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放战争临近尾声时，重庆党组织的副书记及组织部门负责人冉益智选择背叛，揭露了众多共产党员的身份。更甚的是，他成功说服了川东地区党委书记涂孝文一同叛变，导致包括江竹筠、李青林、雷震在内的多名中共党员被捕。冉益智的行为与经历，成为了长篇小说《红岩》中角色甫志高的创作蓝本。
冉益智背叛后，因失去利用价值被敌人处以枪决。在生命的最后时刻，他高声呼喊“共产党万岁”。这背后的原因究竟是什么呢？对于他的行为，我们是否应该给予宽恕？
1947年末至次年春季，为了协助人民解放军的正面战事并对国民党给予重创，我党川东地区临时委员会，在上川东和下川东地区广泛发动了大规模的武装反抗行动。
1948年4月初至中旬，敌方势力全面行动，意图摧毁地下党组织。他们将目标锁定在《挺进报》上，作为打击的切入点，在重庆地区连续捕获了地下党重庆市委书记刘国定与副书记冉益智。面对威胁，刘国定和冉益智选择了屈服，迅速转变立场，转而加入了特务组织，积极揭露党内信息，对党的组织结构造成了严重损害。
1948年期间，江竹筠通过之前在国立四川大学同窗的帮助，顺利进入万县地方法院工作，担任文职职务。她表面上以法院员工的身份出现，与法院的法官们频繁交往，实际上却在暗中参与万县县委的地下活动。她与县委书记雷震及副书记李青林建立了隐秘且牢固的合作关系，在严峻的政治环境下，成为了红色交通网络中一个关键的连接点。
6月，刘国定与冉益智发生背叛，冉益智协同一群特地从重庆派来的密探，在杨家街口码头趁着端午节龙舟比赛的人群嘈杂之际，逮捕了下川东地区工委的负责人涂孝文。随后，涂孝文迅速选择了背叛。
涂孝文被捕并随后背叛，紧接着黄绍辉也落入敌手。随后，涂孝文协同特务在万县将江竹筠拘捕。当时，江竹筠正利用同事午休的时间，从万县地方法院外出，意图寻找一名可靠的联络员，向位于长江南岸百里之外龙驹坝的地方工委委员唐虚谷传递信息，提醒他近期万县形势不妙，需格外加强戒备。
刚踏上街道，行进未远，冉益智便高声呼唤道：
“江姐，您好。”
江竹筠心中一惊，问道：“为何你会出现在万县？”冉益智满面春风地回答：“我特意来寻你的。”江竹筠不禁心生疑虑，毕竟冉益智身为重庆市委副书记，而下川东地工委直接受川东临委管辖，重庆市委与下川东地工委在组织架构及工作方面并无交集。江竹筠随即提高了警惕。
此刻，冉益智的真面目显露无遗，他挡住了江竹筠的去路。紧接着，几名荷枪实弹的特务从四周包围上来。江竹筠瞬间意识到了局势，她奋力摆脱了特务的束缚，径直走向冉益智。她扬起手，狠狠地给了他一巴掌，眼中满是蔑视，口中愤怒地斥道：“卑鄙小人！”
随后，党员队伍中的李青林、李明辉、李成林、雷振、唐木桃等十人，遭遇了重庆地下党组织被破坏的情况。
冉益智在1931年至1936年期间，担任国民党酉阳县党务指导委员会的干事职务，并负责编辑党部的主要出版物《党政旬报》。这份刊物的主要内容是宣传国民党在不同阶段的政策导向，同时也会刊载一些地方性新闻信息。
该刊物宣扬国民党“党权至上”的理念，直至1935年11月红二军团与红六军团撤离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它已出版了40余期。在此期间，该刊物持续对共产党及贺龙、任弼时指挥的工农红军进行不实指控与恶意攻击。
冉益智身为“王派”的重要成员，遭到了控制当地别动队武装的“蔡派”的拘捕，并被送往重庆的监牢。随后，“王派”利用国民党高层的联系，对“蔡派”实施反击，对此次事件的主要策划者进行了严厉的法律制裁，包括死刑和无期徒刑的判决，冉益智因此得以重获自由。
冉益智在羁押于重庆期间，获得了一位共产党高层人士的协助。他隐瞒了自己的国民党员身份及过去的反共行为，获释后不久便潜入共产党内部，采用张德明、冉毛、肖青灯等假名，在重庆、万县、云阳区域进行活动。
1939年期间，冉益智先后担任了中共合川县委及北碚中心县委的宣传与组织部门成员，年末时，转任中共万县中心县委的组织部门成员。到了1947年，为了强化万县区域的工作，党的川东临委决定组建下川东地委，并指派川东临委副书记涂孝文兼任下川东地委书记，常驻万县。在此背景下，冉益智承担起连接川东临委与下川东地委书记涂孝文之间的沟通协调任务。
1948年春季4月间，中国共产党重庆市委的负责人刘国定，因涉及《挺进报》事件而被捕。在审讯过程中，他未透露真实身份，仅声称自己是预备党员。出于自我保护的目的，刘国定透露了地下党员李忠良的信息。随后，李忠良被捕，并进一步供出了余永安。余永安在被捕后，也供认了自己了解的另一名地下党员冉益智。
冉益智于1948年4月17日落网。被捕之际，领头的特务立即动手，给了他两巴掌，随后取来筷子，对冉益智施展“筷刑”，令他痛苦呻吟。冉益智迅速明白，自己必须面对生死抉择，于是双手慌乱摆动，用尽全身力气呼喊：“我说，我什么都说！”
冉益智背叛后，持续向特务机构示好，展现忠诚，并协助特务逮捕地下党员。他不仅揭露并确认了中共重庆市工委的负责人刘国定及市委成员许建业的身份，还提供了多所学校的地下党组织架构及其成员名单等信息。
得知刘国定协助特务揭露了《挺进报》组织后，为了显示自己的重要性，他匆忙在刘国定之前背叛了下川东地下党，引领特务即刻前往万县，逮捕了下川东地区工委书记涂孝文等人，导致地下党组织遭受了更大的损害。
江姐抵达重庆后不久，西南行辕二处的负责人，特务首领徐远举决定亲自对她进行审问。审讯地点设在徐远举的办公区域内，手下们将老虎凳、绳索、水罐、电刑设备等刑罚工具准备好，企图营造一种压抑的氛围。随后，江姐被带到徐远举面前，她迅速扫视了一圈周围的刑具，镇定地回应着徐远举的提问。
历经一个多月，敌人对江姐实施了连续不断的严刑拷问，尝试了多种残忍方法，却依旧未能得到任何有价值的信息。在此期间，江姐在监狱中给同室的难友们写下一封信，信中内容大致如下：
大家的表现非常出色，我个人并不值得一提。面对毒刑拷打，那不过是一次微不足道的试炼。虽然竹签是用竹子制成，但共产党员的意志却如同钢铁一样坚硬无比。
1949年11月14日，在重庆解放的前夜，渣滓洞监狱处于高度戒备状态。一名守卫大声宣布：“江竹筠、李青林，立即整理物品，准备转移。”随后，江姐脱下囚服，换上了自带的旗袍，并在外披上了一件引人注目的红色毛衣，她步伐坚定地离开了牢房。江竹筠在歌乐山被秘密处决，终年29岁，这一切的根源在于冉益智的背叛。
冉益智在《挺进报》事件中扮演了极其恶劣且凶狠的关键角色。据解放初期的数据记录，由于《挺进报》以及刘、冉的背叛，共有133人被捕。考虑到他在追捕共产党员过程中的“显著贡献与行为”，他被毛人凤、徐远举提拔为长官公署二处的中校专员。待到解放后，冉益智被捕获并接受审判，最终在1951年2月被处决。
执行处罚之际，涂孝文与冉益智高声吟唱着《国际歌》的旋律，直至生命终结前的那一刻，他们仍大声疾呼：“共产党万岁！”然而，他们所犯下的过错已无法弥补，实在令人感到遗憾与惋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