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商一代，方国林立。甲骨卜辞中记载的商王朝，战争与祭祀几乎是商王活动的全部，据西南大学李发博士粗略统计，仅商王武丁在位时期，与商朝发生战争的方国和地区就有80个之多。

不过，这些被征伐的方国在甲骨卜辞中存在的时间很多，在武丁之后就很少再见，但“夷”方却是个例外。

夷方，是对黄淮下游的泛称，夏朝时称“九夷”，商朝称“夷”或“夷方”，周朝称其为“东夷”。商汤灭夏，一个很重要的盟友便是东夷。但到第11任君主仲丁继位时，商夷关系恶化，商朝的主要用兵方向开始转向东夷诸族。

商夷战争持续了数百年之久，殷墟一至四期（盘庚至帝辛）卜辞中，频繁出现对夷方的征伐记载。到帝辛（纣王）继位时，商朝对东夷的战争规模愈发扩大，甲骨文中出现了俘虏东夷首领的记载。

纣王讨伐东夷的胜利，既宣告了商夷战争的结束，但同时也预示着商朝国祚的终结。《左传》曾评价说“纣克东夷，而殒其身。”

正因为纣王将更多的主力投入到了东方战场，耗尽了商朝积攒的最后一丝国力，让西方的周国有了可趁之机，最终，周武王完成了商周鼎革的历史伟业。

商朝是一个十分热衷于开疆拓土的，它的建立者成汤“十一征而无敌於天下”，到武丁时，还出现了历史上著名的女性将领—妇好。

不过，商朝中前期的用兵方向主要集中在西方和南方的羌方、戎、鬼方、蜀以及荆等方国。而对东夷的战争，一方面是由于和东夷关系的恶化，另一方面，也是最主要的，经历了商朝长期的征伐，西方的方国均已臣服，已没有征伐的必要，这个时候商朝将开疆拓土的方向转而东向，也在常理。

但到了文丁、帝乙、帝辛（纣王）祖孙在位时，形势再次发生变化。西方的周国崛起，对商朝的统治再次形成了巨大威胁。

早在周武王的祖父季历在位时，身为殷商臣属的周人就擅自对晋东南一带的余无用兵，这引起商王文丁的警觉，下令处死了季历。

随后，季历之子姬昌继位，这就是后来的周文王。据陕西周原考古出土的周人1号卜甲记载，周文王曾向先祖盟誓，要走商汤正道（即取商而代之）。果然，《竹书记年》中记载了“帝乙处殷，二年，周人伐商”，这也是周国第一次向商朝发动直接的军事进攻。

纣王继位后，忠于殷商的崇国君主虎也不断提醒纣王：“西伯积善累德，诸侯皆向之，将不利於帝”。显然，这个时候西方的周国对殷商的威胁已经远远大于处于松散联盟状态的东夷。

特别是在周武王继位后，率兵东渡盟津观兵，不期而会盟津者八百诸侯，此时距牧野之战只有不到两年时间。夏商周三代，只有宗主国才有资格召集诸侯会盟，周武王此举，反叛之意已不言而喻。

但纣王在对东线和西线的用兵抉择上，依然坚持了将主力部署在东夷战场，这也直接导致了殷商的灭亡。

纣王战略抉择的得失，我们这里不做过多讨论。事实上，纣王将周文王囚禁羑里7年，最终又将其释放，并且与周文王建立了姻亲关系，这一切已经表明，纣王对西线始终坚持了怀柔拉拢政策，而将主要精力首先用来解决东夷问题，只可惜，周武王没有给纣王这个时间。

纣王之所以执拗于完成先祖讨平东夷的夙愿，过去我们常常认为是东夷挑衅在先的缘故，但这个理由并不能完全解释对于军事威胁更大的西周，为何纣王却采取了怀柔的态度。

直到3000多年后，考古学家才从考古学文化类型中发现了端倪。

我国的考古学诞生于20世纪20年代，经过数十年的考古发掘，现已证实：华夏文明为满天星斗式的多元起源，在长期的融合发展中逐渐多元归一，在夏前期及以前，考古学上的龙山文化成为新石器时代的主要文化类型，囊括了广袤的黄河中下游农耕区。

此后，以二里头为代表的夏晚期文化、二里岗为代表的早商文化、殷墟为代表的晚商文化，都揭示了夏、商在中国建立了广域王权，不同区域的人们逐渐形成了相同的习俗和文化面貌，这也是华夏文明能够多元归一并最终形成大一统的关键所在。

但在东夷聚居的海岱地区（山东全境、豫东地区和苏皖北部）却存在着一个近乎独立的发展脉络：北辛文化—大汶口文化—海岱文化—岳石文化。

直到商朝前期，海岱地区依然与中原地区是长期并行独立发展的谱系。而此后商朝倾举国之力对东夷的数百年经略，终于成功打破了东方地区与中原地区长期以来对立的格局，终结了东方地区相对独立发展的脚步。

显然，商朝以亡国为代价换来东西文化区域的归一，正是做到了夏朝始终没有做到的“万世功业”，这种远高于短期军事胜利的追求，才是商朝执着于讨伐东夷的主要原因。

800多年以后，殷商遗民后裔—秦人，踏寻着殷商王朝的脚步，最终建立了大一统的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