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中后期“心学”盛行一时，士人以谈“心”论“性”为时尚。然而，世人只知有阳明“良知”“心学”，却不知明中后期“心学”除了阳明“良知”“心学”一系外，尚有另一系——“气化”“心学”。“气化”“心学”是由陈白沙肇始，湛甘泉创立，甘泉后学延续，围绕流行于天地的“气”如何归于一“心”展开的“心学”体系。“气化”“心学”长期在学人的视野之外。有鉴于此，本文回到明中叶的学术现场，探析“气化”“心学”的来龙去脉。
“气化”“心学”诞生于“气学”与“心学”的嫁接。明中叶“气学”“心学”重新登场，有其外在的学术背景与内在的学理。就外在的学术背景而言，明初程朱理学一跃成为官方意识形态，并且成为科举考试的依据。这对于朱子学而言，有所得，亦有所失。有所得，朱子学就此登上官方哲学的殿堂，相关论著成为士人必读的教科书；有所失，朱子学逐渐僵化，失去原初的活力。就内在的学理而言，形而上之“理”的宰制性被抉发过度，而“气”则处于被支配地位，无法呈现自身，这就导致朱子学理论日趋僵化。至明中叶，如何激活儒学便成为时代课题。激活儒学的方式无外乎两种：其一，内在的方式。在程朱理学内部重新调整“理”“气”之间的关系，淡化“理”的宰制性，使“气”得以出场。这在一定程度上使程朱理学适应时代的发展。其二，外在的方式。“理”完全退场，“心”重新出场。前一种方式催生了“气学”思潮，后一种方式则酝酿了“心学”的诞生。
如何界说明中叶涌现的这股“气学”思潮？多数学人将其视为与“理学”“心学”并列的“气学”，即在宋明理学这一谱系中，除了“理学”“心学”外，还存在着第三系——“气学”。笔者并不认同这一论断，而是将其定位为“气学”思潮，而非独立的“气学”一系。值得留意的是，这股“气学”思潮不是单一的，而是复调的：一支是因程朱理学的自我调整而诞生于宋明理学内部。面对程朱理学的僵化，一些儒者在程朱理学范围内，试图调整“理”“气”之间的关系，在彰显“气”的同时，将“理”诠释为“气”之“理”。这一即“气”言“理”立场，使“气”摆脱了“理”的桎梏，以主体性身份出场，由是重新激活程朱理学的活力。这一支“气学”，笔者称为“理学”修正系。“理学”修正系的代表性人物为罗钦顺、王廷相、吴廷翰。另一支便是“气化”“心学”。面对僵化的程朱理学，一些儒者干脆跳出程朱理学的窠臼，尝试抉发出人之本然“心体”（“良知”），以“良知”构建一套“心学”思想体系，以此激发儒学活力。这些儒者的代表性人物便是王阳明。不过，一些儒者亦欲建构“心学”，然而其对“良知”的态度并非如阳明般绝对信任，而是清醒地意识到由“良知”建构的“心学”虽然可以克服程朱理学僵化之流弊，然而“良知”乃一己之“良知”，借此建构的“心学”由于没有宇宙论的根基，可能内蕴着空疏狂荡的弊端。如何克服这一弊端而又可以建构“心学”？他们认为需要抉发出“气”，以“气”建构起“气化”宇宙论。在“气化”宇宙论的前提下，将一“气”纳于一“心”之中，“气”“心”相契相融，由是建构起有别于“良知”“心学”的“心学”思想体系。这一支“心学”，由“气学”“心学”嫁接而成，笔者将其命名为“气化”“心学”。阳明以“良知”建构起“心学”体系，本文称之为“良知”“心学”。“气化”“心学”在“气化”宇宙论的支撑下可以克服阳明“良知”“心学”内蕴空疏狂荡的弊端。
杨儒宾在明中叶“气学”思潮的背景下将“气”划分为先天型与后天型。一方面，笔者认为这种分法有一定道理。先天型“气学”与后天型“气学”之同在于皆提倡“气”，共同掀起明中叶“气学”思潮。二者之异在于，后天型“气学”在宇宙论上坚持“气”本论，在“心”“性”论上仍坚持朱熹“天地之性”“气质之性”之辨。先天型“气学”则倡导一“气”不仅流行于一身之外的天地间，还流贯于一身之内。流行于一身之外天地间的“气”只是构成天地间万物的基质，并没有任何其他价值可言，故言之为后天；流贯于一身之内的“气”，则禀赋了伦理价值，可从正面加以评价。这与朱熹“气质之性”之“气”的负面价值形成鲜明对比。在此意义上，可言之为“先天”。另一方面，笔者对“气”的这一划分持保留意见。首先，“气”只有一“气”，即形而下之“气”，只存在后天之“气”，不存在先天之“气”。其次，杨儒宾言先天之气、后天之气之“先天”“后天”，在笔者看来，是就价值层面而言，不是就事实层面而言。最后，“先天”“后天”的划分容易引起误解，即认为世间存在着两种“气”：先天之“气”、后天之“气”。其实，无论先天之“气”，还是后天之“气”，皆是一“气”。
在“理学”修正系视域下，一“气”流行于身外之天地间。“气”作为构成世界之基质，一“气”运化，化生天地间万物。这就是说，“气”作为外在影响因素，与“心”无涉。在“气化”“心学”视域下，一“气”流贯于一身之内外。在承认一“气”运化于天地间化生万物的同时，亦主张一“气”流贯于一身之内，并汇聚于一“心”之中。人之一己之“心”是一“气”运化之机枢。约言之，“气化”“心学”的特质在于一“气”归于一“心”。一“气”运化，生生不已；一“心”充溢着“生意”。在此意义上，“心”是天地间“生意”的渊薮。
基于此，笔者认为罗氏三人属“理学”修正系，湛甘泉、王道、蒋信、杨东明、刘宗周、黄宗羲等人则属于“气化”“心学”系。仔细梳理这些代表性人物，不难发现这些人物皆围绕湛若水展开，是湛甘泉一传弟子，或二传、三传弟子，乃至四传弟子。笔者还认为甘泉与阳明同倡圣学，共同在明中叶掀起“心学”思潮。不过，甘泉、阳明倡导“心学”的方式并不一致：阳明通过倡导知“是”知“非”的“良知”，直接宣扬“心学”；甘泉则在“气化”宇宙论的基础上建构起“心学”思想体系，以间接方式弘扬“心学”。
近年来，阳明学研究如火如荼，反衬了甘泉学研究的落寂。这与甘泉本人及其后学学术地位并不相称。不可否认，近年来甘泉本人思想得到一定关注，并取得一些标志性研究成果。然而，甘泉后学只得到零星关注，作为一个学派，甘泉学派更是没有得到整体性观照。追问其中的原委，恐在于学界对甘泉学派尚存在着误解，认为甘泉为学宗旨是“随时体认天理”，而甘泉后学未能坚持甘泉这一为学宗旨，这就导致甘泉后学呈多元化发展样态。作为一个学派难寻觅一以贯之的红线，这便使甘泉学的发展脉络愈来愈模糊，到了甘泉三传弟子那里，已难觅到甘泉学的踪迹了。其实问题的症结在于，时下学人未曾留意到明中叶崛起的“气学”思潮，及这股“气学”思潮对于“心学”的影响。“随处体认天理”并非甘泉为学宗旨，贯穿甘泉学派的红线亦非“随处体认天理”。甘泉学派学人既重视“气”，以“气”构建“气化”宇宙论；又着重“心”，以“心”建构“心学”思想体系。于是“气化”宇宙论与“心学”之“心”“性”如何协调便成为甘泉学派思想建构、演变、发展的主题。流行于天地的“气”如何归于一“心”，以达成“气”“心”的相契相融，可谓甘泉后学致思的焦点。
（作者系温州医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