治水安邦
兴水利民
他们是治水贤能
公而忘私
奉献于民
他们是清正楷模
水利部黄河水利委员会
水利部宣传教育中心
联合编写的
《河山正气——中国治水代表人物廉洁故事》
精选23位治水人物嘉言懿行
赓续水利廉洁文脉
传承水利廉洁基因
小编撷取书中精华
以飨读者
进一步扩大水利廉洁文化的感召力影响力渗透力
生平
王安石(1021—1086年),字介甫，号半山，抚州临川县(今属江西抚州)人。中国北宋时期政治家、文学家、思想家、改革家。
宋庆历二年(1042年),王安石中进士，历任扬州签判、鄞县知县、舒州通判等职，政绩显著。宋熙宁二年(1069年),升任参知政事，主持变法，陆续制定均输法、青苗法、农田水利法、免役法、市易法、方田均税法、保甲法、
保马法、将兵法等。宋熙宁三年(1070年)拜相，大力推行改革，并积极促成熙河开边。宋元祐元年(1086年)病逝于钟山，享年66岁。累赠为太傅、舒王，谥号“文”,世称王文公。
王安石潜心研究经学，创“荆公新学”,促进宋代疑经变古学风的形成。其散文雄健峭拔，跻身“唐宋八大家”之列；其诗擅长于说理与修辞，晚年诗风含蓄深沉、深婉不迫，以丰神远韵的风格在北宋诗坛自成一家，世称“王荆公体”。
治水业绩
我国历史上的改革往往与治水密切相关，以“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为思想武器的伟大改革家王安石尤其关注治水，因为他深谙在“以农为本”的国度里兴修水利与兴国安邦的关系。他一生视治水为己任，不仅把兴修水利工程视作“为天下理财”的重要途径，而且积极参加“起低堰、决陂塘、为水陆之利”的实践活动。在他主持变法期间，全国兴修水利工程多达1万余处，受益农田逾36.3万顷，形成我国历史上少见的水利建设高潮。
目睹积弊立下宏志
宋天禧五年(1021年),王安石出生于临川。他自幼勤奋好学，博览群书。其父王益，为真宗年间进士，一生奔走南北做了几任州县官，晚年官至员外郎。
王安石年少时随父亲游历各地，百姓疾苦，民生万态，无不时时引发他的思考。北宋是我国历史上有名的积贫积弱时期，由于实行“不抑兼并”“田制不立”的土地政策，存在严重的土地兼并现象，加上豪强地主具有免税免役的特权，使得大部分税赋落在农民身上，产生了深刻的阶级矛盾；北宋面对边境威胁采取消极妥协的态度，每年以大量“岁币”敬奉，只求暂时安稳，这种消极的军事政策加深了“积弱”的局面。统治者为加强封建专制统治，采取了一系列政治军事措施，衍生出庞大的官僚机构和军队数量，即“冗费、冗兵、冗员”现象，使北宋财政状况入不敷出、捉襟见肘。多年的耳闻目睹，增长了他的见识，也使他早年便立下“矫世变俗”的宏图大志。父亲王益的施政以德、为官清廉，为人刚强正直，都给少年时期的王安石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体恤民情除弊兴利
宋庆历二年(1042年)王安石进士及第，步入仕途。他历任扬州签判、鄞县知县、舒州通判等职，每到一地都能体恤民情，为地方除弊兴利。宋庆历七年(1047年)初，王安石调任鄞县(今浙江宁波)知县。到任不久，适逢鄞县大旱，百姓生活极为困苦。王安石有点想不通，鄞县“沟渠浍川，十百相通”,水源应该十分充足，怎么会有旱情呢?为找到答案，改变鄞县人民的生存环境，他走访鄞县的十几个乡，“以身得察于左右，事可施设，不敢因循苟简”,调研得出，“鄞之地邑，跨负江海”,但地方官吏长期疏于治理，致使水利失修，水道堵塞，百姓遭殃。他认识到，兴修水利乃当务之急，随即提出组织民众“大浚治川渠”的施政方略。各乡民众积极响应，疏堵结合，一时间兴起治水热潮。他创造的陂塘，打破了传统的直立式，采用塘身向外呈斜坡状，以消减潮势，抗潮能力更强。在王安石的带领下，鄞县兴修水利设施达21处，其中代表性的工程即是修复东钱湖。
东钱湖又称钱湖、万金湖，位于鄞县东乡，湖的东南背依青山，湖的西北紧依平原，是远古时期地质运动形成的天然渴湖。王安石走访当地百姓得知，“因豪民于湖、塘浅岸渐次包占，种植菱荷，障塞湖水”,水草杂生，丧失了灌溉功能。他动员10万民众，重清湖界、加深湖底、围筑堤堰，又在鄞县东南的海晏乡让百姓开凿通山，使得东钱湖得到前所未有的疏浚与修治，确保航行畅通无阻，解除鄞县镇海七乡农民的水旱之苦，五十万亩农田得以灌溉，东钱湖重新成为造福于民的“万金湖”。
在鄞三年，王安石“起堤堰，决陂塘，为水陆之利”,为鄞县的水安全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同时，为以后进行变法改革积累了实践经验，也是新法中农田水利法的先导。
推行新法富国强兵
王安石为“唐宋八大家”之一，文学成就家喻户晓，但他一生最大的成就却不是文学，而是变法。作为我国历史上的著名改革家，他于宋神宗熙宁二年(1069年)任参知政事，次年拜相，开始实施变法，但屡遭阻碍。熙宁七年(1074年),王安石被迫辞相，次年二月复任宰相，不久又因维护新法得罪皇帝而再次罢相。
王安石推行了一系列目的在于改变北宋积贫积弱局面、富国强兵的新法，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豪强地主的兼并势力，限制了高利贷对农民的盘剥，限制了官僚和豪绅的隐田漏税行为，打击了大商人对市场的操纵和垄断，使农户所受的赋税剥削有所减轻，国家财政因之大为改观。
开垦农田、兴修水利是王安石发展经济的重要措施。宋熙宁二年(1069年),王安石主持制定完成《农田水利约束》。这是我国历史上第一部比较完整的农田水利法，主要内容为：一是鼓励官民为农田水利工程出谋划策，“行之有效，随功利大小酬赏”,全国出现了“自是四方争言农田水利，古陂废堰，悉务兴复”的奇景；二是鼓励流民就地开垦被废置的荒田；三是给予愿意开垦荒田、修建水利工程的百姓资金、政策等支持；四是制定奖罚分明的制度，对于故意阻挠工程修建、不出工料的人加以惩罚，对兴修农田水利有功的官员予以奖励；五是规定了严格的审核监督制度；六是规定了人力、资金来源机制，募饥民兴水利的办法给灾民提供了就业机会。
随着《农田水利约束》的实施，一场遍及全国的水利热潮到来了。例如，在河北地区，导引滹沱河水“淤却四千余顷好田”;修整滹沱河的河床和堤坝，“出却好田一万顷”;引漳、洺河淤地凡二千四百余顷，使沿河诸县百姓得到沿河三四百里的退滩沃田。
多措并举治理黄河
唐末以后，黄河逐渐结束了东汉以来相对安流的局面，进入了多灾多难的历史时期。宋熙宁二年(1069年)八月黄河改道东行，王安石派遣官员开始治理黄河，组织力量开修疏浚二股河，把河水导向东流，终于“堵塞北河道，使黄河归入东流”。
但是，王安石的治理黄河方略主要是疏而不是堵，因为“派出昆仑五色流，一支黄浊贯中州。吹沙走浪几千里，转侧屋闾无处求”是他对黄河多沙特性的切身感受。他在确保黄河安全的基础上特别注重放淤改土，认为这种方法既肥地又疏浚，一举多得。为此，王安石在官府内设置了“提举沿汴淤田司”“都大提举淤田司"等部门领导大规模放淤行动，淤田逐步展开，滋养了万亩良田。据沈括《梦溪笔谈》记载，短短几年，在河北路的黄河、滹沱河沿岸，放淤改土的面积达4万顷以上，在京东、京西两路，沿汴河放淤1.77万余顷，大量盐碱地变为良田。
为治理黄河淤积问题，王安石可谓煞费苦心，亲自参与研制出一种叫浚川耙的水力机械，即用长达八尺的巨木做成耙子的主体部分，然后在巨木的上面安装长达两尺的齿，这样就像一个耙子，然后用石头压在耙子上面增加重量，耙子的两端系上粗大的绳子，绳子的另外一边系在两只大船的绞车上面，两只大船相距80步(一步等于现在的1.5米左右),然后在船上同时开动绞车，拉着耙子运动，以疏浚黄河泥沙。还专门设立了一个叫浚河司的机构，负责用浚川耙疏浚黄河泥沙。这是有史以来第一次利用机械疏浚黄河泥沙的实践，虽然其效果存在争议，但王安石勇于创新和实践的精神值得后人学习。
廉洁事迹
清廉朴实生活简约
王安石虽贵为宰相，却生活简约，“不溺于财利酒色，视富贵如浮云”。
有一回，有人送王安石两件古物：古镜和宝砚。他看了以后，问道：“这镜子和砚台有何用处?”对方回答说：“这镜面光滑透明，不但近照人影一致，且可远照两百里的景物；还有这砚台石质又细又密，只要呵一口气，就能得水磨墨。”王安石听了以后哈哈大笑说：“两件都算是稀奇宝物，但对我而言却没有什么用处。吾面不及碟子大，哪要什么能照两百里的古镜?再说我有个习惯：写字前必先取水磨墨。你这砚台就算能呵得一担水来又如何?”说完后就拒绝了对方。
还有一回，其儿女亲家萧氏至京要来参谒，王安石约其来府吃饭。第二天，萧氏整装盛服而往，以为相府必然盛宴招待。入府坐定，“果蔬皆不具，其人已心怪之”。日过午，萧氏已觉饥饿，但并没有开饭的迹象，又不敢离去。过了好一会儿，才上了胡饼两枚，猪肉四片，酒一杯。萧氏平时在家吃得不错，面对如此简单菜席，“不复下箸，唯啖胡饼中间少许，留其四傍，公(王安石)顾取自食之，其人愧甚而退。人言公在相位，自奉类不过如此”。
王安石担任宰相期间，得了气喘病，大夫开的药方中，有一味是紫团山人参，但是这种药走遍京城也买不到。有位官员听说此事，就送了一些过去，可是他坚决不收，有人劝他说：“你的病要此药才能治好，何必拘泥于这些小节呢?”他回答说：“我这一辈子没吃过紫团山人参，不也活到今天?现在就算不吃它，还能立即死去吗?”
王安石面色黧黑，门人忧之，去问大夫时，大夫说：“此垢污，非疾也。用藻豆洗面可除。”有一个人知道后，就要送他一些藻豆，他笑道：“天生黑于予，藻豆其如予何?”有人对他说：“公面有墨，我送点芫荽给你，洗之当去。”他也笑道：“天生黑于予，芫荽其如予何?”
清廉到几乎严苛的程度，在当时追求名利的官场中，显得格外难能可贵。
品行端正作风正派
王安石人品刚直，官品清正，为世人所赞赏，甚至连政敌都不得不承认他“素有德行，平生行止无污点”。
宋皇祐三年(1051年),王安石任舒州府(今安徽安庆市)通判。他的官俸一多半要用来供养母亲和祖母，补贴大家族的用项，自己和妻子吴氏以及一双儿女的生活却十分清苦。其实，这时的王安石掌握着舒州官员的监察大权，也有干预地方事务的权力，如果他稍作暗示，那些削尖了脑袋想往上爬的官吏，立即就会送来大把银钱，但是，对于心怀远大政治抱负的王安石来说岂会如此?他以“教人治己，皆宜以正直为先”,时刻提醒自己要做个正直的人。
有一天，有个叫陈圣的知县前来拜访。陈知县已50多岁，在知县任上熬了10多年，按北宋朝惯例早该升迁了，然而在几年前因为夸大水灾灾情冒领赈济款受了处分，一直得不到提拔。他为了升迁煞费苦心，花了大把银子到处“跑官”,把上上下下都打点得差不多了，只剩下主管考核他的王安石了。他早听说王安石对官场中那些投机钻营、溜须拍马、拉拉扯扯、行贿受贿等行为甚为厌恶，但过不了王安石这关又不能如愿升迁，思前想后，还是硬着头皮来找王安石。
陈知县看着王安石除书籍外几乎一无所有家徒四壁的房子，说：“闻听王大人官寓实在寒酸，属下还以为讹传，今日亲眼所见才确信无疑。”王安石对他“跑官”的事也有耳闻，已经猜到他的来意。果然，陈知县拿出银子来说：“属下心里过意不去，故封了100两银子，求大人收下。”王安石笑问：“请问此银从何而来?”陈知县赔着笑脸说：“是署下俸禄。虽说不多，略表寸心。”王安石沉下脸来说：“我一个通判的俸禄比你多一倍，尚且不够用，你却何以如此宽裕呢?麻烦你说说你的收支情况，我帮你好好算算。”陈知县支支吾吾、半天说不出话来。
在考核陈知县的时候，王安石用了“品行稍有瑕疵”的评语。陈知县升迁的愿望再次落空，但他毫无怨言，因为他从心底里敬佩王安石的正直人品、清廉作风。
此事越传越远，传进了宰相文彦博的耳朵里，文彦博立即以王安石恬淡名利、遵纪守道向仁宗皇帝举荐，请求朝廷褒奖以激励风俗，王安石却以不想激起越级提拔之风为由拒绝。难怪黄庭坚曾这样评价王安石：“余尝观其风度，真视富贵如浮云，不溺于财利酒色，一世之伟人也。”
淡泊名利志行高洁
“墙角数枝梅，凌寒独自开。遥知不是雪，为有暗香来。”宋熙宁九年(1076年),王安石二次罢相后，退居钟山，写下此诗。他以梅花高洁、坚贞、高雅的品格喻示自己，处于艰难环境中依然能坚持情操、主张正义，彰显了王安石清正廉洁、品格高尚的政治家气质。
王安石进士及第后，同科进士都到处奔走谋求留在汴京，以便得到更多的提升机会，而他主动请求到偏远地方任职。他虽抱负不凡，政绩优异，多次被高官举荐，但都被一一谢绝。在他看来，为官不是为名利，而是要将平生所学在具体事务中实践和检验，实实在在为百姓做点儿事。
身为宰相的王安石俸禄自然不少，但他却做到深居简出，从来不铺张浪费，四个菜便是一桌饭，而且从不挑三拣四。他不仅自己拒收贿品，而且对那些受贿索贿的官吏也严加惩治。他辞相搬出相府时，所有的官府之物寸草不带，即使夫人喜欢的床，夫人提出要自己掏钱买下，都不被允许。
不爱官、不爱财、不爱色，王安石是个地地道道的“三不爱”官员。仅此，便可令王安石永享盛名，留名青史。梁启超最佩服的人之一便是王安石，在戊戌变法失败后，对于王安石变法的历史意义以及王安石的政治水平、人格操守理解得更是入木三分，因此感叹道：“若乃于三代下求完人，惟公庶足以当之矣。”
刚正不阿依法办事
宋嘉祐六年(1061),王安石任知制诰，参与起草一般的诏书，后又兼纠察在京刑狱判处徒刑以上误判的案件，并对死刑犯进行录问。有一次，一个饲养斗鹑(鹌鹑)的人，同伴想向他索要斗鹑，但这人死活不给，同伴恼火了，抢了斗鹑就跑。这人奋起直追，飞脚踢去，不料将同伴踢死。开封府判了这人死刑，王安石复审后认为：“按律：公取、窃取皆为盗，此不与而乃强携以去，乃盗也；此追而殴之，乃捕盗也，(盗)虽死，当勿论。(开封)府司失入平人为死罪。”开封府不服，后经审刑院、大理寺复议，以开封府所判死刑为是。
王安石即因复审失误而被认为有罪，宋仁宗下诏“放罪”,不予追究。按惯例王安石要到殿门谢恩，王安石认为自己按律复审，没有错，不肯去谢恩，“执政以其名重，释不问”。
王安石不仅自己坚持依法办事，而且努力要求其他官员都知法，依法判案、行事。他担任宰相后提出进行科举改革，设明法科，专考律令、《刑统》大义及判案。首次按新规定进行考试时，报考明法科的不多，为了改变士大夫多不习法的状况，王安石又规定除进士前三名外，都要加试法律。次年三月，又进一步规定自第一名以下，都要加试明法科考的内容后，才能出任官职。
END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