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布雷的最后日记 陈布雷，名训恩，字彦及，笔名布雷、畏垒。浙江慈溪人。民国时期的政治家。 陈布雷“以一介书生从政，直接间接影响了二十年的中国政治，但他依旧没有改变书生的本色”。然而，凄风苦雨、败象毕露的国民党政权，深深刺激了陈布雷。 据台版徐咏平写的《陈布雷先生传》勾勒陈氏死前的客观形势:“民国三十七年战局呈现严重的危机:一月九日，沈阳沦陷，以后东北渐失，华北震动。三月，山东、河南激战。四月，陕北匪军南犯。五月，泰安失陷。六月，开封失陷。七月，襄阳失陷。八月，东北匪军进犯热河。九月，济南失陷。十月，长春失陷，十一月，徐蚌会战开始。十一月一日，物价管制解冻，金圆券崩溃，物价狂涨。失败主义到处流行，和谈空气极为厚。北国冰天雪地，平津危殆;南京秋高气爽，京沪交通混乱……”。1948年11月13日，远方淮海战役炮声隆隆，南京碧空如洗，陈布雷选择这一天自戕身亡，无异为南京政府敲下第一记丧钟。 纵观陈布雷这一生，对蒋介石堪谓忠心耿耿，鞠躬尽瘁。诚如致蒋遗书中，陈布雷剖心之论:“我心纯洁质直，除忠于我公之外，毫无其它私心”。陈氏弃世一周年，他的昔日同僚陶希圣尝谓:“党的分崩离析是布雷先生最伤心的一事。…他临终一日的日记中，他对于党的团结问题，流露了忧愤的心境，也寄托了迫切的希望。在他自悲的情绪之中，这无疑是重要的成分。” 在“党国”危如累卵之际，陈布雷猝然自戕，必然在他身后留下诸多蜚短流长，纷纭臆测。从陈氏遗留之生前文稿，与近十封墨渖未干的遗书，可明显透露其厌世的真正原因。印证当时国民党诸要员的追念文章，不仅可以看出死因端倪，也可以从国民党方面的视角，对陈氏死亡之谜，找到另一个可资寻思的路径。 譬如，在陈布雷去世前两天写的杂记中，有这么一段话，似乎可以从中追索出他思想日趋灰色的幽微: “人生总有一死，死有重于泰山，有轻于鸿毛，倘使我是在抗战中因工作关系(如某年之七月六日以及在长江舟中)被敌机扫射轰炸而遭难，虽不能是重于泰山，也还有些价值。倘使我是因工作实在紧张，积劳成疾而死，也还值得人一些些可惜。而今我是为脑力实在使用得太疲劳了，思虑一些些也不能用。考虑一个问题时，终觉得头绪纷繁，无从入手，而且拖延疲怠，日复一日，把急要的问题，应该早些提出方案之文件(如战时体制)一天天拖下去，着急尽管着急，而一些不能主动。不但怕见统帅，甚且怕开会，自己拿不出一些些主意，可以说我的脑筋已油尽灯枯了。为了这一些苦恼，又想到国家已进入非常时期，像我这样，虚生人间何用?由此一念而萌自弃之心，虽曰不谓为临难苟免，何可得乎。” 陈布雷在最后一天日记中记载，“看样子我的身体是无法好起来的，我此心永远在痛苦忧念之中。四弟告我，百事要看得‘浑’些，我知其意而做不到。八弟告我:‘一切一切自有主管，又不是你一个人着急所能济事的。’又说:‘你何必把你责任范围以外的事，也要去分心思虑着急。’这话有至理，然我不能控制我的脑筋。” 最后日记又写道:“最近常想国家是进入非常时期了，我辈应该拿出抗战的精神来挽回困难，但是我自问身心较十一年前大不相同，即是共事的同事们，其分心经济，精神颓散，不免影响工作，要像当年的振奋耐劳，亦不可得……” 陈布雷从兴冲冲初晤蒋介石，决心加入国民党，参加工作，到最后自觉无法力挽狂澜于既倒，他不愿意见到“党国”消亡，更无力再与“心理狂郁”斗争，陈布雷选择了幻灭，选择了永远眼不见为净。历史冷知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