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考消息网2月19日报道德国《明镜》周刊网站近日刊登马蒂亚斯·卡特尼希的文章，题为《一名犹太女性如何在上海逃过希特勒政权》，全文摘编如下：
虹口区和上海其他城区一样高楼林立，有地铁站、小餐馆和小商铺。但在现代建筑之间，也坐落着一些让人想起另一个时代的房子。
“这就是我们住过的房子。”莉莉·弗利斯指着一栋老砖房说。保定路的这栋房子有个房间是她在二战时期的家。
“逃离纳粹的最后机会”
现年95岁的弗利斯说，父母原本没打算让她去上海，但这是当时逃离纳粹的最后机会。
最迟在1938年11月的“水晶之夜”后，许多德国犹太人就明白必须离开这个国家了。弗利斯当时姓希施贝格，住在柏林。她如此回忆次日早晨的情形：“街上有很多碎玻璃。我想知道这意味着什么。”
她说，自己像往常一样去上学。在那里，有人告诉她，数千名犹太男子被从床上拽起来，抓进集中营。
父亲开始想方设法带全家逃离德国。但这并不容易。许多国家针对犹太难民制定了固定的接收配额，而且严格照章办事。最后，一座城市的名字在犹太人中间流传开来：上海。当时，这座大都市的一部分由英国、美国、日本等共管。由于各方无法就统一的入境签证规定达成一致，所以任何持有护照的人都可以到那里去。
1938年至1941年，约2万名犹太人——主要来自德国、奥地利和波兰——抓住了这个机会，其中就有弗利斯。1939年5月初，她与父母从意大利的里雅斯特登船前往上海。他们花了3000多德国马克买了头等舱的票，因为别的票都卖光了。当时，她16岁的哥哥汉斯已经设法逃到巴勒斯坦。
基本维持正常生活
弗利斯还记得抵达中国时的情景：难民被集中起来，用卡车送到由英美犹太人经营的临时住所。“男人、女人和孩子都睡在一个房间，床是上下铺那种。”一个月后，弗利斯一家人搬进虹口区的一个小房间。那里没有厨房，也没有浴室，洗手间是邻里共用的。几个月后，占领着上海大部分地区的日本人就没收了这间房。弗利斯一家搬到保定路。
弗利斯的母亲很走运，在上海找到了工作。父亲留在家里照顾孩子。弗利斯在犹太富商哈同家族出资办的学校上学。
弗利斯说，学校里的教学语言是英语，课程包括所有重要科目，甚至有体育和音乐。弗利斯记得她在学校结识了很多朋友。当时她用好几种语言与上海人交流：“我们会说一点汉语，他们会讲一点英语。”那时，她对上海这座大城市了解不多。父母本希望能从上海去美国，但美国领事馆不久就关闭了。
面临“最终解决”危险
这座城市受到中日战争严重影响，赤贫现象随处可见，食品短缺是常态，通胀率很高。1941年10月6日，弗利斯的母亲在给儿子汉斯的信中写道：“我从没见过这么多尸体。”她说，自己每天早上要花一个小时去上班，途中“会见到大约两三具尸体，其中有儿童或因疾病、饥饿而死的中国人”。
1942年6月初，弗利斯的母亲也患上斑疹伤寒，不久就去世了。医生救不了她，几乎搞不到任何药物。
当时，弗利斯13岁。母亲去世让她的日子很难过，父亲更是在这一打击下精神崩溃了。
因为占领上海的日本与德国结盟，所以逃到中国的犹太人也面临着危险：被称为“华沙屠夫”的约瑟夫·迈辛格上校在日本担任盖世太保的联络官。他经常从驻地东京到上海访问，为的是亲自促成对远东犹太人的“最终解决”。有关方案包括建立一座灭绝营，强迫犹太人到盐矿劳动以及凿沉载有活人的轮船。
1943年2月，日本占领当局要求上海的所有无国籍者搬到虹口的一片隔离区。所有犹太人都在此列。1943年5月，上海隔离区建立，正式名称为“无国籍难民指定居住区”。除了约1.6万犹太难民，还有约10万中国人住在那片占地面积2.6平方公里的地方。
弗利斯倒是不必搬家，因为保定路的那栋房子就在隔离区内。但从此，犹太难民只有拿到许可证才能离开那里活动。1944年，弗利斯当上裁缝店的学徒。她记得，尽管当时生活穷苦，但隔离区里文化生活很丰富。犹太人可以自由举行宗教活动，甚至还在隔离区经营剧院和咖啡馆。
“所有名字都对”
1945年5月，欧洲战事结束了，但远东战事仍在继续。7月17日，美国人将上海的犹太人隔离区误认成工厂，轰炸了那里，炸死大约30名难民和数百名中国人。
1945年9月3日，上海隔离区被解放。弗利斯回忆说：“我们高兴极了。”她说，犹太难民被分配了一些食物补给，“有黄油、肉、雀巢咖啡、牛奶和糖”。当时，他们在上海搞不到这些东西。
弗利斯在1947年搬回柏林，又在1948年迁居以色列。她嫁给了在上海结识的男友沃尔夫冈。这对夫妇育有三个孩子，如今他们有十个孙子和四个曾孙。她的丈夫于2002年去世。
弗利斯回忆道，尽管在上海历尽艰辛，但“与犹太人在欧洲所经历的相比，我们的生活就像在天堂”。她留在德国的许多亲戚在奥斯威辛集中营被杀害了。
上海犹太难民纪念馆里有一块牌子刻着所有在上海躲过纳粹政权迫害的犹太人的名字。弗利斯在上面找到了自己婚前的名字，以及她还记得的那些人的名字。她惊讶地发现：“所有名字都对。”（编译/王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