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生周刊》记者罗燕
作为高等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应用型本科在我国目前的普通本科高校中占比超过一半，其发展事关高等教育的总体布局和规模质量。
《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2024－2035年）》（以下简称《纲要》）提出，按照研究型、应用型、技能型等基本办学定位，明确各类高校发展定位。根据不同类型高校功能定位、实际贡献、特色优势，建立资源配置激励机制，引导高校在不同领域不同赛道发挥优势、办出特色。《纲要》也提出要加快推进地方高校应用型转型。
全国政协委员、上海应用技术大学校长汪小帆发现，在分类推进高校改革过程中，应用型高校建设也面临一些困境，需要积极应对，为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培养高素质应用型人才。
汪小帆
应用型高校面临三大困境
“应用型高校介于研究型大学和技能型职业院校之间，应用创新研究和应用型人才培养难以有效结合，往往导致创新水平不如研究型大学‘高大上’，人才培养不如技能型高校‘接地气’”。汪小帆这样描述应用型高校的“夹心层”困境，这种困境导致应用型高校在政策支持和资源投入上出现空档和短缺。
他梳理发现，我国自2017年开始实施的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计划（以下简称“双一流”计划）主要是针对研究型大学。自2019年开始实施的中国特色高水平高职学校和专业建设计划（以下简称“双高计划”）则明确是面向技能型高职院校的。在专项建设方面，深化产教融合是应用型高校的重点。但2023年开始实施的国家产教融合创新平台主要针对研究型大学。2023年开始实施的国家市域产教联合体建设明确是作为增强职业教育适应性和吸引力的重要举措，参与建设高校主体是技能型职业院校。
“当前在学科评估、学位点增设、国家一流专业和一流课程建设等方面把所有本科高校‘放在一个篮子里’，用一把尺子量所有本科高校，使得应用型高校盲目追求研究型高校的指标，偏离特色办学方向。”汪小帆表示。
与此相关的是，我国应用型高校发展路径出现同质化倾向。比如，近年来，很多“学院”积极争取更名为“大学”、争取成为硕士和博士学位授予单位等，过度追求规模扩张，弱化了产教融合的核心定位。
“虽然从学校自身发展需要来看这是可以理解的，但也往往导致学校为了满足‘指标’而不能坚持走特色办学之路。”汪小帆认为，“应用型高校是培养本科及以上应用型人才的主力军，但当前政策支持与资源配置的不足，严重制约了其高质量发展。”
“分赛道”破解应用型高校发展难题
面对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我国亟需培养大批高素质应用型人才，而应用型高校是我国培养本科及以上应用型人才的主要力量。
汪小帆表示，可以参照“双一流”和“双高”建设计划，设立专门的高水平应用型高校和专业建设计划（以下简称“双高应计划”），支持一批应用型高校建设成为我国应用型人才培养高地，形成示范效应。
在教育改革中，评价改革是“牛鼻子”。汪小帆建议高校落实“分赛道”评价机制。
“要在学科评估、学位点增设、国家一流专业和一流课程建设等方面区分研究型和应用型高校不同的赛道，建立适用于应用型高校的评价体系，激励应用型高校特色发展。”汪小帆说。
此外，汪小帆还提出探索“共同体”建设，在应用型高校相对集中的区域组建区域性应用型高校联盟和产教融合共同体，深入推进实质性资源共享、基地共建、教师互聘、课程共建、学分互认等，把各自的特色优势汇聚成推进高质量发展的合力。
“产教融合是应用型高校的核心任务。当前国家产教融合创新平台主要面向研究型大学，建议未来在政策设计中向应用型高校倾斜，真正打通校企合作的‘最后一公里’。”汪小帆表示。
近年来，国家已出台多项政策引导高校分类发展。例如，上海自2018年起实施高校分类评价，17所应用技术型高校被纳入体系；教育部自2021年开始实施以应用型高校为重点的现代产业学院建设，只是目前资源投入和覆盖范围还有限。汪小帆认为，随着《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2024－2035年）》的推进，应用型高校亟需更明确的顶层设计和资源保障。
分类改革不是“贴标签”，而是要让每类高校在各自赛道上发挥优势。汪小帆呼吁打破“一把尺子量到底”的模式，让应用型高校真正回归“应用”本质，为产业升级提供强有力的人才支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