力量破译中共密码。他们虽然经常能追踪到国民党军队的特种情报，但对于中共，连信号捕捉都很困难。特种情报班最终于1941年2月中旬成功破译部分中共密码，掌握了历史上第一份中共情报。关于密码破译的困难，中国派遣军特种情报部的稻森利助回忆说：“密码破译非常不容易，这种身心的劳苦只有破译者自己才能知道，这是其他人无法想像的辛苦。”。时任第二课特种情报参谋的横山幸雄也回忆了在破译中共密码方面取得的成果：“成功破译中共密码，确实刷新了情报价值。这个成功不仅直接有助于提高治安情况，而且随着之后破译工作的进展，逐渐掌握了中共的整体动向，甚至是掌握了涉及中共特点本质的政治、经济、党的领导原则等内容，奠定了课长和山崎参谋(第二课专门负责中共情报的参谋——笔者注)所希望的中共实际情况调查的基础。”

对于特种情报班取得的较大成果，华北方面军给予高度评价，如1941年5月中原会战中“特种情报对于本次作战发挥了最有效的价值”；“迅速准确地掌握敌情，而且还经常明确得到友军状态的情报，可以说，这些都归功于特种情报班的工作”。

4.对共调查的进步

随着对共情报工作的灵活化，对共调查也取得显著进展。1940年10月华北方面军完成的《关于华北共产势力的观察》，比过去的报告更加广泛和深入，是一份接近中共本质的报告，内容涉及兵力数量、意图判断、兵力分布、战法、通信联络手段、防谍、后勤补给、发动民众、金融、教育等。1941年提交中国派遣军的《共军战力观察》，根据详细的统计资料对中共人员素质、训练情况等作了分析。华北方面军在掌握中共真实情况方面非常自信，认为“中共的外貌已逐渐明朗，相信我方能够准确掌握其真实情况，制定对策、尽快消灭他们的时期已经到来了”。

这一时期，中央灭共委员会(黄城事务所)调查部通过加强华北方面军第二课外围组织力量和宪兵队司令部的支援，扩大了调查范围，在制定对共政策建议、宣传启蒙(完成《剿共指南》等)等方面也发挥了作用。1941年6月出版的月刊《剿共指南》第一期的内容就很丰富，涉及中共及其军队的各种工作事例、解放区情况、干部简历、财政经济政策、年中主要活动及纪念日解说、对党员的问询及鉴别、各种条例等，“综合中共、八路军的各种情报，让前线官兵了解其全部情况，研究其政策，同时宣传我方对共施策的各种事例，供现地各单位参考”。

华北方面军于1941年12月成立“对共调查班”，加强对共调查，将黄城事务所的职能扩大，使其成为部队组织内的机构，总部设在北京东六条的一所宅邸中，在济南、太原、石门成立分部，并配置于当地日军部队。“六条公馆”的名称就是对共调查的代名词。黄城事务所成员中增加了陆军中野学校毕业生、宪兵、各部队情报军官等，同时开展敌方工作情况调查、缴获文书分析、“治安”对策研究和建议、情报综合评价、对当地部队进行有关中共情况的教育、《缴共指南》编辑发行等。1942年、1943年，“六条公馆”的成绩最为明显。

三崎良一回忆称：“华北方面军为了加强下属部队的对共情报工作，除编写下发调查报告和各种资料外，每个部队还要召开对共情报会议，可以说，这是黄城事务所调查部的全盛时期。”横山幸雄也回忆说：“通过特种情报，我们对中共谋略的巧妙和组织化感到惊讶。第一次宣传真实情况的对共调查班的调查记录经常被嘲笑为多少有点恐共病，甚至遭到中共宣传机关杂志的批判。不过，事实就是事实，大家越来越相信他们宣传的对共情报，其权威性慢慢得到认可，本乡课长(第二课课长本乡忠夫——笔者注)对共施策顺利走上正轨了。”

中共军队为什么要改变过去的游击战方针，转而发动大规模的百团大战？会不会再次发动同样的攻击行动？这是华北方面军当时最为关心的问题。中共军队在百团大战后因日军“扫荡”又恢复了游击战。相关情报指出：“今年8月底，共军改变过去战法，实施所谓的百团大战，后因我军彻底的扫荡，破坏了共产党大部分根据地，历经三年积累的资材大部分也被我军破坏，其扩充的兵员质量低下。因此，共军重建需要时日，目前又恢复到以前的战法了。”因此日军警惕1941年中共军队战斗力恢复和再次实施积极的行动(78)相关情报指出：“可以肯定的是，共军逐渐从损耗中开始恢复，部队调动频繁，行动也越来越有活力，将要采取积极行动的迹向越来越明显。”从牵制日苏开战的观点看，日军似乎是在警惕中共军队发动第二次百团大战。相关情报指出：“企图发动第二次百团大战和中共北方局重建平原根据地，都是为牵制和阻止日苏开战。日军缺少出动的条件，应密切关注今后之动向。”

华北方面军判断，百团大战前的1940年5月，中共有“正规军约12万人，游击队及共产匪团约16万人”。但百团大战刚刚结束后的1940年11月，华北方面军仍然认为，中共有“正规军约14万人，游击队及共产匪团约16万人”。即使到了1941年3月，他们判断“华北共军33万人(不包括地方游击队、自卫队)”。对于中共军队，华北方面军可能作了过低评价。时任华北方面军作战主任参谋的鸟贯武治也回忆称，第二课即使在百团大战后，“因为共军兵力分散隐蔽，所以作了相比真实情况要低的判断”。

1941年到1942年情报工作取得的成果，对改善华北“治安”发挥了很大作用。华北方面军认为，因1940年5月之后的扩军工作，中共军队由质向量转变。由于兵员素质低下，军民离心、士兵丧失作战决心、补给困难等倾向在不断增加。于是日军实施了数次“肃正”作战。在日军猛烈的攻势、共军自身各项政策的不灵活、国民党政府的反共运动、因恶劣天气农业减产等多重因素影响下，1942年前后的中共处于非常艰苦的环境。中共除了缩小解放区、精兵简政、生产自救(增产)、开展整风运动统一思想外，还加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彻底实行新土地政策，以防丧失民心，在困难中坚持。上述《剿共指南》指出，经济封锁给中共经济造成了非常严重的影响，解放区的石油、纸、铁、食品、卫生材料等明显不足，这成为群众及八路军战士产生不满情绪的原因。

1942年9月，华北方面军认为中共的活动减少，而且解放区的维持也非常困难，称“中共从七七纪念日之后发动政治攻势，9月上旬结束，这种谋略袭击事件大概是终结了”；“中共北方局在讨论彭德怀的《关于坚持华北平原根据地的问题》之后，向部队传达，决心重振局面”。10月，华北方面军称“华北共军有22万人(不包括地方游击队、自卫队)”，判断其正规军兵力大幅减少。

华北方面军认为，中共正通过温和发动群众的方式来扩大力量，称“共军避免武力战以消耗战斗力，用温和的方式扩大兵力，党政军相结合开展有效活动，以及军事行动以外的政治、经济、思想等各层面的积极活动，以图力量的发展壮大。在我占领区内，针对蒋系势力薄弱方面开展的秘密群众工作越来越深入，这个工作效果的地区范围越来越广泛，越来越深入。这也正是虽然蒋军处于颓势，但华北治安肃正并没有完全合我意的根源所在”

关于国共双方的关系，华北方面军认为，因抗战必要性而继续的国共合作，意味着中共相对于国民党的政治地位有了提升，但即使中共作出妥协，双方冲突也将会更加严重。

1943年华北方面军频繁实施“肃正”作战，称夏季前后“中共依然在党军政民四位一体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目标下，加强各种力量的集结和总动员，以扩大势力，同时坚持开展政治攻势和游击战，通过各种政策尽力培养和强化抗战力量，以确立抗战态势”，认为中共的行动越来越频繁，加之战局影响，部分民心有所动摇。

日军方面，因整个战局恶化而抽调精锐部队，加之兵力的改编与新编，造成警备兵力频繁调动换防，装备减少，兵员素质降低，士气不振，战斗力减退。而中共方面，经百团大战之后两年多的温和扩军、地下工作和政治工作，以及为配合联合国的攻势，中共的活动更加频繁灵活，得到了更多民众同情，力量迅速壮大。自1941年之后已经好转的华北“治安”，从1942年底开始逐渐恶化。

因形势继续恶化，为对付中共及其军队，日军于1943年9月20日成立“华北特别警备队”。

为消灭共产党，除破坏其外在势力外，还必须搜索、破坏其秘密组织，特别是指挥中枢和秘密设施。当时侦破中共秘密组织和秘密活动能力最强的是宪兵队，但宪兵没有战斗力，故产生了将其和战斗部队整合、使其具有破坏能力的想法，于是就组建了华北特别警备队。

华北特别警备队的基本任务，是“在华北实施侦破敌之秘密组织和秘密活动的秘密战”，司令部(司令官由中国派遣宪兵队司令官兼任)设在北京，最早由五个警备大队(后增加到十个)、教育队、六个特别侦谍队(后增加到九个)、临时特别情报队(1944年4月临时组建)组成，包括文职人员在内约11400人，各级指挥官和主要职位由宪兵科军官担任。

在情报组织方面，情报参谋由华北方面军第二课前任参谋兼任，除侦谍队和特别情报队之外，还有司令部内部的情报班、对共调查班(含中共俘虏训练所)、六条公馆、科学侦谍班(电话监听、邮件检查、指纹采集等)、无线电探测班、翻译班，甚至各警备大队都成立情报班和对共调查班，各个指挥官都有独立的谍报组织。

特别侦谍队配备在政治、经济、资源方面的重要地区，“在城市、重要设施和资源地区对中共组织活动进行调查，以及针对民心动向和因我治安地区特殊性而成立的外围伪装组织情况进行调查”，主要负责地下组织的侦查与破坏。特别情报队主要配备在没有警备大队的地区，除收集中共情报外，还负责收集经济、民情、交通等普通情报。

2.华北特别警备队的情报收集与对共调查

华北特别警备队的《情报收集计划》指出：“情报收集的重点是侦破所负责地区内的敌人秘密组织及其活动之必要情报和资料，以及为有利于整个作战指导而收集中共动向观察资料，还有为准备作战而收集所配备地区周边敌情和太行分局、北方分局相关情报。”重点是党、军、政、民众组织的领导及其活动，经济、治安、兵要地志等诸多内容。共产党县政府、县委等组织名称是作为各地区特殊情报收集要目记入其中的。调查方法方面，“重点是对被捕核心干部的讯问、文书情报以及现地实际调查”，特别是重视对被揭发者的讯问和扣押文书的分析。即使是连队一级，也被要求将情报工作的目的和重点内容完整地传达给下属部队。相关规定指出：“情报工作的重点是在第二中队所辖地区，收集侦破敌之秘密组织及其活动以及执行其他任务所必需情报和资料。”“获取文书资料(文献、地图、照片)后要尽快送交连队，要研究重要文件和密码本的快速送达手段”；“对于俘虏(特别是中高级干部)，要尽快就所要了解事项进行调查，然后将所掌握情况报告连队，对于出色的俘虏要格外注意”；“对于从俘虏及尸体上获取的武器、文件及其他物品，整理后要尽快上报连队”。

《对共调查实施计划》指出：“一、中共党、军、政、民组织及其实态的调查，特别是探明其弱点和特点并观察其未来之动向；二、收集并研究营及特别侦谍队的剿共战斗，提高剿共秘密战技能。”除要探究中共弱点外，还要有利于教育训练快速增加的特别警备队人员。调查项目涉及中共全部活动，如军事(编成和装备、补充和补给、后方机构设施、法令和制度、教育，以及军纪、团结和士气)、党(党组织、党员、党的活动情况、重要政策命令)、政(行政组织、财政经济、农业、文化)、民(民众组织及其活动)、秘密战、社会变革、民心动向、新政权等。同时，为适应各地区的不同特点，该计划还明确列举了每支部队在所负责地区的不同调查要点。

根据过去六年“治安战”的经验、情报收集和对共调查成果，该计划明示了非常具体、详细的情报收集项目，而且特别重视文书情报和通过俘虏收集情报。

3.《情报工作参考》与《剿共指南》

这一时期华北方面军情报工作和对共调查的集大成者，就是《情报工作参考》和《剿共指南》。《情报工作参考》“以提高情报军官能力为目的，记述了作为情报军官应该知悉的和情报有关的全部内容”，重点介绍了对共情报和“治安”情报。关于对共情报，该文件指出，“共军是中共的武装力量，如果只是从军事上进行观察，就无法探明其真实情况。对共军情报业务，必须搞清中共全部军政工作”，提醒必须将军事和政治结合起来观察中共及其军队的特点。

《剿共指南》共两卷。大城户三在序论中分析：“过去剿共作战效果不好，是因为我方对共认识存在不足，不了解其真实情况，不知道其抗战情况，只能徒劳地追击共军。而共军却积累了对日抗战经验，民众也加入了反动的抗日行动。”他认为，过去的对共认识是不充分的，无视其实际情况而进行的作战反而让民众走到了抗日的一方。编写《剿共指南》的目的是“根据本指南，掌握中共活动及真实情况，以期彻底提高对共认识，并有利于剿共作战”。第一卷主要介绍中共组织情况、各种工作和政策，由“总论”“中共的组织与现状”“中共军队的组织与现状”“中共行政”“中共外围组织”“中共经济工作”“文化政策”“中共最近新动向”八编组成；第二卷主要介绍作为对共施策的作战警备、情报、宣传和经济政策，由“中共基本理念”“作战警备”“对共情报”“对共宣传”“政务经济施策”五编组成。《剿共指南》与《情报工作参考》有很多重复的内容，《情报工作参考》是供情报工作者使用的，而《剿共指南》则供情报工作者之外的负责对共施策的人员使用。

《剿共指南》还特别指出，“消灭中共的关键，是通过周到细致的谍报活动掌握其核心秘密组织真实的全部的情况，制定周密计划，果断根除，彻底消灭”，“根除时，要通过间谍渗透掌握其核心组织(至少是区委以上)的真实情况，然后共同实施根除行动”，强调了情报工作的重要性以及在敌人内部组织安插间谍的要领等。

4.参加“一号作战”对对共情报工作的影响

1944年4月，为摧毁美国空军基地和打通中国大陆南北交通线，中国派遣军开始了针对国民党军队的作战(“一号作战”)。华北方面军主力参加了黄河以南的作战(京汉作战)。华北方面军指挥的中国派遣军特种情报部北京支部也组成推进班支援作战，因此该时期在华北获取的中共特种情报不得不大幅减少；而在1943年前后，这类情报要占到总量的约八成。

关于中共，华北特别警备队认为，尽管经历了几次根除行动，但其势力仍在增大，活动也越来越频繁。1943年10月的报告称：“地上地下的战斗力逐步得到充实……正在加强总反攻态势。此外，交通、通信线路的破坏和针对重要战争资源的行动，也越来越频繁。”

因参加1944年4月的“一号作战”，华北方面军管区内的警备力量非常薄弱，作为进攻部队后备力量而组建的独立步兵旅团的兵员素质和装备非常不理想，战斗力低下，其他部队也扩大了管辖区域，增加了负担。京汉作战结束后，华北方面军又抽调四个师团转防他处，并组建警备师团作为后备力量。但因为占领区扩大到黄河以南，所以警备力量很是薄弱。视察京汉作战战场的参谋次长秦彦三郎向大本营报告称：“作战期间，过去占领区的治安情况急剧恶化。”

1944年下半年，华北特别警备队认为，“延安共匪在各地运用大兵力的成果，就是给我方地方行政机关特别是基层组织造成严重打击，除冀东地区外，地方行政有全部萎靡停滞的倾向”，“中国方面的武装组织动向越来越低调，特别是因敌之两面工作的渗透，叛变情况相继发生，对此应严加防范”，指出必须防范中共军队频繁的武装攻击和中方新政权武装组织的叛变。

1944年初，华北方面军称，“中共已经进入反攻阶段，号召进行总反攻准备”，“中共的总反攻，并不只是依靠困难的单纯的军事进攻，而是由依靠政治攻势争取到的新政权武装组织和民众共同实施的武装行动”，认为中共已经进入反攻阶段，其部队主力控制根据地内部，一部分实施游击活动，同时判断他们将采取针对日军士兵的反战运动、中国新政权和民众的赤化抗日战略，提醒防范“通州事变(107)指1937年7月29日，冀东防共自治政府保安队袭击日军驻通州守备队、通州特务机关及日本侨民的事件(通州事件)。的袭击(内应外攻)在华北各地区一起爆发”

《剿共指南》还指出，今后可能引发“治安”问题的新情况有：“新政权腐化堕落更加严重”，“因数年战祸而引发的民众自暴自弃(感情上的抗日新政权化)”。加上快速无力化的中方新政权，民心向背将成为新的“治安”因素，形势也会更加复杂。中共将采取的应对措施有：“民兵游击战的强化、匪化民众的利用、粮食上依存我方地区、征税方法的变化和民众工作的单纯简单”。

但中共并没有实施大规模的武装反攻，而是将重点放在政治攻势和培养积累自己的战斗力，如扩大解放区、促进局部反攻和地下活动、针对新政权军官及民众制定谋略、加强民众组织动员与武装、开展生产运动和宣传战等。因此，“今后将因形成反日反政权环境而使治安形势更加复杂混乱，中共将出现统制力的弱化乃至政策上的退步”。华北方面军并没有预测到中共将成为中国的领导者。

华北方面军虽然很早就认识到了中共的威胁，但并没有成功地消除威胁，而是容忍其势力不断壮大，在情报工作和形势判断方面存在以下几个问题。

情报工作最为重要的就是要避免先入为主，必须经常对事物作客观、全面的观察。九一八事变后，日军在满洲实施的“讨伐匪贼”、收缴武器、组建战略村等行动，给判断华北中共情况带来很大影响。日军早在1937年下半年就关注到中共及其军队的存在，但因其兵力少、装备差，认为他们只是扰乱后方，不会发动大规模军事行动。这也导致一线部队轻视中共及其军队，认为他们只不过是游击队。

卢沟桥事变后，华北方面军指出：“和满洲相比，军队恢复和维持后方治安要容易得多。”1938年10月，华北方面军还指出，“虽然中共发动群众工作取得很大进展，但因日军各部队的秋季讨伐和分散配置，治安工作逐步取得成果，看到了华北治安肃正的曙光”，对驱逐中共及其军队充满了自信。

曾在满洲参加过“讨伐”作战的折田贞重回忆说：“九一八事变时，作战地区的民众文化水平很低，作为中国人的民族意识也比中国其他地区低得多。而且中共组织还完全没有渗透到满洲，因此，依靠完全没有经验和素养的日本军队，是可以确保当时治安的。日本军队完全不了解中共和中共地区情况，虽然说是对中共作战，但现实是和当时满洲讨伐匪贼大同小异。”

正是因为没有将中共视作重大威胁，所以日军对于党、军、政、民四位一体的中共和反游击战的研究没有任何进展。三崎良一对1938年前日军的对共认识作了评价：“分不清共军和国军的区别，只是研究共军兵力和装备，而对其特有的游击战效果与战略等不作研判。那是一个对共军无感的时代。”曾任第1军参谋的笹井宽回忆说：“有轻视共军的倾向，把它当作和土匪一样的军队，追了就逃，打了就像苍蝇似的飞了。而且，日本军队的敌人是重庆军队，作战是歼灭战，目标是野战军。在这种观念之下，对与无影无踪的共军作战、反游击战对策的实质性研究是很不充分的。”

横山幸雄也回忆说：“对中共的认识非常低下，只是视其为单纯的匪贼，现在想起来还非常惭愧。必须承认，对中共认识的如此不足，是情报负责人的启蒙不够。”虽然有一部分情报人员先知先觉地发现了这种巨大的威胁，但对华北方面军司令部内部和各部队进行启蒙，可能是很困难的。

对军队而言，战绩是必要的。可以通过战场上的论功行赏来影响升职加薪。而且对于长期驻留国外的军队而言，一定程度的战绩对提高士气是必要的。与对中共的轻视不同，日军中存在追击残存国民党军队的风潮。折田贞重回忆说：“经常是为了讨伐而讨伐。日本军队的论功行赏，是所谓的野战军歼灭战一边倒。各部队依然是战绩第一主义的讨伐。”

对于中共，“对付真正的共匪，只能是彻底的讨伐”，“亮出降魔利剑彻底剪除歼灭之，其先决条件是以武力为中心的讨伐，这是确保肃正和稳定的第一要件”。日军从一开始就对中共实施彻底的武装“讨伐”。曾任第1军参谋的土田穰回忆说：“共军到底在做什么？我们偏好生硬的歼灭主义，不重视民众工作，不了解对共治安战的本质。”此外，曾任第110师团长的饭沼守也回忆说：“第1军的武断主义击垮了中央军的力量，但没有充分掌握民心。说是它培养了中共势力，应该是不过分的。”没有对中共的真实情况作适当了解，就强行实施武装“讨伐”，反而让民众与日军离心离德，助长了中共力量的壮大。

华北方面军认为：“中共地下组织的活动越来越隐秘，探知其情况更加困难。只是通过其外围组织从外部获取情报，不可能得到满意的结果。因此，要在中共组织内部安插间谍、培植间谍，打入中共内部掌握真实情况。”因为中共的防奸和保密工作非常彻底，所以间谍在情报收集方面的作用非常大。不过，因为中共主要是地下活动，加之通过除奸工作对人员进行严格调查，在中共组织内部构筑谍报网也是很困难的。饭沼守也回忆了作战行动时的情报不足，称“因侦谍的不充分而遭到共产党巧妙行动的捉弄”。

华北方面军虽然要求各部队增加间谍人数和扩大谍报网，但无法在短时间内找到和培养出色的间谍，反而只能依靠当地间谍。随着战线扩大，不仅需要增加间谍数量，而且讯问俘虏还需要大量翻译人员，最终的结果是：“这些间谍只能是中国人、朝鲜人，他们对中共完全没有认识，而且间谍本身的素质也很低”，“翻译的行为只能招致所在地区民心离反，绝对不会得到准确的情报”，“查验目标和侦谍成果的地方，有三分之二被架空了，被没有任何证明和证据的中国人所操纵”

此外，与华北物价相比，间谍的报酬也很低，因此很难找到合适人员以及共产党(内部)高级别的情报提供者。

在“治安战”中，准确的情报及其送达极其重要。虽然不能说日军轻视情报，但除情报人员之外的其他人员，特别是一线部队对于情报和情报工作的理解存在不足。

一线部队认为特种情报(通信情报)可以覆盖所有目标，他们盲目相信未与其他情报进行比对作二次检查的间谍情报，对抓捕俘虏和缴获文书情报的关注也不够。华北方面军要求部队保持对情报的关注，获取俘虏和文书，指出：“讨伐时不能满足于让敌匪四处溃逃，要从情报角度详细考察其结果。为查明匪团性质、系统、组织、装备、抗战力、土地、民众等情况，必须尽力抓捕俘虏和缴获文书。”

甚至中国派遣军情报主任参谋会议也提出要求，不能只是依赖上级部队通报的情报，而要收集自己部队周边的敌情。会议提出：“纵观派遣军整体情报业务，在近距离搜查收集情报方面尤其存在缺陷。最近各地频繁发生的敌后方扰乱事件，很少是通过近距离搜查发现并进行处置的。甚至在一些下级部队中，有的部队除总司令部、军司令部通报的情报外，很少能侦测了解到当面情况。各位要指导情报负责人要求下级部队不能只是依靠上级部队情报。”会议还列举了一些让人吃惊的事例，如“没有收集自己周边地区情报的具体方法，甚至没有对自己所在地区情况进行充分调查，不仔细研究敌情变化，漫不经心地忽视敌情变化”。由此可知，因情报收集不完备和对敌情变化不关心而遭遇伏击的情况也是很多的。

此外，还有许多部队指挥官错误地认为在短时间内可以构筑起谍报网。大森三彦回忆称：“对于一个目标的侦察，我方通常最少需要六个月的时间。但一些部队指挥官不顾这一要求，因侦察知识的不完备而急于求成。”

一线部队对于情报的认识不足，也有情报工作者努力不够的因素。前述《情报工作参考》指出，军队对于情报工作的理解和关心通常比较薄弱，军队对自己收集情报缺乏热情，隐瞒有价值的情报、不能妥善处理有分量的俘虏和投降人员的情况也不少。《情报工作参考》提出：“为了改变这种现状，情报人员要努力保持与军队的联络，提供所需情报，并对军队掌握的重要资料表示感谢。”

驻留国外的军队也有无奈之处。不仅收集对方情报比较困难，日方的防谍工作也很困难。日军虽然严防情报泄密，提醒说，“敌方谍报机关巧妙潜入我方严密的警戒网并到处活动，在开战数日前获取接近我真正意图的情报”，但日军雇佣人员、民众，甚至是间谍中也有通共者，许多相关人员都讲述了防谍的困难。例如相关人员回忆称：“中共掌握了民众，甚至是向日军学习成立特务机关，在各地掌握日军组织概要和行动详情，进行适时反击或适时回避。”

“在军以上的大规模剿共战中，中共掌握了行动计划，在作战开始前就已疏散，或采取周到的对策，我方完全没有战绩。”

“(中共)情报收集和传送极其迅速准确。住在我军周围和我军雇用的人一定全部都是敌方密探。有通过做次日饭茶了解讨伐计划的，有通过起床出发准确了解出发时间和讨伐计划的，并将这些情况用自行车或开枪的方式传送给敌人。”。

对于国民党军队，情况也是一样。让人惊讶的是，在京汉作战中，华北方面军作战计划全文、战斗指挥所内部配置、华北方面军司令官卧室位置、日军部队指挥官姓名和性格、兵力编组和调动情况等都通过无线电被准确地报告给了国民党军队。

根据《情报工作规定》和《情报收集计划》，华北日军在完善情报组织的同时，运用华北灭共委员会、特种情报班等情报机构，利用各种手段收集、处理情报，发布情报成果，通过召开会议形成情报共享，实施了灵活多样的情报活动。特别是百团大战之后，情报工作效果更为明显，给华北方面军的“肃正讨伐”作战提供了很大帮助，将中共逼到了绝境。

关于对共评价，虽然华北方面军很早就认识到了中共的“危险性”，认为“中共是华北治安之癌”，但因过去的经验、广大的作战地区以及游击战特点，对中共的力量和能力作了过低的判断。这导致华北方面军内部情报人员不足、密码破译迟缓、谍报网构筑不完善以及战绩第一主义盛行。这是对中共施策不够彻底的主要原因。

即使在现代，查明敌方力量编成、战术战法、武器使用等情况也不太容易，判断对方意图则更为困难。在广袤的华北地区和国民党军队作战了八年，加之面临因整个战局恶化而造成的兵力低下等困难，日军在战争结束前对共实施了势均力敌的情报活动。对此，我们还是应该给予某种程度的评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