该时段重要的考古发现主要集中于墓葬、瓷窑以及港口遗址。其中陕、甘、宁、青、新等地的新发现极大地丰富了相关认识，不仅体现了不同地区乃至中外之间的文化交流，而且反映了多元一体的政治文化格局，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
城市考古以洛阳地区的发现最为突出。汉魏洛阳城太极殿遗址的发掘，证实了曹魏新建的洛阳宫是最早的一座居北居中“建中立极”的单一宫城，这是曹魏在一统皇权之后，扬弃曹魏邺城骈列制布局的经验而创制的。回洛仓是隋都洛阳城具有战略储备功能的大型官仓，黎阳仓则具有中转性质。这两处官仓遗址的发掘不仅有助于复原当时的地下储粮技术，而且能帮助人们理解洛阳在国家交通运输网络中的重要地位。
吉林珲春古城村寺庙址是高句丽和渤海国佛寺考古的重要发现。其中1号寺是我国境内发现的第一处高句丽佛寺，填补了图们江流域高句丽考古遗存发现的空白。2号寺是首次全面揭露的渤海国高等级佛寺，为辨识本地区渤海国早期建筑遗存提供了标尺。
墓葬的发掘，从帝王陵寝到平民公墓都有重要收获。江苏扬州曹庄隋唐墓葬确认为隋炀帝墓、萧后墓，印证了历史文献的记载，随葬的编钟、编磬与白玉璋表明该墓以王礼葬，为研究隋唐高等级墓葬形制提供了实证资料。
贵州贵安新区大松山墓群是贵州已发掘的规模最大、延续时间最长的一处公共墓地。墓群布局有序，首次建立起黔中地区两晋至明代墓葬发展序列，反映了黔中地区古代文化进程，是中央政府在贵州实行“土流并治”的缩影。
民族考古取得的成果尤为突出。陕西西安少陵原发掘的三座十六国时期高等级墓葬，结构完整，规格高，属王陵一级，推动了对十六国墓葬的甄辨和研究。
内蒙古正镶白旗伊和淖尔墓群是目前所见纬度最高的北魏鲜卑贵族墓群。所出文物既有鲜卑文化特点，又有异域特色，是北魏时期草原丝绸之路存在的物证。
甘肃武威唐代吐谷浑王族墓葬群的基本布局得以廓清。吐谷浑喜王慕容智墓是目前发现唯一保存完整的吐谷浑王族墓葬，体现了墓主遵守唐制的基本原则以及对本族葬俗的保留，随葬品皆为国内同时期相关文物首次或罕见的发现，体现了墓主对唐朝的国家认同和族群认同。随葬铠甲体现了游牧文化中葬以生前器用服玩的习俗，如同阿史那忠墓以及阙特勤墓园所见。此风亦见于青海乌兰泉沟吐蕃时期壁画墓，该墓内首见设置密封的暗格，内置木箱，中放墓主生前所用鎏金王冠和鋬指金杯。
西藏札达桑达隆果墓地和阿里故如甲木墓地、曲踏墓地的发现，为探讨当时的社会结构、生业模式提供了重要资料。上述三地所出金、银面饰形制相类，反映了三地与喜马拉雅山脉南麓、新疆、中原以及西藏其他区域的交流。
青海都兰热水墓群2018血渭一号墓为热水墓群发现的结构最完整、体系最清晰、墓室最复杂的高等级墓葬，根据所出印章可知墓主是吐谷浑王阿柴王，对研究唐（吐蕃）时期热水地区墓葬的归属、葬制葬俗及唐蕃关系等具有重要价值。
四川甘孜州石渠吐蕃时代石刻所见古藏文题记可准确断代，为研究吐蕃时期佛教考古，以及青藏高原东部唐蕃古道走向或文成公主进藏路线的考证提供了重要的新资料。
新疆尉犁克亚克库都克烽燧遗址的发掘，是国内首次对唐代烽燧遗址进行的主动性考古发掘。它的重要性通过两个“完整”体现出来。第一，系统完整地揭露出唐代烽燧遗址结构，明确了该遗址是唐代安西四镇焉耆镇下的“沙堆烽”故址。第二，出土了相对完整的烽燧文书群。这两个“完整”共同活化了唐代戍边生活的场景，证明唐王朝对西域的稳定治理和对丝绸之路路政建置的持续维护。
窑址发掘仍以聚落考古的方式揭露作坊的平面布局，对其始烧年代、技术特征以及销售都有新认识。滨海港口遗址的发掘，展现了较为完整的产运销链条。
2014年，河北内丘城关邢窑遗址中心窑场的发掘，将该区域制瓷窑炉的历史上溯至北朝时期，为研究邢窑早期窑炉的结构、布局和产品提供了重要资料。浙江慈溪上林湖后司岙唐五代秘色瓷窑址的发掘，首次摸清以后司岙窑址为代表的唐宋越窑高端青瓷窑场的基本格局，揭示了秘色瓷的产地和唐五代宫廷用瓷的来源与生产管理状况。
江西景德镇南窑的发掘填补了该地区唐代瓷窑遗存的空白。在生产销售方面，该窑呈现出将利润最大化的“背后地”生产模式，将市场需要的不同地区的制瓷工艺融汇到南窑生产中。背后地的生产模式通过水道连接便利的港口输出销售，是当时包括制瓷在内的手工业追逐市场利益最大化的一种主要模式，客观上也推动了不同窑业技术的融合和创新。
港口遗址的发掘为进一步探讨背后地模式及其与海内外贸易的关系提供了可能。上海青浦青龙镇遗址是唐宋时期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贸易港口，其发掘可重构青龙镇发展、繁荣、衰落的过程，以及唐宋市场对南方窑口需求的转变，在唐宋市镇考古中具有典范意义。隆平寺塔基是北宋民间建造佛塔的典型代表，在当时具有航标塔的功能。江苏张家港黄泗浦遗址的发掘证实了该遗址是长江下游一处重要的港口集镇，实证了鉴真从黄泗浦东渡启航的史料记载。
作者单位：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
本文为《新时代百项考古新发现》一书三国至隋唐时期专家导读
审核：冯朝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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