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丹江口水库是南水北调中线工程的水源地，是国家水网骨干工程和大动脉的重要节点，为京津冀协同发展、雄安新区建设等国家重大战略实施提供了坚实可靠的水安全保障。但是，久治不绝的农业面源污染已逐渐成为丹江口水库水质安全的首要威胁。”
今年两会期间，全国人大代表、湖北省农业科学院生物农药中心副主任刘晓艳带来了关于源头减少化肥农药使用，加强丹江口库区及上游流域农业面源污染综合治理的建议。
她告诉九派新闻，丹江口水库流域内降雨主要集中在7-9月，这段时间也是农业主要种植时期。降雨叠加农户分散粗放种植模式，极易造成水土和氮磷等养分流入河道，给丹江口水质安全带来较大风险，急需关注和改进。
刘晓艳。图/受访者提供
[1]问题：水质安全保障存在突出挑战
刘晓艳介绍，目前，丹江口水库年度水质保持在Ⅱ类以上，109项水质监测指标中有106项达到Ⅰ类标准。多年来，丹江口水库水质总体良好（整体可达到Ⅱ类水质目标），但是对照“长治久清”的要求，水质安全保障还存在突出挑战。
具体表现为：丹江口水库及上游流域氮磷污染问题严重，局部库湾与部分河流水质不能稳定达标；水源区农药化肥过度施用，流失严重，农业面源污染成为丹江口水质安全面临的主要挑战；农业面源污染底数不清，污染防控技术体系不健全，治理压力严峻污染。
她举例，如2021年6月后，汉江上游遭遇20年一遇的大洪水，输入库区的总氮通量较往年增加3-4倍、总磷通量较往年增加2-3倍。2021年曹沟库湾，2023年魏家沟库湾，2024年浪河库湾、神定河库湾和泗河库湾相继出现水华现象，严重威胁水库水质安全。
根据《湖北省农业年鉴（2017-2022）》的数据统计，因种植结构传统、管理粗放，结构单一，农田种植源面源污染对水质污染贡献度比重占70%以上，成为了水源地面源污染的主要因素。
第二次污染普查结果显示，丹江口库周7个区县年度农药使用量1440吨，化肥施用量20.77万吨，单位面积平均施用量达到545公斤/公顷，高于国际公认上限225公斤/公顷，是国际公认的化肥施用上限的2.42倍。
“此外，还存在库区农业面源分布广泛且来源复杂多样，现有农业面源污染监测体系不完善；多部门协同性不足，管理体系制约库区农田面源治理对策的科学制定；农民减施化肥、农药的积极性不高等问题。”
[2]建议
为系统解决南水北调中线水源地农业面源污染对水质的威胁，刘晓艳建议：
第一，以丹江口水源地保护为示范，构建绿色农业政策体系。将丹江口库区及上游流域设立为国家级农业绿色发展先行区，编制《南水北调中线水源地绿色农业发展规划》，明确化肥农药减量目标及生态种植比例，重点开展新型高效、成本可控的生物农药与生物肥料、全链条农业面源污染综合防控技术的研究与推广工作。制定出台支持绿色农产品发展的政策措施，包括财政补贴、税收优惠、金融支持等，支持研发根据丹江口库区流域和污染特性组件式集成的面源田间源头污染控制-传输途径阻滞削减-临水末端拦截削减的流域面源污染综合阻控技术体系。建立天-空-地一体化面源污染监测和预警体系，实现对潜在农业面源污染风险点识别、为预警和处置决策支持技术体系；在此基础上，构建科学合理的水源区种养结构与模式，创建绿色农业典型示范区，总结成功推广经验。
第二，健全财政金融保障机制，激活农业面源污染治理市场动能。丹江口库区及上游流域水源保护事关供水安全，属国家公益性、公共性重大工程建设项目，建议进一步提高中央资金投资，在已有各部门监测体系基础上，在库区及其周边区域布设水质自动监测站、土壤监测站和气象监测站等监测站点，完善水污染物面源监测预警体系；将生物肥料替代补贴种类拓宽，生物肥料使用补贴标准提升20%以上，对低毒生物农药实行购置补贴，鼓励农民加大对生物肥料及生物农药的使用量，从源头上减少化学农药与化学肥料的使用量；同时鼓励政府和社会资本探索合作新模式，提高社会资本参与水源地水质保护的积极性，拓宽资金渠道来源，保障水源地水质保障的资金需求。
第三，推动丹江口库区以上流域农业面源污染防控立法，明确管理权责，强化多部门协同配合。建议制定《丹江口库区及上游流域农业面源污染防治特别条例》，将该条例列入人大立法规划计划，为丹江口库区及其上游流域水源地保护、水质保护和绿色农业发展提供统一的法律依据。其中，建议明确农业农村部门作为面源污染治理主责单位，建立鄂豫陕三省联席会议制度，实行跨界断面水质双向考核；划定农业面源污染控制区，严格实行种植业负面清单管理，建立耕地土壤环境质量分类管控制度，细化保护要求；协调众多管理主体，按照新形势新任务新要求，建立跨区域跨部门农业面源污染联防联控联治机制，进一步推动建立农业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制度，对超标使用农药化肥行为实施“罚金”，通过法治手段确保“一库净水永续北送”。
九派新闻特派记者杨冰钰北京报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