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出土的文献和《史记》完全不一样？该信哪个？

2020年10月，荆州枣林铺造纸厂一座编号为M46的战国时期楚墓，它的发掘给历史研究带来新的惊喜。此墓墓主人骨保存良好，其头箱中存放了大量竹简，经缀合后有535支之多，共组成9篇古文。其中有一篇被整理者命名为“吴王夫差起师伐越”。而这篇古文的内容，与2017年从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中整理面世的《越公其事》几乎一致，可以视作是“同文异本”之作。

那么，这两份记述吴越争霸史事的楚简，又为我们带来哪些早就湮灭不闻的传奇呢？

清华简《越公其事》，战国。该部分简文记录的是勾践向夫差的求和之辞

公元前494年，吴王夫差起兵击败越国，越王勾践（也作“句践”）在大夫文种建议下，通过贿赂夫差的宠臣伯嚭，终于说动夫差答应议和。《史记》称，作为罢兵的条件，勾践答应让手下重臣范蠡和诸稽郢去吴国做人质。《国语》的说法则更为屈辱，谓勾践“卑事夫差，宦士三百人于吴，其身亲为夫差前马”。而这一切在《越公其事》的叙事里不仅消失得无影无踪，且其中记录的勾践求和之辞，还显得格外不卑不亢：

寡人有带甲八千，有旬之粮。君如为惠，徼天地之福，毋绝越邦之命于天下，亦使句践继纂于越邦，孤其率越庶姓，齐膝同心，以臣事吴，男女服。四方诸侯其或敢不宾于吴邦？君如曰：“余其必灭绝越邦之命于天下，勿使句践继纂于越邦矣。”君乃陈吴甲兵，备钟鼓，建旆旌，王亲鼓之，以观句践之以此八千人者死也。

如果吴王您对我们越国施以恩德，令宗庙社稷得以延续，那我勾践愿意举国称臣于吴，四方诸侯听闻此事，也会抢着和吴国盟好。但若是吴王铁了心一定要灭亡我国，那您就准备好作战的一切，亲自上场看着勾践和手下的八千兵士怎么为国捐躯吧！

看罢真让人拍手叫好，一个末路英雄的形象瞬间树立起来。至于当事人夫差，他的反应在《越公其事》中顺理成章被写成了：“（吴王）乃惧，告申胥曰：‘孤其许之成。’”可以说是立刻被勾践的大无畏精神震慑住了。而当伍子胥极力劝谏他干脆一鼓作气灭亡越国时，夫差还不无伤感地表态：“吾始践越地以至于今，凡吴之善士将中半死矣。”自从跟越国开战以来，我们吴国的能征善战之将士也快战死一半了，实在支撑不下去了。说罢，连此前愤愤不平的伍子胥都“惧”了，当即改变心意，允诺勾践的求和。

浙江绍兴“稽中遗址”，为2024年度浙江考古10项重大发现之一。这是绍兴古城内首次发现越国时期高等级建筑基址，不排除是勾践王宫的可能性

但敏感的读者大概已经反应过来了，虽说故事读起来爽快，但深究起来这情节未免太不合情理了，不仔细看仿佛打了败仗的人是夫差似的！《越公其事》在这之后的主要内容，则围绕勾践为强国雪耻而推行的“五政”（好农功、好信、好征人、好兵、修令审刑）展开。《史记》中这一部分以勾践尝苦胆的情节最为著名，但大体都聚焦于道德领域，关于越国改革内政的具体措施并未详述，《越公其事》刚好补上此阙。从中可知，勾践为劝农事，不但亲自作表率下田耕种，还命人带着美味佳肴以此赏赐农夫，“凡王左右大臣，乃莫不耕”，越国因此变得粮食充足。其周边的部族，知道越地多食，也纷纷归附，“东夷、西夷、姑蔑、句吴四方之民”“颇往而归之，越地乃大多人”。继而勾践又在国内倡导尚武之风，使得“举越邦至于边县城市乃皆好兵甲”。随之而来的就是对贵族阶层的整肃，勾践将他们按照守法与否，分别交由文种和范蠡处置：“乃出恭敬，王讯之，等以授大夫种，则赏谷之。乃出不恭不敬，王讯之，等以授范蠡，则戮杀之。”

在这一系列改革完成后，《越公其事》还记录了尤为诡异的一幕，说勾践为了试验军民是否能奋不顾身为他所用，让人故意“焚舟室，鼓命邦人救火”。越国的军民听到鼓声后，竟真的毫不犹豫地冲向大火之中的舟室救火，场面之血腥令勾践自己都惊骇不已：“王惧，鼓而退之。”但此时死者已达三百人之多。勾践这才终于放心和吴国断交，打起了灭吴之战。

《越公其事》的文本性质，从它的写作手法便可窥一二。吴越双方的名臣，例如伍子胥、伯嚭、范蠡、文种，他们的作用都被弱化了。吴王夫差和越王勾践成为当之无愧的主角。学者李健胜称其是“具有鲜明国君立场和典型资政特色的政论性语类文献”即出此因。所谓语类文献，学者李守奎说：“大都是经过传闻、改造的故事，是个人对历史的理解，或者是为了表达某种观点的带有倾向性的说辞，这些基本上类同大众之语，与形成于史官之手的春秋类文献有很大不同。”

如《国语·楚语》里就谈到为太子讲授“语”的意义正是在于“使明其德，而知先王之务用明德于民焉”。

所以，我们不能简单地将《越公其事》的内容看作真实的越国历史，更不能在潜意识里认为出土文献的真实性就一定高于传世文献。春秋战国时代，伴随着列国纷争而兴起的各思想家往往喜欢通过“托之古人，以自尊其道”的方式，将政治主张融入历史故事中，借此打动当世君王。

上海博物馆藏战国竹简里有《昭王毁室》一篇，说楚昭王建了新宫殿，举行完落成祭礼，正要办宴会饮酒的时候，忽然有一人穿着丧服前来。宫门前的守卫不让这位不速之客入内，此人却威胁不放他进门就要“訋寇”。这里的“訋寇”所指，各家说法不一，有说是自刎，有说是要强闯入宫，总之都是诉诸暴力手段。事情惊动楚昭王，细问之下原来这人的父亲就葬在“此室之阶下”，他希望能让去世的母亲与父合葬。昭王也很大度，在举办完宴会后即下令“毁室”，放弃了这座新宫。

上博简《昭王毁室》，战国。简文称楚昭王为满足一人合葬父母的愿望，拆毁了新修的宫殿

《昭王毁室》大略是想塑造昭王重视礼教的形象，借此向读者传递楚国因此得以复兴的理念。但这一记录的真实性同样不高，甚至可能是战国时代非常流行的一个模板化故事。我们今天仍能在《礼记·檀弓》以及《晏子春秋》中找到3段看上去完全复读《昭王毁室》情节的内容，只不过是将主角换成季武子、齐景公和晏婴，将祈愿人改为杜氏、逢于何或者盆成适。它们跟“愚公移山”这类寓言的作用并无多少区别，核心是作者想要传达的道理，出场人物不过是媒介，换成谁都无伤大雅。

邵王簋，春秋，高25.5厘米，现藏上海博物馆。其上有铭文“昭王之媓之荐簋”，学者张政烺认为它是楚昭王之母的祭器

那么，既然出土简牍所述的历史事件真伪错杂，编著它们的人究竟都想要借此表达哪些政治主张？除了以上例子，最为著名的一种，就是兴盛于战国时代的“禅让”论。

清华简《系年》，战国。该部分记录了戎人杀周幽王后，周王室陷入“二王并立”的对峙状态，郑武公最终靠拥戴周平王“正东方之诸侯”

楚简的发掘清理，令一系列古老的战国“禅让”故事，重新走进历史研究者的视野，代表作就是上博简里的《容成氏》，它开篇即列举了一大堆远古帝王：“……赫胥氏、乔结氏、仓颉氏、轩辕氏、神农氏……之有天下也，皆不授其子而授贤，其德淑清而尚爱。其政治而不赏，官而不爵，无厉于民，而治乱不倦，故曰贤。”

《容成氏》指出，上古时统治权的传递都是不尚亲而尚贤。这意味着“禅让”这一行为在该版本中绝非尧舜的专利。后世传说中创造汉字的黄帝史官仓颉，在《容成氏》中其实也是一位远古君主，说明这类题材出现初期，某一人物的身份、经历，说法相当多样。只不过后世对其进行了修改与整合，方才有了为大众熟知的固定形象。

上博简《容成氏》，战国。《容成氏》收录了大量失载于后世的远古帝王传说，是战国时代“禅让”思想兴盛的反映

《史记》称舜帝时的国号为“有虞”，历代史家也的确习惯称他作“虞舜”。然而《容成氏》中“虞朝”的建立实是尧帝之前的事：及□□氏之有天下……以让于有虞迵。有虞迵曰：“德速衰矣。”于是乎不赏不罚，不刑不杀，邦无饥人，道路无殇死者，上下贵贱各得其世……有虞迵匡天下之政十有九年而王天下，三十有七年而泯终。

简而言之，上古某君王禅让给有虞迵后，有虞迵将国家治理得很好，但死时却未及指定继承者。接下来才到尧帝的主场，《容成氏》称那时尧本是“处于丹府与藋陵之间”的一个小国诸侯，因为“不劝而民力，不刑杀而无盗贼”的极佳治绩，遂在有虞迵后被天下之人立为共主。至于舜，《容成氏》说他本在历丘这个地方种地，奉养父母。尧帝听闻他的贤德，“为车五乘，以三从舜于畎畂之中”，主动到田里与舜谈起天地人民之道。等尧帝年老，就放弃了自己的九个儿子，定舜为后嗣。舜连续推辞五次并向尧帝举荐其他贤者，但尧帝执意为之，舜“然后敢受”。之后舜因大禹治水有功而禅位，也如出一辙。

《容成氏》这部分最有价值的点，在于贡献了后世文献失载的“虞朝”君主有虞迵。据此我们可以肯定，起码在战国时人眼里，“虞朝”的范围绝对不是像司马迁《史记》里写的那般仅专指舜帝时期，起码有虞迵、尧帝、舜帝均包含在内，是一个时间并不短暂的王朝，其君位均以禅让方式相继。如此，我们就能理解，为什么《左传》《国语》里往往将“虞夏商周”并称。虽然《容成氏》中的有虞迵事迹失传许久，但尧帝从虞朝诸侯升级为天子的传说，在传世文献中仍留有一些痕迹。东汉王充《论衡》称“尧以唐侯嗣位”，大抵是出于同一系统。

战国人花费如此大的精力编造复杂的上古帝系，渲染“禅让”制度的优势，究竟是为了追求什么？其实这大抵源于春秋后期兴起的政治口号“尚贤”。如童书业在《先秦七子思想研究》中说的那样：“尚贤的极致就是禅让。”例如《墨子·尚贤》讲到所谓“众贤之术”（如何让国家的贤才多起来），墨子的回答是：“譬若欲众其国之善射御之士者，必将富之、贵之、敬之、誉之，然后国之善射御之士，将可得而众也。”

打个比方，想要国内善于射箭驾车的人变多该怎么办呢？当然是要慷慨给予善于射御者荣华富贵，命国人都尊他敬他。如此一来，受激励而勤学苦练的人自然就多了。照此而言，想让一国的贤才变多，最好的手段就是让他们看到，只要贤到感天动地，连君主的宝座都可以突破“家天下”的限制而变成你的。鼓吹“禅让”的意义正在于此，即为“尚贤”的主张提供一个走向最高处的渠道。

除此之外，我们也应明白，生活在春秋战国这一绵延五百多年的乱世中，所有人对国家的走向都是迷茫的。彼时周天子号令天下的格局已不复存在，而兼并战争的白热化，令诸侯国数量到战国中期也锐减到几近个位数。那种春秋时代由某一霸主统领众诸侯“尊王攘夷”的传统同样难以为继。饱学之士都在竭尽想象力思考未来可行的政治架构。而通过“尚贤”选取公认的贤德之人，来建立一个永远完美的太平世界，是多么美好的梦想。

中山王方壶，战国，现藏河北博物院。方壶铭文记录，燕王哙禅让给相国子之，中山国及其他诸侯联手征讨燕国，战胜后受周天子褒奖的史事。燕国禅让的失败，也使得禅让的口号在战国晚期受到极大冲击

《战国策·秦策》说，秦孝公临终之际，“疾且不起，欲传商君”，想要将秦王之位交给辅佐自己变法的商鞅。无独有偶，《吕氏春秋·不屈》亦道魏惠王曾对惠施说：“上世之有国，必贤者也。今寡人实不若先生，愿得传国。”

足见上古禅让故事在战国前中期号召力之大。最经典的案例则发生在燕国，《史记》记载燕王哙在鹿毛寿的蛊惑下，“属国于子之”，将治国之权尽数交予相国子之。燕国因此发生内乱，齐国趁虚而入将燕王哙与子之全部杀死，令燕国险些亡国。经此一事后，“禅让”的口碑急转直下。《竹书纪年》《韩非子》等战国晚期文献屡次出现“舜囚尧”“禹逼舜”这类与传统禅让故事完全相悖的记载，大概就是因为燕王哙禅让的失败，致使各国学者开始反思禅让一说的可行性，从而由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又编造了一套上古帝王均以武力夺位的说辞，对曾经风靡的禅让论斩草除根。

政治理想破灭前后的尧舜史事完全背道而驰，令人感慨万千。更有甚者，干脆借天神下凡教导人间帝王的模式，编出如清华简中的《参不韦》《两中》等篇目。《参不韦》共124支简，是清华简除《系年》《五纪》之外十分罕见的超过百支的长篇竹书。它称古时洪水泛滥，天帝于是派三不韦将“五刑则”授予人王夏启，帮助其治理国家。五刑则包括五则、五行、五音、五色、五味，而且他们还能和人间的官职进行匹配。例如五音为祝、史、师，五行为司工、司马统管。简文里还列出九种会破坏五刑则的做法，即“九权之参”。《两中》情节相似，说圭中与祥中自天降下，为夏启灌输秉持中道以治国的理念。特别的地方是，两中还谈起了天帝如何选中启作为“下国王”的经过。《参不韦》《两中》的作者不外乎都是在假托天神与夏启的谈话来阐述自己的政治主张。在这荒诞的背景之下，隐藏的是一个个无名氏渴求天下太平、世道公正的心愿。它们不足以被视为史书实录，也的确早已被后世来者抛诸脑后，但中国的国家形态正是在这一次次探索中，逐步走向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