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家贫亦好”
去过南京师范大学的人都知道随园。随园原为曹雪芹祖上林园，袁枚在《随园诗话》中声称：“雪芹撰《红楼梦》一部，备记风月繁华之盛，中有所谓大观园者，即余之随园也。”当然，作为小说中的大观园与现实中的随园不能画等号，但有几分影子却是确凿无疑的。随园名称是袁枚取的，有“顺其自然、随遇而安”之意，这与袁枚倡导的“性灵说”旨意相近。随着袁枚以及《随园诗话》《随园食单》的出名，随园便成为南京的一张名片。不幸的是，太平天国兴起，随园被夷为平地。1923年，随园遗址上建起金陵女子大学校舍，独具东方风格的中国古典宫殿式建筑群矗立校园。斗转星移，古朴典雅的随园如今成为南师大的随园校园。
当年，清代著名文学家袁枚是随园的主人，现今的中小学课本上袁枚的诗文就有好几首（篇）。袁枚乃名副其实的才子，12岁中秀才，23岁中举人，24岁中进士。在科举时代，中秀才的平均年龄是24岁，中举的平均年龄是30岁，中进士的平均年龄是35岁。袁枚科举考试的每一台阶都以跳跃式呈现，可谓人生赢家，让人艳羡。但是，人生赢家袁枚在官场仅驻留十年，觉得“出山泉不清，在家贫亦好”，毅然栖息随园。五十年的漫长岁月都浸润在随园的奇峰怪石、楼台竹树中，遂变作一首首诗、一篇篇文。
“折狱最聪强”
袁枚年轻时入翰林，仕途起点高。但这位才子在满文学习中却不够用功，考试竟不及格。不愿做“俗吏”的袁大才子到头来只好被外放江苏溧水知县，开始了他的断案生涯。这位年轻后生的政绩颇佳。袁枚父亲袁滨，是一位擅刑名之学的师爷。他在溧水县巡游时，惊觉所到之处一片赞赏声。袁枚有诗为证：“我昔知溧水，阿爷客桂林。得信买舟归，慰我迎养心。虑我年尚少，居官力不任。入境带草冠，貌作路过叟。召集翁若妪，问某官贤否。曰是翰林耶，年才廿八九。折狱最聪强，居心颇慈厚。一村复一村，好字不离口。爷闻不易服，骑驴直上堂……道汝能循良，较胜罗珍羞。”
父亲虽然对儿子呵护有加，但在政声上想必不会硬把金粉往儿子脸上敷，因为他更多是来挑刺、找问题的，希望儿子获得万民爱戴，步步高升。事实上，作为才子的袁枚，断案确实有两把刷子。高淳县有位秀才李名世，偶尔听了一次袁枚断案，为之倾倒，竟在溧水县衙旁租屋，“日听一二事，归与父老传”。想想这位李秀才，抛却功名就是为了“日听一二事”，也算“性灵独至”，得袁枚的真传。
“十日无留遗”
袁枚先后在溧水、江浦、沭阳、江宁任知县。时间不长，只有短短的七年，却政绩显赫，给当地百姓留下好印象。袁枚断案的特点可归纳为五点。
第一是快。袁枚平生干什么都突出一个字：快。科举考试快，作文吟诗快，断案快。除缉凶追债案件外，其他案件十天以内一律结案。正所谓“只有大小狱，十日无留遗”。这不是一般官员能办到的，只因袁枚断案有独门绝技，不像一般知县那样，抱着卷帙浩繁的案卷“死啃”。许多案件，袁枚根本不看案卷，听完原被告陈述，案子就判了，而且双方当事人心服口服。百姓到袁枚这里告状，不需久等，“裹饭一包”的时辰就可领到判决书，袁枚因此获得了“袁一包”称誉。当今各地法院，普遍是人少案多，袁枚的断案方法值得借鉴。
第二是亲民、便民，尽量消除官民之间的隔阂。作为封建社会的县老爷，贪赃枉法、草菅人命的不在少数，袁枚是少有的例外。袁枚认为为政之道追求的是“笑为民父母，痛痒真亲尝”。他断案时允许他人聆听，这是一种自信，也是亲民的体现。
第三是不仅在法律上考虑谁对谁错，而且考虑社会效果。袁枚审理过这样一个案件：汤宾生把房典给友人屈映伯，期限为三十年。未满十年，汤病亡，妻儿生计艰难。汤崔氏希望屈买绝房屋，但屈料定汤崔氏届期必无力赎回房屋而拒绝买绝房屋的要求。袁枚认为典当合同成立，屈不买绝房屋也合法，但考虑到本案的特殊情况，屈不应为富不仁，需加钱百千，付于汤崔氏。
第四是重视善后工作。许多案件，案子结了，当事人却成了仇人，相互之间老死不相往来。袁枚秉承中国传统文化“和为贵”的精神，断案时立足公正无私，案结后把双方当事人叫到一起，作揖言欢，尽释前嫌。也有个别当事人不愿坐到一起，袁枚总是好言相劝，让他们“明日来”。袁知县的“明日来”包含着温暖，寄予着希望。将心比心，江宁老百姓便唱起“江宁知县明日来”的歌谣。
第五是善于利用耳目。袁枚每到一县，“多设耳目方略，集乡保，询盗贼及诸恶少姓名，出簿记相质证，使不能隐，则榜其姓名，许三年无犯，湔雪之，奸民皆敛迹”。有了耳目，袁枚就对地方的盗贼、恶少心里有数；而且给这些人建立“黑榜”，表现好，才从榜上撤下。在乡土社会和熟人社会，袁枚的这招非常管用。
袁枚由于断案方法行之有效，故而在各地都留下好名声。他也颇为自许，吟诗道：“至今野老泪簌簌，颇道我比他人强！”在溧水做官不足两月，袁枚离开时，父老夹道送行，并给袁枚披上了写满百姓姓名的“万民衣”。这大概是百姓的最高褒奖。这么短的时间能获得百姓的拥戴，说明袁枚确实能为百姓排忧解难。
“六经尽糟粕”
大多数人对袁枚的了解限于文学家，其实，他还是一位思想家，而且被著名法学家杨鸿烈以及思想史专家蔡尚思誉为“大思想家”。袁枚在政治、法律、哲学、美学、经济、文学、史学、教育、民俗等方面均有建树。杨鸿烈在《大思想家袁枚评传》一书中认为，袁枚思想的根本是打破“道统”。“道统”是中国封建社会的意识形态，是儒家的纲常礼教。中国传统法律文化就是在儒家“道统”统领下发挥作用的。可以说，打破儒家“道统”意味着冲破封建社会的法律羁绊。
袁枚生于康熙年代，长于雍正年代，仕于乾隆年代，卒于嘉庆年代。乾隆大兴文字狱，钳制思想，但就在这样的年代，袁枚举着“性灵”的旗帜杀将过来，冲破了封建社会的重重禁区。正如袁枚诗云：“双目自将秋水洗，一生不受古人欺。”袁枚对“六经”“少信多疑”，认为“六经尽糟粕”。他的“性灵说”是对儒家温柔敦厚的诗教理论的抗议，冲击的是弥漫文坛的复古主义、形式主义文风。在文字狱如火如荼的乾隆朝，袁枚却敢向儒家的核心阵地（“六经”）猛烈开火，具备这种胆识者有几人？
袁枚的随园是曹雪芹当年住过的“大观园”。大观园里“女儿是水作的骨肉，男人是泥作的骨肉”。袁枚尊重女性不亚于贾宝玉。他提倡男女平等，抨击“女人是祸水”的女人亡国论，批判“妇女从一而终”的封建贞节观，反对女子裹足，肯定女性的社会地位和人格尊严。在《子不语》中，袁枚替失节妇女辩护：“况古来周公制礼以后，才有妇人从一而终之说。试问未有周公以前，黄农虞夏一千余年史册中，妇人失节者为谁耶？”法律如果违背人性，一定是恶法。而对那些道学先生，袁枚指斥道：“不近人情者，鲜不为大奸。”
（作者系南京师范大学法学院教授、中国法治现代化研究院研究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