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汉时期的考古发掘和研究，作为整个中国考古学的重要组成部分，新时代以来取得丰硕成果。2012年以来“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的17个入选项目，可谓这一时期秦汉考古成就的一个缩影。
城市和聚落考古，是秦汉考古的基本任务之一。新时代以来城市考古的进展，主要集中于郡县治城——中央政府管辖下的区域性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西安秦汉栎阳城三号古城内大型宫殿建筑基址，其年代为战国中期至西汉前期——文献所载的秦至汉初栎阳。北京通州汉代路县故城的发掘、战国楚至宋朝益阳县治所在的湖南益阳兔子山遗址的发掘及1.5万余枚战国楚至三国孙吴简牍的出土，从不同侧面揭示了它们作为县级区域中心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和日常生活的面貌。四川渠县城坝遗址的发掘以及“宕渠”文字瓦当等的出土，确认其郭家台城址是秦汉魏晋时期的宕渠郡（县）治所在；昆明河泊所遗址的发掘及800余枚封泥和1000余枚有字简牍等的出土，初步证明这里是汉代益州郡治所在。这些发现，为探讨秦汉王朝对西南地区的经略及其地方行政制度建设提供了实证。东汉所建之“疏勒城”故址——新疆奇台石城子遗址的发掘，将极大地推动汉王朝经营西域的战略措施及构建的军事防御体系的研究。
各种类型的墓葬，不仅是丧葬文化的物质遗存，而且是当时社会政治、经济和精神生活的物质表现。新时代以来秦汉墓葬考古的进展，尤以帝王陵墓考古为突出。西安江村大墓的全面勘探和外藏坑、陪葬墓的发掘，确认了江村大墓即汉文帝霸陵，纠正了长期以来关于霸陵在“凤凰嘴”一带的传统认识。东汉帝陵洛阳邙山陵区和洛南陵区的勘探表明，东汉帝陵墓冢以地上有圆形封土、地下为南向长斜坡墓道的甲字形明券埋葬设施为基本特征；考古发掘表明，邙山陵区朱仓M722东汉陵园遗址为汉顺帝宪陵，洛南陵区白草坡陵园遗址为汉桓帝宣陵。这些成果，极大地推动了汉代帝陵制度及其发展演变的研究。山东定陶灵圣湖汉墓，是迄今所见规模最大、结构最复杂、保存最完整的一座西汉黄肠题凑墓，墓主人可能是定陶王刘康妃、汉哀帝刘欣之母丁姬。江苏徐州土山二号墓，是保存较为完好并经科学发掘的一座东汉诸侯王墓。南昌西汉海昏侯刘贺墓，作为西汉列侯墓，其随葬品种类之多、数量之众、质量之高都令人叹为观止，显然与刘贺其人特殊的人生经历有关。秦汉官吏和平民墓葬的考古新发现为数众多，如云南祥云大波那墓地、湖北云梦郑家湖墓地、重庆关口1号西汉墓、四川成都老官山西汉墓、湖北荆州胡家草场西汉墓、山东青岛土山屯西汉墓、陕西泾阳大堡子西汉墓、广西合浦望牛岭西汉庸氏家族墓等，可谓秦汉墓葬考古新发现的代表，都真实再现了当时不同社会阶层的丧葬礼俗。
“国之大事，在祀与戎。”古代的国家祭祀活动，在政治统治和国家治理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和作用。新时代以来秦汉时期国家祭祀遗存的发掘和研究，填补了秦汉考古的一大空白。甘肃礼县四角坪遗址整体平面布局呈回字形，是秦代与国家祭祀相关的礼制性建筑群。陕西凤翔雍山血池秦汉祭祀遗址是由坛、壝、场、建筑、祭祀坑等构成的功能结构完整的“畤”祭遗存。西汉初年，统治者以秦人的雍四畤为基础，增设北畤，最终形成雍五畤祭祀五帝系统，血池遗址是其中专门用于祭祀天地和黑帝的场所——北畤。雍五畤之一的下畤遗存——宝鸡陈仓吴山祭祀遗址、雍五畤之一的密畤遗存——宝鸡陈仓下站祭祀遗址的发掘，进一步深化了人们对秦汉雍五畤的认识。秦汉皇帝多次登临的青岛琅琊台遗址的发掘，也是秦汉国家祭祀考古的重要收获。
手工业考古作为秦汉考古的有机组成部分，新时代以来也取得积极进展。西安兆伦村汉代锺官铸钱遗址的勘探和发掘，初步揭示出汉武帝至新莽时期锺官（中央铸币官署和工场）的面貌、铸钱工艺技术及其演变过程。西安杜城秦汉手工业作坊遗址，集铁器铸造加工和陶制品烧造于一体，有助于都城附近县城城市形态、功能及其变迁的研究。浙江上虞禁山早期越窑遗址，堆积丰富，持续时间长，为认识青瓷在东汉起源后向三国两晋第一个高峰的发展提供了可靠的考古学依据。
秦汉时期与交通直接相关的桥梁和关隘遗存考古，也取得突破性进展。西安中渭桥遗址，由3组7座渭河桥组成，其中的厨城门一号桥是目前世界上发现的最大的木梁柱桥。河南洛阳新安汉函谷关遗址，基本究明了关城所在及其布局，填补了秦汉关隘考古的空白。
随着类型多样、数量众多的秦汉遗存的发掘，一大批精美文物随之面世，成为秦汉高度发达的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和科学技术发展水平的实物例证。譬如，云梦郑家湖战国末至汉初墓发现的葬具绘画，填补了秦汉绘画材质与类型的空白；成都老官山2号墓出土的木织机模型，是迄今国内发现的年代最早的多综多蹑织机；老官山3号墓出土的人体经穴髹漆人像，是我国传统医学研究弥足珍贵的实物资料。又如益阳兔子山遗址、昆明河泊所遗址、荆州胡家草场12号西汉墓、成都老官山西汉墓、青岛土山屯西汉墓、太原悦龙台6号西汉墓、徐州土山二号墓封土等出土的内容丰富的简牍和封泥等，都为秦汉时期社会政治、经济、科学技术和文化等的研究提供了珍贵的文字资料。
总之，新时代的秦汉考古新发现，为研究我国统一多民族国家、中华民族共同体和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的形成和演进提供了更为丰富的实证资料，进一步展示了高度发达的秦汉文明，为中华文明的突出特性——连续性、创新性、统一性、包容性、和平性的考古学阐释做出了应有的贡献。
作者单位：山东大学考古学院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
本文为《新时代百项考古新发现》一书秦汉时期专家导读
审核：冯朝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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