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高窟由中国古代艺术家和工匠依山开凿，距今天的敦煌市不远，位于罗布泊和戈壁沙漠的边缘。窟中饰以壁画，其建筑形制因地制宜，从沙漠山坡上开凿而出。在中古中国的佛教与世俗题材绘画作品中，敦煌壁画无疑是其中浓墨重彩的一笔。
现存65件画稿呈现多样性
画工为敦煌寺院和石窟绘制壁画时多为即兴创作，比壁面的前期工作稍早或同时，还有一个准备稿本的阶段。在纸上给核心人物和壁画构图打出草稿，这点类似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壁画的做法。不同的是，中国画工的画稿并未被后世系统鉴藏，因此，早期画稿鲜有存世。
画稿指的是绘画的准备阶段，既可以是在纸上作画，也可以是为墙面要完成的作品画出的底稿。画稿与成品不同，它并不精雕细琢，却将艺术创作的“内核”要素展露无遗。这些习作中的符号——包括姿势、环境和认知活动展示了思维惯性，使我们得以管窥创造中的主观体验。
现在我们之所以能研究中古时期画坊如何工作，要归功于1900年在敦煌莫高窟发现的藏经洞，那里保存了当时佛教壁画的珍贵墨迹。这42000多件手卷、绢画等珍贵资料中也包含了画稿。敦煌无疑是亚洲现存佛教寺窟遗存中的圣地，无论是其历时还是文物规模，都可与西藏的布达拉宫媲美。约480年至1250年前后，莫高窟中的佛教题材壁画约有45000平方米。同时，它也是藏有画匠画稿的隐秘宝库，可追溯至中古时期，其中的珍存大部分可以上溯至9世纪至10世纪。
65件现存画稿呈现了艺术创作的多样性，包括：坛场与佛典的仪轨图；为一般绘画提供的参考图样；用于复制石窟藻井之上相同人物的刺孔；对寺窟主墙上关键人物形象的深入研习；绘画练习的涂鸦之作；为描摹绢画而准备的没有涂改的精细作品。它们常常出现在毁损废弃的经卷背面，或经书散页、长卷，甚至那些拼出来的或正方形或长方形的纸页上。从其水平和形式可以看出，这些作品出自长期活跃于当地的画工作坊，也曾归于曹氏父子[后梁龙德元年（921年）至后汉天福十二年（947年），曹氏父子出任归义军节度使]任下的画院。
改写中外对唐代艺术的认知
这些被封存起来的文物直到1900年6月22日才重见天日，当时负责看管敦煌莫高窟的道士王圆箓和助手，发现通往大洞窟（现在称第16窟）的走廊墙壁上有一条裂缝。1906年至1907年间，这些文书经历了又一次迁徙——探险家斯坦因、伯希和挑选了数以千计的文书，并把它们运到了欧洲。
在我看来，敦煌艺术在两方面无与伦比。一方面，莫高窟保存了大量的唐代壁画，而中国中原和偏远地区的人物画因战乱而不存。唐中和元年（881年），黄巢起义军攻入长安城，烧毁宫殿。韦庄曾作《秦妇吟》诗感叹。会昌二年至五年（842年—845年）唐武宗发动灭佛，迫害僧人，阻止佛教活动，长安城内的大量壁画在劫难逃，亦损坏严重。唐大中元年（847年），张彦远《历代名画记》卷三记录了武宗灭佛：“会昌五年，武宗毁天下寺塔。两京各留三两所，故名画在寺壁者唯存一二。”一千年之后，长安城寺塔中的唐代壁画无一幸存，但是敦煌壁画以其卓然的水平和地域特色，成为研究三百年壁画史最好的参考，而当时壁画恰是绘画的主流形式。
另一方面，遗忘在藏经洞里那些保存完好的画稿，可能与莫高窟现存的大量壁画有联系。这些画稿和壁画使敦煌莫高窟成为中古时期中国艺术的重要宝库。其发现成果自20世纪20年代以来，不断改写着中国、欧洲和美国学界对唐代艺术的认知。
如此齐整的画稿收藏别无二处
现在人们认为，佛教文献的重要书库三界寺藏经目录上的内容，即为莫高窟文物的主体部分。这些文书和绘画之所以被封存在窟龛墙壁之后，很有可能是因为受到“丝绸之路”上地区形势变化的影响，比如敦煌和于阗之间的关系。某些重大的历史事件迫使寺僧将大量佛经藏起来，一起放在藏经洞里的还有汉文、藏文、梵文、吐火罗文、粟特文、回鹘文及“丝绸之路”上其他语种写成的公文，内容广泛。藏经洞中有10世纪晚期的于阗绘画，以及于阗的其他圣物，也许就是于阗僧人逃难时带到了敦煌。藏经洞发现的文书最晚到1002年，藏经洞的封存时间最早可以从那时算起。
如此齐整的画稿收藏在中国别无二处。敦煌的这些画稿是18世纪前绘画准备工作的唯一系列物证，借由这些原始材料，可以评估作品的艺术理论和实践。从实践角度来看，这些粉本呈现了自9世纪晚期到10世纪晚期逾百年的时间里，中国中古时期的艺术家如何凭借成熟而专业的技术进行创作。除了这些珍贵的粉本和成千上万幅已完成的壁画之外，藏经洞中的公文亦可堪补充，来解释莫高窟当地的经济结构如何支撑大量创作这些图文的画坊和经坊。在中国古代传统中，艺术实践的经济基础和制度框架、画坊专业而费工的合力创作过程，一般并不会在文献中多费笔墨。而这批极为详尽的材料，则能帮助我们探究供养人、画家和僧侣的艺术创作和虔诚信仰。它们极尽细致地展现了艺术家工作过程的方方面面，亦可据此推测唐代对壁画的评论。
最让人着迷的是，中国画史上开创性的人物吴道子有与敦煌艺术同期的作品存世。在文献记载中，吴道子是开创唐代壁画新风的卓越画家。吴道子的传记呈现了画师的日常工作，包括起稿和对创作的理解。以他的传记为蓝本，我们可以弄清美学理论的改变，当时由道德划分衍生出更宽泛的美学主张，在艺术领域被普遍接受，反过来又推动这种路径发展。
（作者为德国海德堡大学中国艺术史教授、东亚艺术研究所所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