众所周知，作为中华文明的代表——儒家思想，在被汉武帝评为“天下第一”之后，儒家思想创始人孔子水涨船高，身份地位一跃而起，告别了“干七十余君，莫能用”的尴尬局面。

凭借着儒家思想的独占鳌头，孔子一举摘得“万世师表”和“中华圣人”两枚金牌，位列至尊之位，成为了无可争议的权威泰斗。令孔子遗憾的是：此时距离孔子去世已经700年了。

孔子一直推行的大道：培养忠顺之德，以礼来节制私心，则天下太平

既然儒家被统治阶级钦定为治国安邦的不二思想，那么孔子的“大道”就可以正大光明应用于治国了。

众所周知，对于孔子而言，他耳熟能详的大道思想实际上就是“德”和“礼”的相互配合。孔子曾言：“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民齿有格”。

在孔子看来，只要统治阶级以德来教化，以礼来节制，那么老百姓不仅规规矩矩，而且还能激发他们的羞耻心，从而告别私心、忠心护主。

非常值得一提的是：孔子所言的“德”，绝非今日耳熟能详的社会公德，而是在今人看来十分诟病的忠顺之德。《左传·文公十八年》有云：“孝敬忠信为吉德”。《礼记·冠义》接着云：“孝悌忠顺之行立，而后可以为人，然后可以治人”。

孔子本人对周文王十分推崇，认为周德是至德，而文王之德又是周德的源泉，自己则是文王之后周德的唯一正统传承人。文王为何可堪担当至德之名号？主要原因则是他当时坐拥天下三分之二的实力，仍旧不反叛商朝，实在是忠顺之楷模。

当然其儿子周武王推翻殷商而自立，主要源于文王感知了天命。上天有感于文王的忠顺至德，以及殷商的气数已尽，于是便“天神下凡”，让文王接受天命，代商自立。

非常值得称道的是：即便受之天命，但文王在世时依旧没有行此大逆不道之事。但天命不可违，文王便授意儿子周武王接受天命，这便有了武王伐纣、代商自立的事，完全说得通。

当然孔子站在维护周朝立场的这一套说辞，稍微有脑子的人都不会相信。不仅如此，更有后世拿着这个当挡箭牌，行鸡鸣狗盗之事，比如司马昭、曹操，无不都以周文王自居，唆使儿子做周武王。

自家老婆都搞不定，孔子何以相信：他的“大道”能搞定天下？临死前孔子：我又想了一招

其实用不着曹操、司马昭等后世奸雄来证明孔子的“大道”完全不切实际，就是对于自己的枕边人老婆，他都搞不定，教人何以相信：他的大道能够搞定天下？

孔子十九岁去宋国途中，结识了后来的妻子亓官氏并与之结婚，二人第二年生下了儿子孔鲤。如此看来，孔子可谓事业有起色，情场得意，一切都向好的方向发展。

只是让孔子始料不及的是：妻子亓官氏并非一般的贤良淑德之贤内助，而是妥妥的虚荣心极强的烈女。她之所以看上孔子，就是看中了孔子是一只潜力股。由于孔子能言善辩，与名士和国君都有交往，亓官氏就开始了做官太太的美梦。

只是让她梦碎的是：孔子虽然到处讲学，但没有一个国君愿意接纳他做官。日子久了难免有埋怨之声。随着女儿孔姣出世，家庭开支急剧增大，亓官氏就更要埋怨了。

孔子无奈，顾不上自己君子和超脱世俗的形象，到处托人找关系就是为了找个官儿做，为此不得不低三下四做了一些上不得台面的小官，比如管仓库，管牲畜，兼职主持丧礼等。堂堂君子之标准为五斗米折腰，真是人设碎了一地。

即便孔子这般卖力赚钱养家糊口，但亓官氏的官太太梦想还是遥不可及，为此亓官氏天天跟他吵，终于在熬了几十年后，亓官氏实在受够了孔子的窝囊，于是果断选择与孔子离婚。

站在辩证角度可以得知：孔子连自己的老婆都搞不定，连自己的小家都做不到“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放诸于全天下，又何以搞定天下之人呢？

临死前的孔子终于意识到他这一套大道所需要的条件非常苛刻：说得好听一点就是诸侯、士大夫都没有私心，一心为复兴大周努力，也自愿接受周礼的节制；说得不好听就是将这群人精都当成傻子，自然是竹篮打水一场空，此生难以实现。

于是临死前的孔子一琢磨，又想出了一招，这便出现了闻名后世的那句话：“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在孔子看来，光靠礼来节制私心是不可能了，必须将全天下的人都做手术——去除私心，仅保留公心，方才有效。

站在今人角度不免叹息：孔子真是一根筋哪，总想着改造人性，总想着将自己的大道适用对象不断增加条条框框，其结果就是适用的人群越来越小，连自己的老婆都排除在外，还能有何适用性？

难怪他向七十个君主推行他那一套大道都没人理睬，看来春秋时期虽然小国林立，不乏昏君，但对于孔子那一套不适用的、理想化的治国之策，人家还是长脑子了。

虽然汉武帝时期推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但实际上他只不过用了儒家之名和对帝王的忠顺之德，具体到治国之策时，还是沿用了沦为众矢之的但十分务实的法家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