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良玉在崇祯皇帝下诏书让他到北京勤王时按兵不动，原因错综复杂。

崇祯十七年（1644 年），明朝面临着内忧外患的绝境，李自成的军队已逼近北京，关外的吴三桂在宁远孤立无援，多尔衮率军也抵达翁后。左良玉认为此时明朝大势已去，难以挽回，即使他倾尽全力去救崇祯，也可能无法改变最终的结局，所以不如保存实力，以图在乱世中谋得一席之地。 历史上武将勤王往往没有好下场，崇祯二年（1629 年），袁崇焕率九千骑兵从辽东火速增援北京，与八旗军浴血奋战，却在关键时刻被崇祯皇帝逮捕，最终被凌迟处死，家人也被流徙三千里。有此前车之鉴，左良玉害怕自己去勤王也会落得和袁崇焕一样的下场，所以不敢轻易动兵。

左良玉虽手握重兵，但他的军队与李自成的农民军相比，战斗力存在差距。李自成的农民军经过多年战火磨练，战斗力今非昔比，而且人数众多。左良玉曾在朱仙镇会战中败给李自成，精锐损失殆尽，之后的军队多为乌合之众，军容虽壮，但法令不能严格约束，战斗力大打折扣。此外，左良玉的军队中很多是难民，他们参军多是为了图财图乐，打仗时可能会临阵脱逃，所以左良玉不敢轻易与李自成对抗。 左良玉出身贫寒，从小历经磨难，他在战争中逐渐崛起，拥有了自己的势力和军队。对他来说，手中的军队是他安身立命的根本，是获取权力和财富的保障。他更关心的是如何维护自己的地位和利益，而不是为了崇祯皇帝和明朝江山拼死一战。在他看来，冒险勤王可能会让自己失去好不容易积攒的实力和资本，这与他的个人利益相悖。 崇祯皇帝死后，左良玉假装大哭，后人说他养寇自重。

崇祯十一年（1638 年），左良玉在太平县打败张献忠，将其逼得走投无路之际，却听信了张献忠下属马元利的挑拨之语，故意纵敌逃亡，将张献忠这位手握重兵的起义军领袖放走。其目的就是为了让张献忠继续存在，这样他就可以继续以“剿匪”为名，向朝廷索要军饷，加官进爵，同时保持自己在军中的地位和重要性。 在与农民军的多次交战中，左良玉为了保存自己的实力，经常采取“遇强则逃，遇弱则战”的策略。例如崇祯九年（1636 年），在与河南地区的农民起义军作战时，他见起义军战斗力强悍，就中途带兵避战而逃，导致汤九州独自领兵深入敌后，最终苦战而亡。这种行为充分体现了他为了自身利益，不顾大局，有意保留农民军势力，以达到养寇自重的目的。

左良玉的“大哭”并非出于对崇祯皇帝的忠心。他长期以来拥兵自重，对朝廷的命令多有违抗，更多地是考虑自己的利益。崇祯死后他的大哭，可能是一种表面的姿态，是为了在当时的局势下笼络人心，显示自己对明朝的“忠诚”，以维持自己在军中的威望和影响力，避免被其他势力攻击或指责为不忠不义。

崇祯皇帝的死意味着明朝的灭亡，左良玉失去了原有的靠山和统治秩序。他深知自己在新的局势下处境艰难，不仅面临着李自成等农民军势力的威胁，还可能受到其他明朝残余势力或新兴势力的挑战。他的大哭也可能是对自己未来命运的担忧和不安，以及对失去原有地位和利益的一种无奈和痛苦的表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