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人投降后，宋子文见到旧情人盛爱颐，亲切地主动上前搭话，不料盛爱颐根本不正眼看他，事后每当有人问起这件事，盛爱颐只是冷漠的说道:“我才不跟他啰嗦呢！”

1946年夏天，上海跑马厅的一场家族聚会格外热闹，来客非富即贵，旗袍西装、香槟琴声，旧上海的金粉气仍未散尽。

人群中，宋子文突然站住了，前方不远处，一袭浅蓝色旗袍的女子背影安静站着，杯中香槟尚未抿尽。

有人小声说：“是盛家的大小姐，盛爱颐。”

这名字像石头砸进他心口，宋子文整理衣领，端着酒杯靠近，在人群中轻声开口：“好久不见，你还好吗？”

盛爱颐转过头，神情平静，没有半分波澜。只说一句：“我的丈夫还在等我。”

说完，转身拂袖，连眼角都没再看他一下。

那瞬间，**像一把冰刃刺进宋子文胸口。**这场话，只他一句，她一句。前尘往事，就这么被生生掐断。

两人第一次相识，已是三十年前。1917年，宋子文刚从哥伦比亚大学毕业，顶着洋文凭回国，被介绍去当盛恩颐的英文秘书。

那年，他28，盛爱颐19。盛家是当时上海四大家族之一，父亲盛宣怀掌管汉冶萍、天津电报局、招商局，是大清末年能掀桌子的资本大员。

宋子文出身虽也殷实，但在盛家面前，终归“寒门”。

可他有自信、有才气，说话带点洋腔洋调，做事带点美国习气，拿得起，放得下。

爱颐不爱那些满口酸文假意的官宦子弟，就爱他这种直接的。

两人每次在花厅偶遇，总能聊上半天，有一次他教她写英文信，她写着写着笑起来，说：“这句不像写给父亲，倒像写给恋人。”他没接话，只盯着她笑，眼里压着话没说。

几个月过去，全家上下都看出不对劲。

庄夫人最先出手，把宋子文调走，名义上是“换岗”。爱颐夜里偷偷跑去前厅问：“你要走？”宋子文点头，说：“等我回来娶你。”

她没哭没闹，只塞给他一个金叶子，说：“南下路远，别饿着。”

这是1921年，宋子文受孙中山之邀南下广州，正式投身政坛。

走的时候，他曾写信，说“想私奔”。她没答应，回了封信，三个字：“不能奔。”

因为那时候的规矩摆着：“聘为妻，奔为妾。”她若真跑了，连家谱都进不去。盛家那样的门第，哪能容得下这种事。

她赌，赌宋子文有本事回来光明正大娶她。

可这一赌，就是六年，六年里，他成了财政部长，办了中央银行，成了南京政府的红人。

1927年夏天，《申报》登出一则新闻：宋子文与沪上大户张家千金张乐怡结婚，婚礼在霞飞路张公馆举行，嘉宾满堂，车马成龙。

盛爱颐躲在卧室，看着报纸上一张大合照，一声不吭把报纸撕成两半。她没哭。

等到1930年，她嫁给了母亲一力撮合的表哥庄铸九。那年她32岁，很多人说她“熬太久了”。

她只是笑，说：“该醒了。”

婚后生活没什么波澜，庄铸九是个做实事的绅士，性子不温不火，对她也还敬重。

上海沦陷后，他拒绝做“皇协军”，一家子避居苏州。盛爱颐管家教子，不问外事。

听说宋子文去了重庆，接着又成了外交部长，出访美国，风头无两。她听完这些，只摆手：“别说这些人。”

但旧人消息，总是躲不掉，有一年，远房亲戚带来张照片，说是“宋部长在华盛顿”。孩子指着照片问：“这是谁”，她头也没抬：“路人。”

抗战胜利后，宋子文随国民政府回上海，住进爱文公馆。

有天，他和家人聊天，突然问：“爱颐还在不在这边？”

话一出口，全屋静了。宋霭龄抬眼看他一眼，什么都没说。

聚会那天，他打听到她会出现，穿上最妥帖的中山装，准点到场，端着酒杯在人群中找。一眼看见她，像是回到了花厅那年夏天。

可她已不再等他了，有家庭，有孩子，有风骨，早就不再信男人的承诺，更不愿听一个负心人讲往昔情话。

转身那一刻，她心如止水，而宋子文，那一夜彻夜未眠。

后来他托宋庆龄带话，说想见一面，被拒，又几次借亲戚家聚会递话，统统被挡回去。

1949年宋子文赴美，想带盛家一并过去。盛爱颐没同意，说：“化不开的账，没必要再算。”

晚年住得简朴，听说住的房子边上就是化粪池改建的小楼，老同事来访问她：“怎么不接受宋部长接济？”

她笑笑，喝口茶：“大家早各自嫁娶，何必惹麻烦。”

宋子文直到去世前，床头还放着那张老照片，是他与盛家的合影，站在最远那一角，脸看向别处。

有人说，这是他这辈子唯一输得干净的一场感情。